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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4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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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纯仁一时默然。
    “范公可知道当官是一门什么学问么?”石越直视着范纯仁,道:“当官乃是一门与烂泥巴打交道的学问。你当了官,便如同掉进烂泥潭中,你既要提防着自己也变成烂泥巴,却也不能想着让自己离那些烂泥巴远远的。到了这烂泥潭中,岂还能想着干干净净?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
    范纯仁的脸腾地红了,霍然抬头,怒视着石越。他几乎要按捺不住自己,想要直斥石越的荒谬,但却又感到有点不屑,只站起身来,便待转身离去。他甚至觉得不屑与石越坐在一起。
    但便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范纯仁忽然想起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喝闷酒,他忽然想起司马康的死——他是知道的,如果当初他不要犹豫,采纳石越的计策,也许司马康便不会死!他的心中,一直郁积着那份难以排解的愧疚……
    “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石越的话真的一点道理也没有么?
    终于,范纯仁缓缓转过身来。
第九章 国须柱石扶丕构(三)
    次日。
    石越一大早起来,便发现外面已经积了一层很厚的雪绒。石蕤跟着阿旺过来请过安,便飞也似地跑去玩雪了;梓儿也是忙里忙外,又要叮嘱下人准备送给山东石起家过年的礼物,查对送给在京各家亲朋戚友过冬的日常用品;又要与侍剑一道预备着收租结账等等琐碎事务,也没空搭理石越。石越一个人看了会报纸,便叫了马车,往尚书省去参加例行的两府聚议——这是一个在文彦博与吕惠卿掌两府期间被破坏掉的惯例。当年吕权重,文资深,两人若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合到一起聚议。但自从皇帝带病前往内东门小殿之后,石越与司马光、韩维之间的关系,实在称得上是熙宁朝的历任宰相中最好的了,兼之如今宋廷面临的事情,也非得两府加强协调不可,因此两府聚议制度,自然而然便又恢复了。
    这天却也没什么新的消息,这已经让石越松了口气。现在整个局势,其实便如一团乱麻,石越最害怕的,便是乱上加乱。
    熙宁十七年的两桩大案,陈世儒案皇帝早已赦免多数受牵连的官员,又换了个主审官,案情很快清晰,除陈世儒夫妇处死外,牵涉的官员大多恢复清白,少数几个嫌疑难以洗脱的,找了个小过失,各贬一秩了事;只有苏颂与吕公著比较倒霉——苏颂枉法的罪名几乎落实,本来马上要进政事堂了,因此一事,竟被贬往陕西路会州做知州;吕公著虽然是被冤枉,半路失踪也是因为高太后有意保护,但却也因此落人话柄,皇帝不仅对高太后更生嫌隙,便是对吕公著也难以容忍了。虽然赵顼要顾着高太后的脸面,司马光极力保荐,吕公著自己也屡番上表自辩,但皇帝一面好言安慰,一面却打发他去洛阳,当了个判河南府事。
    而永顺钱庄案也难以追究下去。永顺钱庄的掌柜沈七在狱中服毒自尽,方泽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这案子证据不足,是否还要深究下去,便是旧党内部,也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吕惠卿恨之入骨,一心想要穷追猛打;但却也有人开始感到厌倦,他们担心这个案子转变成新旧两党的互相报复,希望朝廷在这节骨眼上不要被这些事情吸引太多的精力,因而主张见好就收。而皇帝也有意息事宁人,他更关心的是国库里的钱,因为太府寺卿薛向一病不起,而新任的太府寺少卿张商英又未到任,赵顼便令翰林学士李清臣暂时代理太府寺卿,催着要把从左藏库中流失的交钞收缴回来。而永顺钱庄案也真正让蔡京暂露头脚,司马光对立下大功的蔡京赏识有加,推荐他为户部度支郎中,没几天,蔡京便找了一堆诸如户部事务繁剧、自己于司法程序需要避嫌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这案子彻底丢给了马默与李舜举,高高兴兴去户部高就了。
    石越很难判断司马光究竟是不是在“拉拢”蔡京,不过他倒也并不担心这些,尽管现在蔡京两面都献着殷勤,但要说蔡京会冒然投靠旧党,却也为时过早。石越向皇帝推荐苏辙接任司马光的户部尚书一职,已经得到司马光的首肯,这个职位显然要比蔡京重要得多;不过,做为回报,石越也默契地接受了不到五十五岁的旧党名臣刘挚担任权御史中丞——这个刘挚是仁宗时赫赫有名的“河朔三令”之一,性格峭直,既通经术,又有吏材,因韩琦推荐入馆阁,熙宁初年得到王安石器重,先提拔为中书检正官,一个月后,又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不料任命刚下,刘挚便高兴地吩咐家人收拾行礼,然后便大肆攻击新法,还当面对赵顼说:“我是河北人,不认得王安石。”其后虽然被贬,但皇帝却很维护他,在各路州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终于还是召回汴京,由礼部郎中到宗正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升官速度也快得吓人——这也是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刘挚是所谓“旧党”中的一种典型,虽然被新党视为“旧党”,但他本人崖岸高峻,却是个连旧党君子们也不怎么愿意亲近的人物,在朝廷没什么过于亲密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同样厌恶自己的子侄通过父荫得官,倒是刘家的子侄辈与章惇家的子侄辈关系极好。所以,与其认为他是“旧党”,倒不如说他是所谓“孤臣”更为恰当。
