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也有一双媚眼-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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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说什么呢？跟她较真总有一种漂浮在半空中而无所适从的感觉，算了，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老祖宗不是也说过“难得糊涂”吗！
　　几天没见，花枝好像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也洋气了许多，甚至比普通城里人都洋气，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子熏衣草的味道，显然是洒了香水。这孩子已经被圣虹姐和玲子她们腐蚀了，我不知该为此高兴呢，还是担忧。铁木儿问她这些天在干什么，她说春节快到了，她准备给每个叔叔阿姨叠99只纸鹤，做新年礼物。
　　“哦，房三爷来了。”花枝仿佛才想起来似的说。
　　“在哪儿？”我问道。
　　“就在楼下。”
　　我跑了下去，果然，见房三爷正在跟秀大妈聊天，说村西的小木桥的桥板糟了，该换了，得开个村民大会募捐。我说如果募捐的话，也算上我们哥几个，房三爷答应了。然后我就把房三爷请到了楼上，喝一杯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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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接着给我们讲您的故事吧，您的故事挺吸引人的。”铁木儿央求房三爷说。
　　“讲哪一段呢？”房三爷问。
　　“随便。”铁木儿说。
　　我说：“上次讲到解放前，这次该讲解放后了。”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都忘得差不多了，你们得容我想一想。”房三爷说。
　　我们静静地让房三爷去想，过了好一会儿，大概他终于捋清了思路，开始给我们讲，讲土地改革时，家家分田分地，他因为历史不清白，只分了很小的一间土坯房和很薄的一块庄稼地，而且离村子非常远，来来回回要走十几里地。到了合作化的时候，又是因为历史问题，谁都不要他，这曾令他十分苦恼，他仿佛是个怪物，完全被排除于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之外。多少年来，没有谁拿正眼看过他，久了，他也习惯了，因为长期没有交谈的机会，他差一点丧失了语言的功能。一度，孤独使他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恰恰在那种境遇下，他学会了种药和采药，一本残缺不全的《本草纲目》成了他的宝贝。与此同时，他还学会了嫁接果树，给牲口接生，以及观察天象。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了，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猎枪都瞄准了他，造反派拉着他到处游斗，说他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游斗的时候，乡亲们又是喊口号，又是丢石头，有一次，一块石头砸在他的额头上，缝了十一针。还有一次，一个小伙子踢断了他的腿……
　　“那时侯，人们怎么变得那么狠哪？”我问道。
　　“着魔了呗。”不知什么时候，秀大妈站在了我们身后。
　　“也不都那么坏，你们秀大妈就在我饿得要命的时候，偷偷给过我玉米饼子吃，那要是叫造反派瞧见，非炸了锅不可，弄不好还得斗她一顿。”房三爷说。
　　“斗您的那些人，现在要是遇见您，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铁木儿问道。
　　“有啥不好意思的，跟没事人一样，时不常还老是招呼三爷给他们瞧病、给他们的牲口接生什么的。”秀大妈忿忿地说。秀大妈还告诉我们，现在的房三爷名气老大了，因为他抗战时亲身参加了几场大的战役，许多记者和历史学家都来找他打听，回去以后就拍成电视或写成书。这样一来，他一下子成了方圆百里的大人物了，连乡长的儿子取名字都要三爷给取。
　　“房三爷，您老这一生，除了那个自杀身亡的童养媳妇之外，您就再也没有过爱情了吗？”铁木儿问道。
　　“一个穷老头子，哪来的爱情啊。”房三爷笑着说。
　　“谁说没有，三爷你忘了，村东头的那个五婶不是就跟你好过一阵子吗？别以为我们都不知道。”秀大妈当场揭发道。
　　“五婶是个寡妇，她的爷们就因为是富农出身，一直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后来就窝囊死了。”房三爷说，“我们是来往过一阵子，可是一直没敢公开，你们想，一个富农的老婆，一个国民党特务，要一起过日子，那不是异想天开吗？最后，还是我咬了咬牙，跟她断了。没过两年，她就病死了。”
