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第4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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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那些官绅地主们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虽然由于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响，而开始逐步地向地主阶级转化，可是这种转化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
　　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仍然坚持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当时。大顺军的兵员已达百万左右，在大片地区内建立了政权，用什么办法来筹措这笔庞大的兵饷和行政费用呢？
　　一种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这是历史上许多新建王朝的传统办法；另一种是实行剥夺剥削者的农民革命政策。
　　而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后来又具体化为“三年免征”的政策。是信守这些诺言呢？还是出尔反尔食言以自肥呢？
　　很显然，李自成这些人的“革命立场”是相当坚定，他们决定继续执行免除农民赋税的政策。而这样一来，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饷和日益增多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许下的诺言，大顺政权的财源就只能依靠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所克城镇官府的微薄库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了。而在这三者当中，最后一项是主要的。
　　于是在大顺军的控制区内，都在雷厉风行地执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汤火。而且大顺军还在追赃过程中刑拷相加，缙绅体面扫地以尽。这样，官绅地主作为一个在各地拥有盘根错节的潜在实力的阶层，政治态度就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官绅地主原先希冀托庇于大顺政权的保护，现在却发现这个政权的刀锋正是对准着自己。所以严酷的事实，使得他们同大顺政权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当大顺军在军事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时，各地的官绅地主慑于兵威，表面上俯首贴耳潜伏忍受，骨子里却咬牙切齿，待机报复。甚至一些被大顺政权吸收参加进了大顺政权中的官绅地主，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生产力要决定于生产关系。像明末这种封建社会里，想要去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做是爽，但绝不会成功。尤其是像李自成这些流寇文盲。
　　而当玉田战役惨败以后，那些处于潜伏状态的各地官绅地主，就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他们纷纷发动叛乱，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而这样的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就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官绅地主阶级的全面复辟。
　　到了九月十三日，汝宁军援军押运着粮饷汇合到固关时，薛勇被吴世恭任命为征西将军，率领包括蛟击镇、黑云军和援军在内的八万兵马，开始了扫荡西北几省，大顺军残留部队和张献忠大西军的全面军事行动。
　　而到薛勇出兵之后，各地的大顺政权是纷纷叛乱，投向了汝宁军。使得薛勇的征西军也开始了一路狂飙。
　　比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这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
　　而当李自成这些大顺军领导人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返回西安以后。由于兵力不足，对畿辅地区已经无力顾及，所以就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河南这一线。
　　九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一带的防务作了具体部署：晋北大同地区由制将军张天琳统领一万多名士兵镇守；晋中太原地区由文水伯李勇带领兵马一万镇守；晋东南长治地区由平南伯刘忠带领八千兵马镇守。
　　而李自成离开太原时亲自召见了李勇，授以坚壁清野之计。为了加强山西的防务，又留下右营大将、绵侯袁宗第以兵万人屯于临汾。
　　为了巩固对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大顺政权还采取了措施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而这一措施，暂时遏制住了叛乱的蔓延，使得山西地方得以暂时稳定。
　　为了同样目的，大顺政权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防范措施，他们下令把山西等地的原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这种大批迁徙原明朝官绅的目的，就是要使得这些地头蛇离乡背井，从而不能再发挥出他们的能量。
　　可是再怎么样，这些区区兵力，就根本抵挡不住薛勇八万征西军。在进入山西以后，征西军根本未遇上什么像样的战斗，反而是大顺军和当地叛乱的部队纷纷投诚和归顺，使得征西军在一个月之内完全占据了整个山西省。而部队也一跃超过了十七万人。
　　而李自成在西撤过程中，没有尽可能地把较多的主力部队留在山西，也没有任命一位高级将领统筹山西防务，回到西安后又没有及时地从陕西调集兵力加强山西的驻军，这在战略上也肯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可以看出，玉田惨败似乎把李自成的军事才能都给打没了。
　　而现在的李自成回到了西京（西安），他又是怎么布置陕西的防御呢？他又是进行了怎么样反攻准备工作呢？


