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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磐-第2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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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吴姐慢慢的说到：“对啊，他现在是很幸福。女朋友跑了，父母已经回老家了，他现在一个人守着那两室一厅的房子，你说他能不幸福吗？”
听到这里，我开始为他担心起来，但是又不好说出来，只好等到聚会结束后，我独自找到吴姐问起他的情况，吴姐边将他的情况都告诉了我。然后很惆怅的说了句：“真是个傻瓜。何必为一个抛弃他的女人而去犯傻呢？”这时的我，开始有种莫名的负罪感，而他却依然在坚持着属于自己的哪个梦。
看完第二篇，文言就纳闷了。他卫宾怎么看也不象是个傻男人啊。他实在搞不懂这家伙为什么会把这两篇文章留在身边。
第二百五十六章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刘兴便接到李容通过牛得草转来的消息，德国方面在今天上午将不安排谈判，中午将在宾馆的餐厅举行欢迎酒会，谈判将在下午进行。听到这里，刘兴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便又继续开始看起昨天晚上没有看完的文章来。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作战指挥理论建设成绩斐然。
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对指挥理论的研究多分散于对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辩证法等问题的研究之中。随着指挥学作为军事科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相对独立出来，指挥理论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并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经过专业研究队伍和众多业余研究力量的共同努力，指挥理论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指挥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作战指挥理论方面的专著、辞书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飞跃。一是指挥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它以专业研究人员和指挥理论教学人员为骨干，以全军从事指挥、参谋工作的人员等业余力量为基础，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批各个方向或者各个系统的学科带头人。二是理论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相当数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论著相继面世，如《军队指挥学》、《军队指挥学基础》、《合成军队指挥学》、《作战指挥学》、《合同作战指挥概论》、《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军队指挥系统概论》、《作战指挥概论》、《高技术条件下合同作战指挥》、《后勤指挥学》、《海军指挥学》、《第二炮兵指挥学》等：编篡出版了一批权威性的辞书，初步统一了指挥理论范畴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队指挥分册》等；编撰出版了一批司令部方面的专著，为新时期军队司令部建设和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司令部工作概论》、《军事参谋学》、《参谋训练指南》、《军用文书新编》、《作战指挥与外军司令部建设》等；出版了一批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方面的专著，有力地促进了我军指挥手段的建设，如《军队指挥自动化》、《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指挥所自动化建设》、《合成军队指挥自动化》等；编译出版了一批外军指挥理论专著、条令条例，为学习和研究外军指挥理论，借鉴外军有益经验提供了良好条件，如《军队指挥理论基础》、《美军高层领导与指挥》、《外军司令部资料汇编》等。另外，规范新时期司令部建设和工作的新一代司令部法规，也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面世；回答和解决当前我军指挥建设和未来作战指挥具体问题的大量成果，还以论文、研究报告等形式出台。对作战指挥领域里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初步形成共识，并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阐释。
十多年来，指挥理论研究的各条战线均围绕着我军指挥建设和未来作战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展开，并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如，对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指挥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要求，认为高技术武器装备特别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广泛使用，虽然深刻地影响了作战指挥，但战争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武装冲突，是以人为主体并由人指挥的战争，因此，战争和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指挥速率成为决定作战成败的关键，信息领域成为敌对双方进行较量的焦点，对作战决心正确性和计划、指令准确性的要求更高，计划组织工作量增大，指挥控制任务更加艰巨，指挥系统的稳定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威胁。要求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必须具有高速率、高质量和稳定、不间断的情报资料获取与处理能力、运筹谋划与决断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控制与协调能力。对于作战指挥原则，认为它与作战原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所有参战人员共有的行为准则，前者是指挥人员所特有的行为准则。作战的成败，除了武器装备、官兵军政素质和战争的性质等因素外，关键取决于指挥人员的指挥。因此，总结概括作战指挥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它应当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组织指挥活动的准则”；其规范的主体，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思维活动和组织指挥行为，同时，对作战指挥原则的具体内容也基本形成共识。对于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认为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虽然提高了指挥与控制的速率，部分地替代或提高了人的功能，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指挥功能。就作战指挥总体而言，围绕着定下决心和实现决心这一核心问题，仍然需要从获取与处理情报资料开始，进行运筹谋划和决断，计划组织部队进行交战。因此，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应当也必须是“掌握情况——定下决心——计划组织部队作出反应”。对于指挥方式的运用，认为其根本目的在于统一意志，以统一协调、迅速有效的行动达成预定作战目的。片面地强调集中统一易于统得过死，影响部队的反应速度；片面地强调分散势必影响作战行动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协调性。未来作战指挥，应当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与适当分散指挥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集”而不死，“分”而不散，充分发挥上下两级的积极性。对于指挥机构编组，认为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建立平战合一的指挥机构，但“两全”很难。指挥自动化系统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几乎强制性地要求指挥机构必须与技术手段相适应；指挥机构既要精干、合成，又不是越小越好、人越少越好，必须以满足作战指挥需求为标准来确定指挥机构的编成和编组。对于指挥系统的稳定性，认为抓住影响指挥系统稳定的关键问题，是确保稳定指挥的前提和基础。在影响指挥系统稳定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一是电磁辐射，二是指挥系统本身功能的强弱，因为，现代作战指挥离不开以电磁设备为主的信息传输；在现代战场上指挥系统不暴露任何征候是不可能的，暴露就意味着遭受攻击，系统功能强遭受攻击时的受损程度就低、恢复就快、指挥就有保障。