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尽头的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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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于根自述：

　　我是公元1928年7月5日出生，据说小时候长得又大又胖非常令人喜爱。母亲生我的那一年，“红枪会”的兵四处抢杀老百姓。母亲抱着我跟随逃难的人们往山上跑，老祖母和祖母颠着小脚跑不动了，母亲为了照顾两个老人，就把我放在路边的小沟里，搀扶着两个老婆婆上了山。幸亏我爷爷听到了我的哭声，把我从草堆里拣出来，我的命得救了。

　　我的祖父先后娶过两个奶奶，第一房奶奶生下三个女儿。大女儿嫁到了南官庄，大姑父年轻时开过染坊，维持年吃年用。二女儿嫁到了许家旺，二姑父好吃懒做，常年赌博，家里穷得风扫地，月点灯。二姑妈上吊自杀。三姑妈嫁到了北小平村，生了一男四女，家里有十多亩地，日子过得比较宽容。第一房奶奶大概四十岁左右患病去世。爷爷续娶的第二个妻子｛我的亲奶奶｝生了二男一女。我的父亲结婚早，母亲比他大四岁。

　　母亲嫁到我们于家的第二年，就闹着分家，因为我爷爷兄弟四个，过的是四世同堂的大户，母亲就是看不惯爷爷的三个弟弟，他们吃喝嫖赌，坐吃山空。母亲闹分家，只分到了三间厢房，三亩地，还要养活爷爷奶奶。到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已经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还给我的二叔娶了媳妇。

　　我的二叔结婚不到两年，得了霍乱病去世。我的二娘｛我们都叫她柳娘｝生了一个儿子，过了一年，儿子也死了。

　　柳娘整天以泪洗面，儿子死了好几天，她始终把孩子抱在怀里，｜乳头塞进孩子的嘴里，那｜乳汁，那泪水一直流在孩子僵硬的脸上……

　　我母亲善良大度，她把我和大哥拉到跟前，让柳娘挑一个作为自己的儿子。

　　柳娘选中了我，她把我视为掌上明珠。

　　柳娘家是地主，每次我跟着去她的老家，都能吃到栗面馒头。那馒头看着黑乎乎，吃到嘴里又香又甜。二叔去世后，母亲和柳娘睡在一个床上，母亲安慰人的话是那么妥帖，常常使柳娘破啼为笑，日子有了奔头，家里开着四个手工作坊。油坊和粉坊是我最喜欢玩的地方，那些刚压出的花生饼，香喷喷的，家里没有可口的饭菜，我就到油坊去帮大人干活，每次都能得到母亲的奖励。

　　粉坊流出来的绿豆粉条，象银丝一样闪着亮光，一排排挂在铁丝上面，象洁白的哈达，漂亮极了。

　　酒坊和染坊不许小孩乱闯，母亲说酒神能把孩子灌迷惑，头曲酒都是母亲亲自验定，我最喜欢看母亲品酒的样子，先把口漱净了，然后，细细地眯起眼睛，轻轻吸几口气，安静片刻，然后把酒杯举过头顶，用舌尖慢慢地咂，当母亲的腮上的酒窝溢出笑容的时候，工头就能长长地松一口气。后来我的小弟于收学着母亲的样子品酒，醉得昏睡了三天。母亲的酒坊，香飘十里，慕名而来的酒客喝到微醺时，临走都要带上一坛子。

　　柳娘长得非常漂亮，和电影明星秦怡一个模样，母亲从不让她洗衣做饭，柳娘手巧，整天描龙绣凤，针线活做得相当漂亮。

　　我四岁的时候，与大姑的儿子到村北头的池塘里捉蝌蚪，大姑的儿子叫鲁江，每次大姑回娘家必然带着鲁江让他和我一起玩，我们两个志趣相投，从来不打架。那天刚下了一场大雨，鲁江滑到了池塘里，我吓得望望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壮着胆子下去救他。一会儿，忽忽悠悠什么也不知道了。邻居瞎老张的父亲在北沟看瓜，中午回家吃饭，路过池塘边，见水面上漂着两个大方瓜，用铁锨划到岸边，用手一扳，吓了一跳，啊，是个孩子，又扳过另一个一看，也是个孩子。他把我们两个捞到湾边俯卧在斜坡上，急忙跑回村满街喊：谁家的两个孩子淹死了，快去北沟大湾认尸啊！