　　房三爷的故事把铁木儿和花枝引得眼泪汪汪，连秀大妈都跟着叹气。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提议让房三爷歇一歇，听我们几个给他朗诵书，我把一本叫《公众的怒火》的书递给花枝，请她先来，这是一本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我们轮流朗诵完了之后，房三爷笑着对秀大妈说，“城里人就是花样多，虽说你们念得那玩意儿我没听懂，倒是觉得挺开心。”
　　“开心顶什么用，又不能拿来解饱。”秀大妈撇撇嘴说。
　　“这是精神食粮。”花枝解释说。
　　“我知道，”我说道，“凡是我拥护的，秀大妈就要反对，凡是我反对的，秀大妈就要拥护——因为她看着我就不顺眼。”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57
那天晚上，铁木儿又没有走，留宿在我那，兴致勃勃地聊了一夜。我也愿意跟她聊，而且是滔滔不绝。我发现，我真的被她俘虏了，在某种特定的场合里，她成了我吸入的氧，她成了我骨骼中的钙，她成了我血液中的铁，她成了我细胞中的碳，总之，我离不开她。尽管她总是喜怒无常。这就像《红字》的作者霍桑说过的那样：这是一种劫数，一种感觉，它是这样的不可抗拒，不可避免，使它有了一种命中注定的力量……
　　直到天快亮了，我们才阖上双眼，她一躺下就睡了，我呢，却久久难以入梦，也许是因为她的头枕着我的胸上的缘故，让我心里感觉得沉甸甸的，这就是所谓的不能承受之轻吧。
　　周围太过安静了，她的呼吸就显得特别清晰，像呼哨，抑扬顿挫，悠长悦耳，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我听来，则像###的号角，仿佛她早已知道了我情感走私的一切细节，这正是我最为担心的。躺在她的身边，我始终为这种担心而担心，同时，也在不断地谴责自己：我是不是太唐璜了！
　　睡着了的她，是优雅的，是恬静的，是美的，即便是用显微镜来看她，我敢说，也是这样——除非她发脾气。她莫名其妙地发脾气的时候，太不像个天使了。想到这个，我就忍不住地要拿铁木儿来跟陆清做比较，陆清会发脾气吗？可能会，但起码跟我不会……这么一想，我好像为自己的感情走私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心里便轻松多了，心里一轻松，就困了。
　　不知什么时候，电话铃声给我吵醒了。
　　“谁呀，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我眼睛都没睁开，手乱摸了一通，才摸到了电话，拿起来，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夕阳无限好的黄昏时分了。”对方说。我浑身一激灵，一下子就清醒过来，我听出这是陆清的声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还是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明天有一个旧书拍卖会，下午两点半，你去不去？”陆清热情洋溢地问道。
　　“可以。”我含糊地答应了。不知为什么，我赶紧偷眼瞅了瞅身边的铁木儿，显得特紧张，我知道，我不该这个时候瞅她这么一眼，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我应该表现得若无其事才对。可是，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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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铁木儿还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揉着惺忪的眼睛问了一句，“谁来的电话？”也幸好，我有一张善于做表情的脸，先是不屑地撇撇嘴，然后耸了耸肩膀，说了句，“骚扰电话，讨厌。”铁木儿也没再深究，看看表，惊呼一声，“天呐，都已经这么晚了，快起床吧。”跟着，就慌里慌张地爬起来穿衣服。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58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拍卖会，陆清却不是，所以她似乎什么都知道，而我能做的则是什么都假装知道。这次集中拍卖的是1929到1933年间开明书店出的几本初版书，像郑振铎的《家庭的故事》，像叶圣陶的《倪焕之》和茅盾的《子夜》，品相都不错。到场的人不算多，也不算少，但是气氛很热烈，你能感觉得到，好戏就要开场了。拍卖师老得不能再老了，必须要两个小伙子搀扶着才能上得了台，颤颤巍巍地举起那个象牙槌子——据说拍卖市中心的那座百货大楼也用的是这把槌子。
　　叫拍的前三轮下来，我和陆清都没有举牌子，只在看热闹，因为那些书不是我们最想要的。当叫到王统照的一本小说《山雨》时，陆清耐不住性子了，有点迫不及待，我赶紧劝她道，“你何必那么急呢，好像上午才下的蛋，下午就想拿来做鸡肉沙拉似的。”其实，我也不太懂，不过，知道后发制人的原理。最后，我和陆清都有斩获，她得到了那本《山雨》，我得到的是刘大白的诗集《卖布谣》，总算没白来。我们相互做了一个拇指向上的手势。
　　“庆祝一下吗？”陆清征求我的意见。
　　“该庆祝一下。”
　　“那么，喝一杯？”
　　“喝一杯可以，不过不是酒。”我说。我就是从那时侯开始戒酒的，而且戒得很成功。以至于到现在，我一闻见酒味，就犯晕。
　　“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她随和地说。