    不过,这对于旧党,却也算是迟来的胜利。而对石越来说,他染指御史台的机会并不大,这个时候更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纠缠于权力分配的斗争。在石越看来,他面前有无数的麻烦,西南夷是个麻烦,伏虞县是个麻烦,益州是个麻烦、交钞是个麻烦,什么陈世儒案、永顺钱庄案、御史中丞、户部尚书……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麻烦。有些麻烦牵一发而全身,互相纠缠在一起,那是大麻烦;而有些麻烦只要谨慎一点,可以单独解决,那就是小麻烦。相比如何解决益州的问题,如何维持交钞的信用、稳定钱钞比,如何抑制物价上涨,汴京的权力分配,远远没那么麻烦。因为汴京的政局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益州局势与交钞问题,却让石越时时担心它们会持续恶化,完全不知道它们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麻烦出来……
    然而担心归担心,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但石越暂时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立收奇效。
    想从几千里之外的汴京,遥控指挥益州的军事行动,那只会收到灾难性的后果。皇帝曾经很想采纳枢府的意见,一面命令高遵惠、陈元凤抽调厢军、乡兵、弓箭手在伏虞县以及蓬州四周州县布防,并设法稳住陈三娘子一伙;一面要求王厚、慕容谦暂时对西南夷不要轻举妄动,禁军兵力要由入蜀的冯京节制,先行平定伏虞县暴乱。
    但却被石越极力阻止。
    石越并没有给赵顼一个完美无暇的计划,他只是力劝皇帝给高遵惠、陈元凤与王厚、慕容谦分别下达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令: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前,许其便宜行事;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后,益州一切军政事务,皆归冯京节制。
    没有传说中的锦囊妙计,也没有料敌千里之外的神奇,更没有完备细致的应对方案,这样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安心,甚至连司马光与韩维虽然在表面上赞赏,心里也不是没有怀疑与担心的。大家总觉得要自己亲自做点什么才能安心。
    不仅如此,石越还阻止了枢府向益州路大举增兵迅速平叛的计划。不过这件事却得到了司马光真心实意的支持,增兵意味着增加益州的补给压力,司马光已经想尽办法想向益州运送物资,但进蜀远比出蜀要艰难,而且远水也难解近渴。
    但石越虽然认为盲目增兵,弊大于利;暗地里,他却每天都要祁祷陈三娘子不要变成流寇,占山为王也好,据城自守也好,这样的叛乱好对付,但倘若变成流寇就麻烦大了,不仅各地的干柴很容易被点燃起来,而且对付流寇,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省力的办法。到时候,宋廷就只能被迫增兵了。石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信心。
    所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石越等于什么都没有做。而每天例外的两府聚议,也如没白开水一样没有意思。
    不过石越也没有心思顾及别人的审美,例行聚议之后,石越给苏轼写了封书信,讲了皇帝对辽国的担忧,吩咐堂吏寄了,便离开了政事堂。皇帝这个时候应当正在单独召见王安石,汴京有成百上千的官员,正在翘首期待着结果,但石越自从昨天见过王安石之后,便已经不再担心这件事了。
    他必须先去劳神解决另一个麻烦,桑充国的麻烦。
    *
    当宰相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在政事堂外面就骑上马离开皇宫;而当宰相的坏处之一,就是在政事堂外上马的同时,也必须带着标准的仪仗队。
    与很多宋朝的士大夫一样,石越讨厌浩浩荡荡的出行——那是李林甫留下来的坏习惯,不过,如果身边带着的是货真价实的军队,那就另当别论。出了内城后,石越便撤了仪仗,只带了侍剑和几个随从,轻骑往白水潭而去。他昨晚辞了范纯仁后,特意去了一趟潘楼街的桑府,早已问得清楚,这几天桑充国既不在潘楼街桑宅,也不在咸宜坊的新宅子里,而是住在白水潭附近的一座新买的园子中。
    石越一行到了白水潭后,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寻着桑充国的园子。从外面看,这园子算是其貌不扬,一条在雪后格外泥泞的小路通往园子的大门,斑剥的粉墙外种着几株瘦瘦歪歪的柳树,只有两扇朱门显得新一点。石越远远看见,已是十分好奇,在墙外下了马,将马顺手交给随从,也不通报敲门,径直推开门闯了进去。
    进到园中,石越便呆住了。这园中除了几间草房外,竟然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厚厚的白雪覆盖下的,明明便是冬小麦的幼苗。而桑充国正站在一间草房的窗边,提着毛笔作画。他显然也已经看见石越,掂着笔吃了一惊,奇道:“子明,你怎的知道这里?”