对于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认为应当走“渐进获取”的道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装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系统要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因为一两个要素更新换代而导致系统整体的更新换代，从上述主要观点看，我们的指挥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所研究的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指导意义。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并对毛**作战指挥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反击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作战指挥的经验，是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目前已经对战役指挥的基本经验形成了共识，即：胸怀战略全局，深刻领会上级意图；全面分析判断敌我情况，科学预见战局发展趋势；从不同战略阶段的大局和战场实际出发，明确战役任务，确定作战方针；审慎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和作战目标；多案权衡、多手准备，适时定下战役决心；坚定地实现既定决心，实施及时、不间断的指挥；全力抓住重心，牢牢把握关节；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提倡积极灵活机断行事；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和运用战法；周密组织战役协同，确保战役的统一行动；对敌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瓦解；抓住作战间隙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组织部队休整等。毛**不仅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也是人民军队的指挥者。毛**作战指挥思想，是人民军队指挥理论的核心，也是指导我军指挥实践的理论基础。
对毛**作战指挥思想进行研究和梳理，是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目前，对毛**作战指挥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进行了初步梳理，将其概括为：努力提高主观指导能力，能动地指挥作战；全面掌握敌我双方及各方面情况，努力做到知彼知己；每战力求有较充分的准备，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眼，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正确确立作战方针；慎重选择作战目标、作战地区和作战时机，拣弱的打，力争地点、时机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以集中兵力为主，集中使用、分散使用和转移兵力灵活运用；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基本战法，依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歼敌手段；抓住作战的中心问题，统筹全局，把握关节；集中统一指挥，灵活机断行事；适时组织休整，把握作战节奏，保持作战锐势；主动、灵活、坚定、隐蔽地实施指挥，充分发挥司令机关的作用。另外，还系统地梳理了毛**从哲学高度和我军作战历史经验等不同角度揭示的作战指挥规律，研究了毛**作战指挥思想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上述总结概括和研究、梳理，虽然还有欠深入、准确，但毕竟填补了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空白，为加强军队指挥建设和指导未来作战指挥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思想和理论，有选择地借鉴了其有益的成份。学习、借鉴外军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红军第一部司令部法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队各级司令部野战勤务暂行教令》，就是在原苏军司令部法规的基础上，结合红军实际制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一些成果，促进了我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可以说，军队指挥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既是军事科学发展和指挥理论研究深入的需要，也是受外军指挥理论发展的促进。80年代初，原苏军正式将指挥学列为其军事科学的二十重要组成部分，井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1984年，原苏联国防部出版了由军事科学博士、教授、上将阿尔图霍夫主编的《军队指挥理论基础》一书。这部著作的引进，不仅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原苏军指挥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启发我们把指挥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美军注重指挥法规建设的做法及其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的成功尝试，也后发和促使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以法规的形式规范指挥行为。任何优秀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都难免带有其所从属的阶级、政治集团、国家和军队属性的胎记。我们对外军优秀指挥思想和理论，基本上做到了结合国情和军情，批判地学习、有选择地借鉴，经过“技术改造”后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起步较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建设的思路和组织上，由于理论研究不够、学术准备不足，加之缺乏统一的论证，各军兵种“各自为战”，不仅造成了建设投入的分散，也使系统与系统之间一度相互封闭、难以融合，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上，认真汲取了这些教训，基本做到了理论研究先行，从作战需求、战术技术功能到系统的战术、技术结构模式，甚至系统的对抗能力等，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准备，从而使有限的投入发挥了较高的效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效。
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加强指挥建设、提高指挥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军队指挥理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一些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贴近实际不够，理论阐释不透；对长远建设特别是新军事革命可能引发的一些根本性变革研究不够，存在着“近视”的倾向；一些规定性成果还存在定量分析不够的问题，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挥任务多，研究如何在指挥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等等。简言之，指挥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二、进一步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军事理论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战争历史证明，指挥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指挥优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场上的指挥优势，来源于和平时期的指挥建设。“科技强军，理论先行”，掌握指挥优势离不开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纵观近年来军队建设状况，指挥建设所以成为制约军队建设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挥理论滞后。当前的新军事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上就是一场指挥观念、指挥手段和指挥组织体制的革命，因此，着眼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跟上世界性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作指导。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军事工程革命、军事技术革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使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达到或者接近极限。如在航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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