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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疯狂-第4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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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紫禁城外金水桥前。大明朝内阁重臣以及各部官员齐聚在一起，他们三三两两地交谈着最新消息，等待着崇祯皇帝的召见。
在人群中，薛濂身穿朝服，挤在由勋贵组成的圈子后面，听着众人的议论。
“这些天京城里可是瘟病横行，在南城外。我府中的一名奴仆回家探病，没想到他全家都在一天内染病而亡，吓得本侯都不敢出门。要不是今日皇上传旨，本侯绝不会踏出府门一步。”一位侯爷说道。
“不是龙虎山的张天师已经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了吗？怎么瘟病还在流行？”另一位伯爷问道。
“哎——！这上苍降难，哪里会这么好解决。本侯曾听他人传言，张天师在私下里说，这瘟病将传六个月之久，等妖孽尽除，才会苍生得生。不过再深一些的话他就不肯说了，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
“哎——！”
似乎是祸不单行，北京城中从这年二月起又流行起瘟疫。这是一次恶性的传染病，来势猛烈，有些家庭刚刚发现有人染病，没有几天功夫一家人就死得精光。
而这样厉害的瘟疫在京城的历史上闻所未闻，引起市民的极大恐慌。由于城外清军还在活动，想逃到郊外躲避瘟神都不行，城里的居民只能烧香祈祷，求菩萨保佑。
江西的张天师这时候正在京城，崇祯皇帝急忙命他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但这位有一千多年传统的道教领袖的法力看来并不怎么样，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减退。而老百姓只能用一些土办法来自我保护，每到夜间邻里们就组织起来敲锣打鼓整夜地折腾，说是为了驱除厉鬼。
而这连夜的锣鼓喧填，甚至吵得深宫里的皇帝后妃们都不能安眠，但在这种疫疠横行、人心大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下令禁止。
“那今日皇上是何事召见？”一位伯爷问京城勋贵领袖英国公张世泽道。
那英国公张世泽也就三十出头。老英国公今年正好故世，张世泽也刚刚袭爵，因此，他的为人还不十分稳重，见众人想问，他就忍不住有些卖弄。
“还不是皇上要让咱们捐输。”英国公张世泽说道。
“啊？不是吧！”立刻有人就惊呼道，“不是朝廷正在印纸钞，说每年可印制三千万两，怎么还要我们捐输呢？”
在前些日，眼见着外敌内患不断，已经没有了任何手段也面对的崇祯皇帝第三次发布了罪己诏书。而在这道诏书中，对国事的惨痛描述相当具体，说是“逆胡（指清军）蜂拥阑入内地，京畿、山东成为一片废墟”；“流贼接连攻陷藩王封地，数次惊扰皇陵，河南、湖广江北地区大半受到摧残”；“加以天灾不断出现，蝗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搜括，横征暴敛，不顾民间凋疲。致使兵灾祸乱连翩，边境腹地交困；老弱死于沟壑，丁壮亡于干戈。万姓何辜，遭此异惨！”
但说到自己的“罪行”却还是空洞的一句话，“皆朕不德所致也”。至于罪己后的改进措施，这一次总算有了一点具体内容，除了在此前已经免除的已失陷给大顺军的地区五年来拖欠的赋税钱粮外，“直隶各省在兵乱中残破的府、卫、州、县，自崇祯十六年为始，一切三饷加派各项钱粮，免征二年；其未经残破而村落荒芜可怜者，各抚、按分别速奏，酌量减缓。”
可是在大明朝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减免部分地区的三饷加派，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这一举措却使得早已支应计拙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国库无银，各路兵马却急需粮饷，户部用尽心机，还是无法筹措。于是，有人提出用发行纸币，也就是钱钞的办法。
罪己诏刚刚发布，桐城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建言，说是国初实行钞法，因而国用充足，只要恢复旧制，每年印制钱钞三千万贯，朝廷就可以凭空收入白银三千万两，既不必加派扰民，又可以充实军饷。而这一套惊人的经济学理论居然打动了户、工两部的大员和崇祯皇帝本人。
