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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之穿越甲午-第2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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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司令塔装甲最厚达到了360毫米。尽管“盔坚甲厚”，却并没有影响到其航行的速度，这级装甲巡洋舰的动力系统为2部往复式蒸汽机，输出马力18000匹，最大载煤量为1406吨，最高航速能够达到20。5节，可以说是一级性能十分优秀的装甲巡洋舰。
据说日本人把这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的舰名都给起好了，一艘被命名为“浅间”号，另一艘被命名为“常磐”号。
这两个名字，对孙纲来说有些耳熟，但是具体情况他并不十分清楚。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给起的这两个舰名，应该是用不上了。
因为，这两艘英国设计建造的大型装甲巡洋舰，将要成为中国海军的了。
江穆齐还说他已经搞到了这级装甲巡洋舰的图纸和技术资料，看后“获益非浅”，在和魏瀚等中国造船技师商议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对在建的“海昌”级装甲巡洋舰作出技术上的修改，增加吨位和火力，以求能达到和英国人造地这两艘装甲巡洋舰大体差不多的水平。
为了让孙纲同意，江穆齐还来了这么一句，“彼快船设计之先进非我船能及，当借造我舰之机加以改进，使我之船工得以尽识彼之技艺巧思，不然，彼乘马而我骑驴。彼驶船而我结筏。总为彼后，何日可与之比肩并驱？”
江穆齐的这个“骑驴结筏”的比喻果然“刺痛”了孙纲，孙纲立刻同意了江穆齐的建议。并让他设法尽快把这两条已经建好的英式装甲巡洋舰买回来，做为“海昌”级装甲巡洋舰修改的“参考”。
至于买这么多的船需要的资金地问题，孙纲现在倒不是太担
云南地“钱王”王炽和台湾方面帮助筹集的海军经费还在陆续汇过来，而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担心俄国人将来地报复。以及目前海外形势的复杂诡谲，着急看到中国快点出现一支更大更强的海陆强军，已经答应将国库一半的钱拨给他建设海陆军用，另外由于新银元地发行还会创造一部分效益，以及还有日本和俄国的赔款，所以经费的问题暂时还不用考虑。
但孙纲现在既然已经进入了国家权力的中心，考虑的问题面就不得不大一些了，有些事情。就不能仅仅着眼在军事上了。
因为，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其实在于经济，但要发展经济必须要建立起适合本国发展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就中国而言，必须在“国际均衡体系”中寻求“平衡”，一方面要拉拢西方学习西方，一方面又要避免西方列强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地经济建设得以进行下去。
而目前中国还没有能力支配国际政治，只能靠加强军备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目前中国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有限。一味大规模地扩张国防工业。就中国目前的内外环境以及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来讲，国防过度发展必然会产生国家财政上的排斥效应。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此外，在中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的环境下，过度强调国防工业的发展反而会使国防工业与民生经济发展同蒙其害。
从后世穿越来地孙纲深深地知道，凡是以国防为重点地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会遭受打击，不但人民的生活状况无法获得改善，国家甚至因此而解体，或导致重大地挫败。多少年翻不过身来。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其实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孙纲既然已经“先知先觉”了这一切，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中国走这些不必要的“弯路”！
中国目前的安全形势仍然很严峻，而国家经济又必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当中发展，但将有限的财力全都投入到国防军备当中，肯定会使民生经济受到影响。
“铸剑为犁”或是“化犁为剑”，无论对哪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剑”和“犁”的这个“两难”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关于国防和经济发展的这个矛盾问题，孙纲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他结合自己在后世学到的知识，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还有自己主持北洋船政局和爱妻建立北洋商贸集团获得的经验，已经大致有了办法。
那就是，将国防工业和民生经济融合到一起！
说详细一些，就是让国防工业企业和民生工业企业结合为一体，不做严格的划分，让中国的好多企业既能生产军用产品加强中国的军备，又能生产大量的民用产品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为企业本身赢利。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意”，在后世的好多现代国家，军工企业和民生企业划分得根本就没那么清楚，熟知历史的孙纲知道，当年，IBM就产生过冲锋枪，奔驰和三菱也不仅仅是做汽车，飞机和坦克也是重要的“经营项目”之一。
位于自己“后世”家乡的那座表厂，据说还给部队生产过炮弹延迟引信上的定时器呢。
远的不说，自己原先主持的北洋船政局，在接受海军造舰订货的同时，也负责民用船只的修理和维护，而且收入颇丰。各地设立的机器局，也不光是为政府部门服务，而是兼营一些民间的订货。
如果在中国开立更多的“军民复合型”企业，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剑”和“犁”的问题！
这个构想，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十分可行的办法。
早在1890年的时候，中国海军的拓路者之一马建忠就提出来过，海军因为是国际与科学兵种，不但有维护国家的海防安全之责，而且发展海军另一深层的意义便是寓提振工业、商业、医疗卫生事业于海军，藉海军来培育工、商、医甚至外交等各方面的人才，他以前还提出来过寓现代法政学科于出使学堂及翻译书院的建议。马建忠的海军政策其实并非是单从为国防而国防的层面考虑，而是要求必须将海军及国防事业置于政治经济发展的整体面来考量，目光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
而马建忠的这个看法，和孙纲现在的想法不谋而合。
孙纲在处理完公务之余，便和已经是全国商业总会副会长的爱妻马说了自己的想法。
“你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实行起来应该没什么阻力。”马听了他的想法，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但关于这些中国的企业的管理体制，我恐怕得提醒你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不管是军用的企业，还是民用的企业，全都白搭。”
“管理体制又怎么了？你们商贸集团的企业不都办得好好的吗？又出什么岔子了？”孙纲听了她的话不由得一愣，立刻追问道。
她的北洋商贸集团可是自己的“金库”，要是管理方面出了岔子，麻烦可就大了。
“我们那里倒没有，我只是想说，你一天眼睛都盯在军事方面，应该适当的注意下经济方面的事了。”马忍着笑“谆谆教导”他道，“政务院八大参政里面你最年轻，只要不出岔子，老头子的位置将来一定是你的。”
“先别想那么远，不要跑题，”孙纲有些着急地说道，“快说，管理体制是怎么回事？我这方面所知不多，你可得多提醒我。”他叹了口气，有些“可怜”地看着爱妻说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我现在轻易犯不得错误的。”
马告诉他，中国现在的企业在管理体制上，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必须进行改革，不然的话，再多的新企业出现，也会因为管理体制的问题“窒息而亡”。
