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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呻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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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而来，将来还是为我的身体而去，我要对得起你，咱就再斗争一次。凌文静很庄肃起来，摆一摆手，得得，斗争是分阶段的，这阶段的斗争已达到目的，宣告结束。 空虚寂寞的翁送元给他以后的日子找到了立足点，就是他永不魇足的肉欲生活。 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两年，大限便来临了。 那日，他喝多了酒。中午喝多了酒，便睡下了；待半夜醒来，便再也睡不着了。他的肝隐隐作痛，搅得他心烦意乱。他用身子碰了碰在睡梦中的凌文静。凌文静一翻身，“干什么？” “老头配老婆，早晚那点儿活儿，你说能干啥？”翁送元说的还是他的俚俗哲学。 凌文静又把身子翻过去了，“没心情。” “咱有心情。”翁送元低声下气地说：“咱娘的睡不着，请凌文静同志同情同情。” 凌文静躺平了身子，“要弄，你自己弄。”不耐烦地说。 “自己弄，自己弄，不劳大驾，不劳大驾。”翁送元涎笑着说。 翁送元便在瘦腿间动作，来来往往斗争不止。 突然，男人的身子一顿，凝固在一个姿式上不动了。 “快动啊，动啊！”女人催促着。 依然是不动。“不动就算了。”女人推了他一把。 男人顺势仰翻在炕上，无声无息。 女人叫了几声，不应，便感到蹊跷，把油灯点了。 移近一看，她吓坏了，“送元！”她尖叫了一声。 只见翁送元牙关紧咬，眼珠外翻；灵魂像出壳了。 …… 连夜送公社卫生院，说是肝昏迷；过了不久，出现了肝腹水；两个月后，死了。 尸体运回后岭，挨着翁息元埋了。 凌文静久久地站在翁送元的墓前，没有眼泪；但脸色愈加阴冷，甚至可以说是冷峻。 还有些刚毅的色彩。她心里想：宿命地说，翁送元应该死在这里，还能全合身子葬在祖坟上，与他的弟弟翁息元在一起。不然，人在外，客死异地，做为党员的他还得火化；所以，他虽说不是荣归故里，但可以说是魂归故里。他是幸福的。而自己呢？ 她的心迷茫了，眼泪便下来了，浊浊的，流得很慢。 刘淑芳和翁七妹过来搀扶她，让她回家去。节哀。 到了家里，看到黑洞洞的屋子，她泪水汹涌，但她不哭嚎。刘淑芳们去嚎阳得不可遏制，她们不忍见她们的婶母如此悲抑。死亡能软化人们的心。 凌文静整天在屋里坐着，一动不动。翁家人轮流给她做饭，给她端过来。新做的饭端过来，原来的饭菜一点不曾动过；来人便含泪端回去。到了七天后农村所谓的“圆坟”之日，她又到翁送元的坟上去了一趟，静静地站了很久。 第八天早晨起来，刘淑芳去给她送饭，见到房门挂着锁，钥匙放在窗台上；打开门一看，屋子收拾得异常干净整齐。桌上留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我走了。 凌文静就这么悄悄地走了，没有告别，也不需送别，以她自己的方式。 一个不属于后岭的女人走了，给后岭人留下了复杂的回忆。 一年后，上边要求各大厂矿定点支农。机械厂考虑到翁送元的因素，把后岭定成支农点，为后岭扯上了电。翁送元生前动过这个念头，但没能实现；在九泉之下，不知道，他是哭，还是笑。
第八章
已到了上学年龄的翁大元，依然是个野孩子，在村街上跑。早晨的风刮得烈，吼吼地，如逃犬急吠；他的破麂皮帽子被风刮跑了，便去追。一追就追到村口，碰到他的爹翁上元正赶着大车朝外走。翁上元一边抹着风刺出的稀泪，一边懒懒地甩着鞭子。 “爹，你干啥去哩？” 翁上元一回头，“去公社接人。”看到翁大元的帽子拿在手里，他吼着：“还不赶紧戴上，把你的耳朵冻掉了。大清早的，你跑出来干啥，快回去！” 翁大元没有动，问：“爹，到公社接啥人？” “接城里下放的一个什么右派，姓南。”翁上元回答说。 “啥是右派？” “说（尸求）的你也不懂，快娘的回去，冻掉了耳朵，小心揍你！”说着，竟把鞭子伸过来，鞭梢在翁大元的耳根子上划了一下。翁大元吓得跑远了。 掌灯时分，翁上元才回来。进屋便蹴在火炉边，把那冰坨般的手，直直地朝火上烧。咝咝地冒出青烟，缕缕焦臭便随着那青烟直直地灌进鼻子里。然而他竟很惬意，舒坦得直笑。 “姓南的右派呢？”翁大元问。 “自己卸行李呢。” 翁大元跑到那大车边上，见那架车的牲口也拴进棚里了，呼噜呼噜地直咳嗽。那车被顶车杠顶着。