于是崇祯皇帝立即命太监主持设立了内宝钞局专司印钞，昼夜赶制，印出一部分就在京城募商发卖，每贯面值一两，只收九钱七分。可是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取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没有一个主动购买的。
而阁臣在讨论此事的时候说：“商民再愚蠢，谁会用一两银子买一张纸呢？”
可崇祯皇帝却不解地问：“为什么高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就能实行？”
阁臣也弄不清楚，只好回答：“高皇帝似乎也只是承元朝旧制，当时只用作赏赐和一部分官俸，连兵饷也不曾用过。”
但崇祯帝还是垂涎于那每年三千万两的收入，执意要实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
其实每一位有着现代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没有硬通货作为贮备金，纸钞的发行将会是一钱不值的。而元朝的纸钞是有着黄金和白银作为贮备金的，所以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不知道这个经济原理的明朝，在明初发行了纸钞以后，纸钞的价值就一落千丈，最后在市面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废止。
第八百五十九章交谈
可是那些勋贵们都不知道，由于阁臣的抵制，严刑峻法一直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发行的钱钞也就没有收回一两银子，但印制的成本却用了不少。
宝钞局提出，制钞需要桑条二百万斤，照例应由北直、山东、河南、浙江等地交纳，于是一大批太监出京摧办，搅得各处鸡犬不宁；又需要三千名工匠，得在京城附近征募，京畿地区也为此一片大乱。国库有限的资金填到印钞的无底洞中，却毫无收益，朝臣中不少人为此提出反对意见。
由于崇祯皇帝坚持要靠印制纸币发财，制钞的工程一直没有停止；由于朝臣阻搁和商民无人响应，钱钞一张也没有实际发行。这些钱钞也就变成了一大堆没用的废纸。
“可朝中没钱也不应该盯着咱们啊！咱们哪一家不是祖祖辈辈辛苦地积攒下来的啊？”一位侯爷抱怨道。
这抱怨立刻引起了共鸣，众勋贵也都鹊声四起，使得朝臣的聚会场所宛如一个菜市场。可是维持秩序的御史和大汉将军们看着那些勋贵在吵闹，他们也都眼开眼闭。这些人都得罪不起，再加上现在也人心涣散，所以没人想要阻止着勋贵们的抱怨。
突然有个年轻伯爷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各位伯伯叔叔，你们说，这大明朝是不是……？”
可这句问话却立刻使得众人变得鸦雀无声。
在这些天，随着城外鞑子入关，西北农民军狂飙，再加上城中大批百姓死于瘟疫，那极度的恐怖感和悲观绝望的情绪，使得京城中酿造出大量的流言蜚语。
有人传说：皇上梦见一个神人递给他一张白纸，上面只写着一个“有”字。市井间解释说，“有”字是半个“大”和半个“明”的结合，“大不成大。明不成明”，岂不是大明将亡的征兆！
还有人传说：皇宫里有一间长年封闭的小屋，祖上传下来的禁令不许开封。一天皇上兴起，非要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太监们哭劝不成，只得打开。结果里面只有一个小匣，小匣里面有两幅画，一幅画着七个身穿朝服的官员。上面写着四个字“官多法乱”；另一幅画着几个人隔河对泣，上面也是四个字“军民号泣”。人们说这是当年刘伯温留下来的镇宫之物，一旦现露出来，画中的内容就要变成现实，仍然是亡国之兆。
而在民间流传更多的是关于鬼魅横行的说法，不少人一口咬定在大白天亲眼见到过死鬼。当然。有些大胆的人还乘机发那死人财，有些狡猾的宦官们还要趁机渔利，负责收缴城门关税和市场经营税的太监们把税收装进自己的腰包，然后向上司汇报说白天收到的钱到晚间点数的时候发现都变成了阴间用的纸钱。
而这种说法一传开，市井更为恐慌，作小买卖的生意人只好在小摊小铺前面放上一个水盆，让顾客把铜钱放进水里。以识别真假。堂堂的天子之都，完全成了人鬼混淆的世界。
而在场的这些勋贵们都多多少少听说过这些谣言。但这也就是在私底下传言几句，在公开场合谁敢应和？所以这无脑伯爷一说，大伙儿也都是不再作声。
“陈侯！怎么皇上还未召见咱们？谁在殿中啊？”见到场面有些尴尬，英国公张世泽就岔开了话题。
“是吴提督吴襄。辽东吴长伯他爹。”那位陈侯答道。那位陈侯的女婿是护卫殿中的大汉将军，所以陈侯的消息向来是比较灵通。
可是一旁的薛濂终于看不下去了，在这敏感时期，还公开做出这内外交通之事。这简直就太不谨慎了。于是他立刻重重地咳嗽了几声。
“怎么了，姑父？”英国公张世泽竟然还没明白过来，于是他就傻乎乎地问薛濂道。
“祸从口出！想想前几日的吴秀水。”薛濂小声地说道。
可是这话一说，使得众人再度安静了下来。