    “长卿好雅兴,”石越笑着走了过去,“居然扮起隐士来了。”
    他这么说着,却见桑充国脸微微红了一下,显得有几分尴尬,竟好似做了什么见不得人被人抓住一般。
    石越越发好奇,快步进了草房,凑到桑充国画的画前一看,却是极简单的一幅画,既非风景,也非人物,画的竟然就是大雪覆盖的麦苗。石越不由奇道:“长卿难不成要做陈相、陈辛么?”陈相、陈辛相传是战国时人,据说本是儒家弟子,后来投入农家的许行门下。
    “子明说笑了。”桑充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这小片麦地是我带着两位殿下种的……”他看了一眼石越目光中的狐疑,连忙又笑着解释道:“播种自然不是我们做的,买下来便有。我们不过照料了几天,两位殿下亲眼看着这小麦破土发芽,因昨天下雪,我们问过这边的村民,小麦盖过雪明年收成更好,不过两位殿下依然有点不放心……”
    桑充国说得有点语无伦次。石越不由笑着摇摇头,道:“这是画给两位殿下看的?——不过长卿你也够胆大妄为的了。”
    “古时便有籍田之礼,不过后世天子籍田,不过做做样子,哪里知道耕种之辛苦与可贵……”
    “长卿小时候便下过田地劳作?”石越笑着反问道,见桑充国语塞,又笑道:“其实我也觉得让小孩子天天背《千字文》、《蒙求》极没意思的……”
    桑充国却听出了石越的言外之意,连忙摇头辩解道:“子明以为我让两位殿下玩物丧志了?不然,不然。两位殿下其余聪明得紧,《千字文》、《蒙求》之类,早就背得极熟,连《论语》、唐诗都可以背不少了;算术也学得极好,只是写字上、绘画上还要花点功夫,不过我是以为象两位殿下的身份,琴棋书画这些东西,倒不必学得太好,太好反而坏事……两位殿下到底还小,和他们讲《论语》、《孝经》,他们也听不懂,反觉无味,倒不如多见识见识在深宫里见不着的东西,正经功课,其实半点也不曾耽搁的。”
    石越见他说得神采飞扬,想起自己的来意,竟有点不知道要如何开口了,只好干笑道:“如此真是国家之福。”
    “的确是社稷之福。”桑充国也笑着肯定道。
    “不过……”石越迟疑了一下,到底还是开口说道:“我觉得真正的社稷之福,不在于此。”
    “哦?”桑充国终于察觉到了石越的异常。
    石越在桑充国对面坐下来,望着桑充国,说道:“一直以来,我们这些所谓的‘士大夫’,耗尽一代一代人的毕生精力,其实不过是想要寻找一个答案——如何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百姓永远可以安居乐业?”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地方才寻找答案。有些人寄望于历史的经验,有些人寄望于圣人留下来的经典,有些人想从天地自然之规律中寻找蛛丝马迹,有些人干脆靠自己的玄想,还有些人什么也不相信,宁可让自己成为经验的一部分……”
    “那子明又属于哪一类?”桑充国也坐了下来,笑问道。
    “我更相信经验。”石越坦白道,“历史的经验也罢,现实的经验也罢。和我讲千万种道理,不如摆上一样事实。”
    桑充国笑道:“我欲载之空明,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不过子明之眼界,却非止于经验,这么说难以为令人信服。”
    石越摇摇头,笑道:“其实也逃不脱的。”他不欲多说这个问题,便又继续说道:“要找到治天下的办法,先要明白国家的兴衰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
    “依我看,决定国家兴衰者,可能不止一样。国君之明暗,大臣之贤不肖,礼制、法令、制度之完备,都是极重要的。”
    “长卿说得不错。但我以为,这些依然难保长盛不衰。”石越笑道,“君明臣贤,与礼制、法令、制度之完备,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每当君明臣贤之时,礼法、制度往往也较为完善;而完善的礼法、制度,同样也可以延续着君明臣贤的状态。但过得两三百年,再好的礼法、制度,也会被破坏殆尽;明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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