　　我们找了一家名叫“丝绒手枪”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穿皮甲克、戴墨眼镜的大学生，喝咖啡的客人也都是穿皮甲克、戴墨眼镜的大学生，显然这是一批硬摇滚乐的发烧友，音箱里放着一首叫《肮脏的小事物》的歌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放的很大声。陆清嫌吵，想走，我给它解释说，“丝绒手枪”是一支获得过格莱美大奖的乐队，是许多年轻人的最爱，我们不妨也在这里凑凑热闹，装装嫩。我们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打量着这间布置得跟教室一样的咖啡馆，很凹的地板，很脏的墙壁，很旧的黑板，到处都用油漆喷着“丝绒手枪”歌子里的歌词。“在这里，你是不是会回想起你的学生时代。”我问陆清。
　　陆清讲，上学的时候，她们班的一个女生给小虎队写信，意外地得到了回信和签名照片，一群嫉妒坏了的小姐妹把她推倒在地，用唇膏在她的身上乱画，直到那个将那个女生折磨哭了才助手，内向的她，虽然只是个旁观者，却也禁不住陪着那个女生哭了半天。她讲的时候，一定要很大声，我才听得见。我要讲话也一样得声嘶力竭。我对她说，那时侯的她，是年轻的、漂亮的、聪明的、有天赋的，惟一的不足，就是神经太脆弱。她说，“你错了，我的神经未必像你想象的那样脆弱，有什么会刺激我神经的话，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我就把我和铁木儿的故事告诉了她，我原本可以不说的，可是，不说出来心里就不踏实，心里不踏实的感觉一直是我所痛恨的东西之一，就像痛恨马戏团的小丑演出和遗精一样。我几乎对她没有任何隐瞒，我想，也许她会因此而跟我一刀两断。不过，还好，她倾听的时候，表现得异常平静，平静得像一眼古井里的水，仿佛我在给她讲的是一则遥不可及的伊索时代的寓言似的。我们旁边的那桌，几个大学生一边跺着脚一边跟着摇滚乐的节拍歌唱，挺疯狂，以至于陆清不得不将耳朵贴近我，才能听见。我只好草草地喝掉杯中的咖啡，拉着她的胳膊跑出咖啡馆。
　　我们沿着大学区的边缘地段朝停车场走去，一路上我一直都在讲，讲完之后，才如释重负似的说，“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即便你听了会反感，我也要说。我的良知告诉我，你有权知道这些。”
　　“我为什么要反感，为什么？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她挎着我的胳膊摇了摇，“你放心，从我跟你相识的那天起，从没有对你抱有太高的期望，只要偶而见一见就挺好的。”
　　“想不到，你能这么洒脱。”我说。
　　“明知道不可能的事，何必去幻想，我才没那么傻呢。”她掐了我手一下。
　　“你别那么说。”
　　“我就是配不上你嘛，这是事实。”她说。
　　“在我看来，你是最成熟最甜的桃子，最成熟最甜的桃子往往在桃树的最高处，应该是我够不着你才对。”我说。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忽冷忽热了，大概对我冷淡的时候就是因为想起她来了吧。”她问。
　　我什么都没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她的判断是对的，尽管表述得直接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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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秀大妈这样的表情，这样的表情几乎可以用气急败坏来形容。凭知觉，我知道一定是又出了什么事，而且出的是大事。这一年的这个季节，仿佛注定是个多事之秋。我扶着秀大妈坐下，让她慢慢地说，虽然我有了思想准备，但还是被的话吓得目瞪口呆，她说，“你快去看看苏怀吧，她要死了。”
　　“真的吗？”我问道。
　　可是，我没等秀大妈回答，撒腿就跑下楼，向苏怀家奔去。一路上我都在猜，苏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车祸？触电？还是坠楼？
　　彭哥他们都在那里。
　　铃子看见我，二话没说，就哭起来。
　　“苏怀在哪了？”我气喘吁吁地问。

（）
　　“在卧室呢。”铃子说。
　　“他还活着吗？”我抓着铃子的肩摇了摇。
　　彭哥骂了我一句：“你真是个乌鸦嘴，他当然活着！”
　　我抬腿就要往卧室里闯，铃子拦住我说：“出诊医生刚给他输了液，让他多休息。”
　　“柯本，是你来了吗？”苏怀在卧室里问了一句。
　　“是我，苏怀你怎么样了？”
　　“你进来吧。”
　　我走进去，第一眼就发现苏怀的脸出奇的苍白，苍白得像一张纸。他一只胳膊正输着液，另一只胳膊则绑着白绷带。
　　“我已经没事了。”他说。
　　他似乎想冲我笑一笑，但是没笑出来。我坐到他的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烫，可是他的眼皮仿佛坠上了一对秤砣，睁不开，不住地眨眼，后来我才知道他输的液体当中含有镇静药的成分。
　　“得了，你先瞌睡着吧，醒了再说。”
　　我替苏怀掩好门，慢慢地退到客厅，彭哥他们全在那里。我想他们会告诉这里发生了什么，可是，我用带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