　第八百九十七章天下战事（二）

　　李自成在回到西安以后，他终于振作了起来。首先他所做的事，就是——吹牛。比如：大顺军连续发布了一连窜的命令：
　　“绥德、汉中高、赵（指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
　　“权将军刘（指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
　　“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
　　“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豫贼。至叛逆官兵尽行严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
　　……
　　李自成妄想用这些夸张的宣传先稳定住军心。当然，他也是做着一些反攻的准备的。不过到了最后，大规模的反攻却一直没形成事实。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的一些原因就是：
　　首先，原明朝投降官员见势不妙，重新做了了墙头草。李自成回西安以后，他大力地惩办了一些大顺朝廷和地方官员，如刑政府尚书耿始然、户政府侍郎李天笃以及平阳防御使张爌等。有的固然是因为贪赃枉法，有的则是同政治态度有关。
　　其次，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原明朝投降将领还掌握着部分兵权。而当这些降将得知了坐上龙椅的是原先和他们一样的明朝武将，这些人的态度也或是暖昧难明，或是跃跃欲试起来。
　　而李自成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叛变，不得不在战略要地分驻大顺军旧部，这就必然要牵扯相当一部分力量。
　　如：这年九月间，大顺军绥德守将高一功和延安守将亳侯李过，突然把镇守榆林的确山伯王良智（即李自成进攻西安时开门投降的明朝守将王根子）处死，由高一功接管了榆林的防务。
　　还有，投降大顺政权的明都司崔有福，突然在晋西永宁州（今离石）叛变。他聚集乡兵逮捕了大顺政权的州牧。占领州城，并且骚掠接境的临县、宁乡（今中阳）二县。大顺军被迫“移兵围州城”，直至九月二十五日才攻克。
　　而这些叛乱虽然都被平定了，可大顺军反攻的部署却也被全盘打乱了。
　　最后，连大顺军内部的许多人都是一片悲观。
　　如：牛金星在西安时，与其作为贡生的亲戚置酒，在酒后吐真言。忽然叹道：“人生乱世，贵贱何足道，孽报耳！”。接着又指着自己脑袋说道：“保此物大难。我在祸网中，或庶几可以幸免，即不免而砍之悬于市曹也亦宜。君死网中胡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变。利有逃匿，保此头颅。”接着在酒宴上因为气氛实在悲伤，所以就呜咽流涕而罢饮
　　所以说，在大顺军败回西安之后，内部矛盾有着逐渐激化之势。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力对敌已经是变得不大可能了。
　　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在李自成他们一路逃回陕西的途中，他们也在反思。发现追赃助饷政策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对官绅地主的过分打击则不利于后方的稳定。所以大顺政权也开始实行按田亩数和人头数征收赋税的政策。
　　可这么一来，“三年不征”的政策先是变成了出尔反尔，失去了大批平民百姓的民心。而短时间内，土地又没有什么产出，根本收不到什么赋税，所以立刻造成了大顺政权的财政崩溃。
　　而没有了粮饷，大顺军内部也都离心离德。除了原先闯营的那些核心部队以外，其他后来投靠、投诚和投降的部队都是缺少粮饷和补给，这怎么让他们对大顺朝还忠心呢？所以说，有了钱，不一定能组建起精锐的部队；但没有了钱，再精锐的部队也都会土崩瓦解的。
　　面对着西北几省的大顺军残余，征西将军薛勇也制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西北攻略。他让增援上来的全大山率杂军七万。在山西做出进攻陕北的态势，吸引住大顺军主力。
　　而薛勇将亲率十万大军，经怀庆，攻潼关。要乘虚一举进入陕西腹地，攻克西安，彻底歼灭残余的大顺军主力。
　　对于薛勇密奏上来的西北攻略，吴世恭不想去指手画脚。毕竟薛勇是最知前线战况的，吴世恭也相信他的指挥才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吴世恭不去做那遥控指挥的蠢事，以免打乱前线将领的部署。
　　不过吴世恭也有些担心。要知道，在全大山所率领的七万杂军中，也只有汝宁军的精锐一万。就是薛勇率领的十万主力，其中也只有蛟击镇的一万五千人可依为核心。其余的那些部队，都是投诚、投降的，战斗力根本就是参差不齐，很不让人放心。
　　而且为了使那些部队归顺，薛勇除了答应给这些降将授官以外，还许诺了全额供应粮饷。而这些部队的粮饷标准也都与汝宁军一样，再加上山西地方还有五万多投顺过来的地主武装维持地方秩序，这些兵马也多少需要供应些粮饷。而这些巨额的开支，都将由吴世恭的大平朝供应和背书。
　　所以很多时候吴世恭都在自嘲：自己这个皇帝也许是历史上最穷的皇帝了，虽然大平朝一直维持着这样巨额的军费开支，但这些粮饷大多数都是通州大营的积蓄和汝宁军外借所得，所以现在的大平朝，简直是对外欠了一屁股债了。
　　还有一点也让吴世恭相当头疼。因为征西军攻略速度太快，整个北直隶和山西都落到了大平朝的手中。为了先建立起地方政权，大平朝也只能够任命了大批前明官员。
　　先不提这些前明官员是否忠诚。光说他们治理地方的这一套，还是沿用着前明的治理方法。同样，他们还是沿袭了相当多的前明陋规，对百姓的暴征暴收也依然很严重。
　　而原先汝宁军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迥异与前明的治理手段和文官体系。可是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官员贮备，再加上要安抚那些前明官员，所以也只能暂时在大明朝内，形成了“一国两制”。而这一切，都将成为大平朝的一些不稳定因素。


　第八百九十八章天下战事（三）

　　因此，对于现在的大平朝来说，缺粮、缺钱、缺官员，简直是百废待兴。而且大平朝还要维持着与强敌的作战，并没有一心来治理内政，以此来休养生息和改变磨合。所以现在的大平朝，就很看吴世恭的治国功力了。
　　看完了关于李自成大顺军的奏章以后，吴世恭就开始仔细地浏览起了，山川司和军情局收集过来的张献忠大西军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只能用八个大字来描述——触目惊心！惨绝人寰！
　　由于先是李自成的大顺军狂飙西北，然后攻克京城；之后大顺军惨败于玉田，清军二入京城；最后汝宁军黄雀在后，吴世恭成为了九五至尊。因此，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张献忠，他立刻陷入了一种病态的歇斯底里中。
　　按照一般的道理，张献忠既然入川建立了大西国，他就应该把这个天府之国当成自己的根据地来好好治理，没想到他却灭绝人性地进行着末世狂欢。
　　也许张献忠已经知道：无论是谁得了这个天下，都不会允许他割据偏安的，他的下场只有灭亡，所以他就大开杀戒，一种我得不到，你们也别想得到的心态。
　　这就像一个明知道自己的万贯家财，就要变成别人的财主一样，反正自己已经不能够享用了，但又不甘心让别人得到，所以就连摔带砸、连烧带杀。不过对于已经变得疯狂的张献忠来说，他就做得更绝了。
　　虽然现在吴世恭看到的情报也只是挂一漏万，但依然看得吴世恭是惊心动魄，有着肝胆摧裂之痛。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而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甚至在粮草匮乏之时，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
　　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此外。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
　　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