在年初，有个叫雷縯祚的山东武德兵备佥事疏劾蓟辽督师范志完畏缩纵敌、纵兵淫掠，附带着攻击兵部主官“木偶昏贪，听司官吏书作弊”。而当崇祯皇帝见到这份奏疏以后。当天就召雷縯祚进京回话，第二天就下令逮捕范志完，并命法司拟议对已经被罢免的原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原户部尚书李待问、傅淑训的处罚。
之后，崇祯皇帝亲自审讯了被押解至京的范志完。雷縯祚也赶到京城参加对质。可范志完对所有的指控全部矢口否认，并且说：“雷縯祚是原辅臣吴乃赖常俏猱‘让他参臣。朝臣一半是周延儒之党，一半是吴常郊也缓停虼肆奂坝诔肌！�
范志完知道皇帝平生最恨朝臣结党，这样说是想以此转视线，挽救自己。但崇祯皇帝现在要做的却是杀人出气，根本不听他辩解，只是把他痛斥了一番就算结案。最后他又想起与范志完一起主持对清作战的还有个蓟州总督赵光汴，说是“赵光汴也逗留纵敌，只惩治范志完一人，他怎么能服气？”于是降旨把赵光汴也逮捕，同范志完一同处理。
其实赵光汴在当时的督抚大臣中还算比较好的，虽然胸无大略，对清军作战也毫无成绩，但总算能约束自己的部队，不至于到处烧杀抢掠。雷縯祚攻劾范志完的时候，还顺便称赞了赵光汴，用他的兵不扰民与范志完对比。没想到皇帝一心办人，把本来没事的赵光汴也牵连了进去。所以到了后来，范志完、赵光汴将一起被押赴西市斩首。
而范志完所说的朋党云云虽然没有救了他自己的命，却还是勾起了崇祯皇帝对于两位前辅臣周延儒和吴耐春蕖Ｋ途醯貌谎铣筒蛔阋云叫闹兄摺�
崇祯皇帝对于时局极度的悲观失望，使得他已经是丧失了理智，所以他就要把一件大臣的渎职案无限地扩大下去了。
第八百六十章喜怒无常
正在这时候，兵科给事中郝絅上疏攻劾吏部文选郎中吴昌时，而且矛头直指首辅周延儒，说吴昌时“窃权附势，纳贿行私，为周延儒干子。内阁票拟事关机密，而昌时事事先知”，说周延儒“多欲则不刚直，有用而无体，智足以掩过而忠不足以谋国”，是“天下之罪人”。
紧接着，一批御史、给事中纷纷论劾吴昌时和周延儒，御史蒋拱宸还揭发吴昌时勾结内监，直接在皇帝身边做手脚。
而吴昌时是复社的第一号政治活动家，极善于钻营，当初周延儒再次出山全是靠他一手操办，在京中宫里宫外关系又极多，自然是周延儒的头号心腹。但他在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一年多之后，仍然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心中颇为不平。直到崇祯十六年三月，在周延儒和东林党一派的吏部尚书郑三俊的联合支持下，吴昌时才调任吏部文选主事，代理郎中事，掌握了文官铨选的大权。
一朝权在手，吴昌时不由得意忘形起来，在京都的官场上频繁活动，徇私受贿，一面为朋友同党安排好职位，一面对结过夙仇的人痛下恨手。
在吴昌时代理文选郎中的当月，正值例行的科道外转，就是在给事中和御史中挑出几个人出京作地方官。科道出京照例是要升官的，但通常还是被认为是很吃亏的事，因为给事、御史不但在京中颇有势力，而且随时可能升为京卿，前程无量，而一入外官之流，远离朝廷，前途就十分暗淡了。
何况此时正是天下多事之秋，外转为地方官，天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因此科道们全都不想被外转出去。按惯例，每次科道外转都是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但这一次吴昌时偏要杀一杀言官们的威风，一下子外转了四个给事中和六个御史。大多数言官为此相当愤慨，但当时吴昌时的后台太硬，只得隐忍。
可是随着周延儒的失宠和郑三俊去职，陈演等人又正在煽动一起摧毁周延儒在朝势力的风潮，言官们的积怨终于爆发出来。再加上吴昌时平日招摇太甚。得罪的人很多，才有了这次对他的集中攻讦。
明朝的官僚向来彼此撕咬不休，但许多人共同攻击一个郎中级的小臣的事件却极为少见。崇祯皇帝正在邪火上撞的时候，见到劾书上有同首辅勾结操纵朝政、与宦官暗通声气及泄露机密等重大内容，立即对这宗案件表现出病态的关注。
在这时候，崇祯皇帝还收拾不了躲在通州大营的首辅周延儒。那就先收拾周延儒的首号爪牙——吴昌时吧！
崇祯皇帝执政从来就有一个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原则，最忌讳宫中与外间，内阁与部僚互通消息。平日里有关重大事宜的本章发往内阁，他都是亲自密封在黄绢小匣中，亲笔在封条上写好“某日某时送阁”；内阁票拟之后，原本章连同票签再放在原来的小匣里，由阁臣密封“某日某时某臣等谨封”。再由他亲自启封。
这一套繁琐的办法，就是怕内臣或是中书一类办事人员有意无意了解了机密，泄露出去。而这个胆大妄为的吴昌时竟然既勾通内阁又勾通太监，觊觎大密，暗操朝政，这还了得？
为了不让手眼通天的吴昌时得到消息，他没有把攻击吴昌时的劾疏发往内阁，因为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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