一个穿黑色中式棉袄的汉子正弓身扛车上的一只大背包。那背包绑得滚圆，白白地结着一层霜。那人吃力地扛上肩，猛地挺身，以期扛稳了迈步。但却啪地掉下一个东西，他便紧张地低下头，那包便哧地滑下来，落到了地上。他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是一副眼镜。他朝眼镜上哈口气，用袄袖擦了擦，就又戴到眼上。他再要搬那只包，竟搬不动了。努力半天，依然不动；他颓然地咧一咧嘴，手拼命地往袖里抄。他被冻坏了。 翁上元出来了，一把就拎起了掉到地上的背包，另一只手拍拍那人身上的霜粉，“南先生，走吧。” 这便是姓南的右派。 南先生吃惊地看了翁上元一眼，紧接着便连连哈腰，“多谢，多谢。”那个样子很是滑稽。 随翁上元走了几步，他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车转身子往回走。原来车上还有一个大网兜，网兜里有两只崭新的铝盆和一只雪白雪白的瓷盆。他吃力地拎着，走得趔趔趄趄，将要迈坎时，一下子蹬脱了，身子前后左右摇晃，在一番挣扎之后，竟砰地摔倒了。那网兜甩得远远，盆们亦顺势脱了那网线的羁束，在坎坡上潇洒地翻滚，且叮当奏清响；那暮色中的山环里，便有一群雀子喳地飞起来。 翁大元感到极好笑，放开嗓子乐。这就是城里人，这就是南先生。 南先生被领进翁送元曾住过的屋子；那屋子凌文静走后就没人住，怕勾起一些伤心的东西。那屋子的桌柜上都趴满了土，南先生不知怎么办才好，便用嘴吹。一下吹不动，便吹两下；力气用得不小，尘土纹丝不动。尘土积得太厚了。翁大元抽出罐子里插的掸子，从柜子的一头掸起，那土规规矩矩地跟着样子走。“应该这样，这样。”翁大元一边掸着，一边对南先生说。南先生还是连连哈腰，“多谢，多谢！”把东西放妥贴了，翁上元对翁大元说： “大元，你去找柴禾帮南先生生火，咱太累了，先去歇了。”然后朝南先生一点头，“要什么就跟大元说，他是我儿子。”南先生朝外送他，一边送一边连连哈腰，“走好，走好。” 大元就给南先生生火。南先生想帮他，他手一摆，“你歇着吧，咱会笼①。” ①笼：京西土语，即生火。 翁大元很快就把火笼着了，煤在灶里噼叭响起来。“着了，你可以在人口上烤烤手了。”翁大元的脸上鼻子上都抹黑了。南先生掏出一块白手绢来要给他擦，他手一搪，袄袖子往脸上一蹭，小脸儿便又白了。南先生又哈腰说到：“多谢，多谢。” 翁大元白了南先生两眼，问：“你叫什么？” 南先生连忙站起来，“敝姓南，东西南北的南，叫南明阳。” 翁大元摇摇头，“不认识。” 南先生便摊开掌心，在上面划了一个“南”字。 翁大元依然摇摇头，“不认识。” “您叫什么？”南先生问。 “甭您，小孩子叫你，咱叫翁大元。”翁大元世故地说。 “三个字怎么写？”南先生问。 “不会，谁娘的知道咋么写。” “没上学吗？” “没上。 “为什么没上？” “嫌道儿远。” “在哪儿上学。” “公社那块，好几十里。” 南先生噢了一声。 炉火上来了。翁大元给南先生烧了一壶水。 “您去睡吧。我自己来。”南先生说。 “甭您，你。”小孩子很认真地说。 “噢，你回去吧，我能行。” “等水开了，咱替你把火封上。” 两人面对面地坐着，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就等着那壶开。 壶开了，翁大元利索地给南先生灌到暖壶里，剩下一点儿倒在门边的一个铁盆中，“这，留着你晚上洗脚。” 翁大元把火封好了，对南先生说： “你看到门上开着的那半扇窗户么？那是通气用的，可别关上；夜里冷点不要紧，别中了煤气。” “多谢关照，多谢。”南先生很感动。 翁大元想说点什么，又咽下了。左右上下看了一下屋子，说：“你歇吧，咱走了。”便迈着老成的步子走远了。 二 第二天，翁上元便召集全村人的会议。翁送元去世以后，翁上元被任命为继任支部书记。会议就在那个大会场上召开；来的人不太多，村人已厌倦开会。 翁上元把话筒压了压，“现在开会。”那声音传出去，嗡声嗡气的；在会场上绕了三圈，方才落地。这话筒子的确可以造势，小声嘘出，却大声震起。难怪翁送元买了它，可惜那时没扯上电。话筒里的声音一响起，说闲话的人就平静了，这东西居然能压得住阵势。 “大伙儿注意了，咱村里新来了一位城里人，是城里的教授——南先生。”南先生从台上的一角站起来，一边笑着一边哈了好几个腰。大家觉得可笑，便哗地笑成了一片。 翁上元说：“莫笑。我问了，教授么，就是老师的老师，先生的先生。从现在起，南先生便是咱村的社员，大家都认识一下，以后多照应点儿。” 南先生便又站了起来，双手合揖，又连连地哈了几个腰，“敝姓南，东西南北的南。本人犯了错误，请父老乡亲多多批判，一定好好改造，好好改造。” 倏地，大家都不笑了。