中国现在的好多至关重要的新兴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在运作，而这种形式下产生的管理体制，是根本无法使这些企业得到真正的发展的。
马说的话立刻提醒了孙纲，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
关于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可以说历史久远，十分复杂，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到了近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四百零七）断发易服
（四百零七）断发易服在清代晚期的中国，由清朝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因为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和交由私人办理，但后来出现了“官督商办”的运行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库根本没有大量的能够转化为兴办大型企业的闲置资金，所以无法把重要的工业部门组成类似西方的“国家垄断”形式，而且这些新兴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些是当时的中国官员所根本不具备的，因此，“官督商办”的运行模式应运而生。＇＇
马告诉孙纲，中国企业目前的这种运行方式和西方的企业完全不同，西方的企业多采用股份制，通过召开股东会议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滋生**现象，而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则不是这样，“官督”不可避免的导致宫员们和企业的经理人员争夺利润，并造成企业权责不清，“商办”的民间经理人员对此感觉到不满，会一点点的丧失经营企业的兴趣，而且“官商争利”的行为减低了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让企业失去民间资金的支持。这样一来，企业往往很快的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最后陷入破产倒闭的绝境。
而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为什么会经营得很好，是因为孙纲一心为国家和海军着想，没有和这座国营企业的经营人员“争利”的缘故，而马的北洋商贸集团则完全采用西方地股份制经营模式，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办”，所有的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生意才一直蒸蒸日上。
马说，在现在的中国，凡是还坚持“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现在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而民间完全意义上的“商办”企业却一直经营的很好，尽管这些企业在业务范围和资金方面不能和官方参与地企业相比。因为后者常常得到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持。
“如果你听我的，以后就干脆让北洋船政局变成纯商办的好了。”马对孙纲说道，“现在小江在主持还好说，一旦将来所托非人。总这么权责不明的话，非得倒闭不可。”
“你说的是。”孙纲听得连连点头，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这个企业“权责不明”的问题，也曾经困扰了后世地领导者们和经济学家好长的时间。
如果把这类“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变成“纯商办”，让企业地经营者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来经营企业，把企业的兴衰和经营者自身地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只起一个监督“游戏规则”的“守夜人”地角色。就不会让企业出现“制度性”的“经营不善”的情况。
而困扰中国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孙纲和马就这件事仔细商议了一下，孙纲又征询了一些商界人士和官员甚至是一些外国顾问的意见。决定向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把这个事提出来，确定后实行。
在春节过后，“华夏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包括很多新地西方式地行政章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在一些聘请的外国法律专家地帮助下完成的。其中《刑法》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新的刑法废除了前清时的许多如凌迟、斩首示众、死后枭首和纹面等酷刑；《民法》在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同时，照顾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和习惯，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抵制；另外出台的还有好多商业法规，是以美国商法为基础的，如《商律》、《公司商法》、《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
在颁布实施新法律法规的同时，“华夏共和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革除陋习”的政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断发易服”。
“查男子蓄发辫，现今世界各文明国皆无此例。且发辫易藏污纳垢，头部患疾，极易为病菌感染，多有因此而不治者，可为陋习。而三军将士尤易受其害，前清时我海军即不在蓄发辫之列。古圣人有云：上以风化下。今国家百业待兴，革故鼎新之际，当去此陋习，使我民族以新面貌而立于世。”
中国人的脑袋后面，终于可以“利索”起来了。
其实由于“己亥之乱”满清王公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出卖引来俄国入侵的关系，民众对清王朝已经由不报希望变成了切齿痛恨，很多百姓没有等国家正式颁布法令，就已经把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自发的剪掉了，现在新成立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正式下达了“断发易服”的命令，民间对此大多持赞同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执着于保留这种“传统”，但毕竟是少数了。
关于“易服”这件事，国家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易清服，换汉服及西服均可，听任民间自便。”
其实这个“断发易服”最开始是孙纲在“政务院”提出来的，老头子们一听之下都大摇其头，毕竟他们都是清朝旧臣，“世受皇恩”，对清朝有些“眷恋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李鸿章一开始尤其反对，当年他对日本人的“全盘西化”就十分的不理解，和日本人森有礼进行过辩论，现在孙纲直接提出来要“剪辫子”，更是刺痛了他，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弃。
但孙纲指出，“辫子”这件事剪不剪，是为了国家的需要，现在，清朝毕竟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必须以一个新的面貌和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当中，而清朝的“国际形象”并不好，如果继续保留这种前清遗留的旧形象，会让西方国家觉得，中国仍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还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不开化”的国家。而且民间现在对满清存有相当大的反感，看到自己的国家领导者仍然一副满清官员的样子，不自觉的就会生出“抵触之意”，国家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阻力，“莫若去之以顺民意，庶几公私两便”。
孙纲还说，“男人留辫子”是满清入关取代明朝时强加给汉人头上的，是满清“弊政”之一，若要保持传统的话，这个传统也不过几百年时间，明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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