场子里静极了，一束束鼻息便突然显得滞重。 翁上元打破了这种沉静，“南先生是写书的，写书犯了错误，上边告诉咱他是右派，在咱村里劳动改造。上边还说，要注意利用这个典型，经常开一些批判会。今天就召开第一次批判会。”他看了一眼南先生，“不过，咱得强调两点，这一哩，对南先生不许打，他是个白面书生，不经打；这二哩，干农话儿的时候，大家不许捉弄他，要实打实地教给他，上边还要检查改造成果，咱不能交不了差。” “啥叫右派，他写的啥么书？”有人问。南先生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要接受质问。 翁上元摆了摆手，“这些说了你也不懂，甭说了，咱图个耳不听，心不烦。” “也是。” 这批判会便冷了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叫啥批判会呢？既不知道人家犯的什么错，又不许打；翁送元活着可不会是这样。也说不准，他后来除了种种烟，不什么也不管了么？这人那，到哪儿说哪儿，过一会儿是一会儿。就是就是。 整个场子出奇地静寂。被批斗人南先生感到极不自在，寒冷的冬日里竟也流了满脸的汗。他的腰部隐隐地疼了一下，那是在大学里被小将们打的；小将们打他之前，从来不跟他商量；刚才还静如处子，一会儿就凶如恶煞。他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变脸，所以总是战战兢兢。他不知道山里的爷儿们怎么变脸，便内心忐忑。 沉静了好一会儿，翁上元咳了一下，“大家伙儿没啥说的了是不？那咱喊几声口号吧。” “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他平平地喊了一声。 大家这才知道南先生叫南明阳，便也跟着喊，“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翁上元再喊了一遍，群众也跟着喊一遍。三遍口号过后，翁上元说，散会。群众就都走光了。 剩下个南先生怔怔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翁上元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南先生，走哩。” 南先生一惊，“完事了？”他怯怯地问。 “完事了。” 居然就完事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摇了摇头。 回到住处，翁大元过来了，“我爹叫咱给你扛了几件家伙儿。”他朝墙根指了指。哪儿整齐地摆了几件农具。 “我爹叫我告诉你，家伙怎么使，到时有人教你；干活儿时悠着点，你刚来乍到，还不习惯。”翁大元说。 “对了，你抽烟不？”翁大元问。 “不抽。” “我爹叫咱给你拿来一个烟笸箩，还一杆烟袋，就撂在你的柜上，不抽就不抽，就放在你这儿吧。” 南先生看到了那杆烟袋，杆子还是铜的，烟锅头是新的，锃明瓦亮。他摩挲着，居然哭了。 “哭啥，就一把破烟袋，没几个钱。”翁大元认真地说。 南先生止住了哭，把眼泪抹去，很难为情地笑笑，“你们山里人真好。” “人倒不赖，就是穷。”翁大元说。 听到一个孩子很世故的说法，南先生感到翁大元早熟，便逗弄他，“怎么个穷法？” “大老爷们儿连条裤衩都不穿，连我爹都不穿，脱了裤子就露鸡巴蛋儿。” 南先生听了，不禁破颜，赶紧用手把嘴捂上。 “你咋那么乐？跟个酸娘儿们似的。”小孩子严肃地说。 南先生止住了笑，“大元，回头我教你识俩字。” “识俩字就识俩字。”翁大元点点头。 这时从房梁上掉下来一只小蛇，在柜板上蠕动着；南先生失声尖叫。翁大元从容地走过去，用两个指头轻轻一捏，那蛇便伸直了身子，驯顺地呆着，一动不动。他把小蛇捏起来，放到门外，说一声“走”，那蛇便很听话地爬远了。 南先生大为骇异。眼睛盯着翁大元，送去质询的目光。 翁大元一晃头，“咳，这不稀罕。从小，蚂蚁、蚂蚱、螳螂、蜥蜴，我都捏过，只要咱一伸手，它们就都老实了。” “那你就不害怕？” “不害怕。倒是它们有点怕我。” “为什么？” “咱也不知道哩。” 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 第二天的活计是起猪圈。起猪圈是农村冬季里的一个主要活计：把猪圈里的冻粪起出来，放到猪圈外的场子里，再由人用背篓背到堰田上去，当底肥。山里人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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