　　母亲听到老张头的喊声，便去东屋找我的大姑，一问才知道，鲁江也不见了。听说我们淹死了，当即就晕了。当我母亲拉着大姑赶到池塘边的时候，看到淹死的孩子，大姑哭嚎着说没法给婆家交代，蒙头就往湾里跳，要和儿子一起死。母亲拽住了大姑，说每个孩子头顶都有一片天，说不准孩子还能救活。母亲摸了摸鲁江的胸口，沉静地对大姑说，两个孩子都有救，等控干了肚里的水，就能活过来。过了一会儿，我的胸口也微微跳动了，母亲和大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个精明伶俐的人，我们很崇拜她，家里大小事都是母亲拿主意。我七岁的时候，母亲让我去私塾学校读书，开始学了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八岁跟大哥到民国正规学校读书，那时正处在兵荒马乱年代，有一次我和大哥回家吃午饭，柳娘的老家来了一个舅舅，给我们带了好多糖果和我最喜欢吃的栗面馒头，栗面馒头是黑的，很多同学从来没有吃过，我大哥好交往人，和同学们分吃了栗面馒头之后，都不解馋，大哥让同学们在校门口等着，让我跑回家多带一些来，我刚回到学校门口，就听到校院里爆炸了几颗手榴弹，一会儿枪声大作，进去几个便衣，喊着捉八路。其实那天八路根本就没到学校去，幸亏没伤着学生。也幸亏了柳娘老家的栗面馒头，否则，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要死多少个。

　　很多年以后，我才听大哥说，房德华老师是个特务，解放后，让共产党把他处决了。他是莱西河头店乡黑石堡人。当时胶东地区特别混乱，八路军、日本鬼、国民党、伪军，斗争十分残酷激烈，老百姓要交三方面的捐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9年春天，我父亲生天花，不能劳动，我就失学了，那年正好我家建新房，我天天和雇工一起劳动，因我从小体格健壮，到十多岁，就成了家里的整劳力了。我能扳动骡子驮粪的大驮篓，还能扛起二百多斤重的麻袋。应该说是本村同龄男孩中体力最棒的一个，受到邻里的好评。

　　重新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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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夏天，镇上成立第二中学，大哥任教导主任。当时母亲让我上学，我还有些犹豫，一方面失学时间太长，恐怕跟不上班，另方面在家里劳动习惯了，在村里当民兵，晚上站岗放哨，和青年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也感到挺开心的。可是母亲说话，一言九鼎，谁也不能违抗，我到学校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当时的时局并不太平，日本鬼子尚未投降，国民党地方区队经常来袭击骚扰。有一次国民党五区队同莱阳驻军｛县独立营｝交火了，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枪声大作，一颗颗手榴弹在学校附近爆炸，大哥带领师生从后院冲出去，一直跑到夹河入海口，在沙滩上休整了一下，又继续上课。

　　｛那天我和几个男同学是从教室的后窗跳出的，不知谁在慌乱中打碎了女同学闫小绮的石板，过了两天，我给她买了一块新石板，还在背面写了对不起之类的话。那时候，学生家境都很穷，我们都用石板和石笔演算数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块石板，使我们成为夫妻。｝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们晚上和民兵一起睡觉，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月靠挣几十斤小米维持生活。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胶东人民才过上了太平生活。

　　｛关于大哥：大哥于栽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他的讲课富有诱惑力，有名的于铁嘴，他把抗日救国的歌曲教给同学们唱，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编成快板，每次演出都招来了许多当地的老百姓。闫小绮是演唱队的骨干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大哥在《新亚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抗日救亡文章，影响很大。｝

　　升入胶公中学：

　　1946年春天，大哥让我到胶公中学考试，当时去了八个同学，全部被录取。学校按照军队编制，生活上也是军事化，学习内容突出时事政治，搞生产运动，军事训练。有时也上一部分文化课，培养目标是党政军干部，吃的玉米和地瓜干都生了虫子，同学们俩人一组拿着分配的玉米到老百姓家磨面，磨完后不扫磨底，回食堂称了不够称，后勤人员批评我们对工作不负责任。可是扫了磨底老百姓不愿意，下次就不让去磨了，搞得学生苦不堪言。晚上睡觉，冬天冷还好受一些，到夏天就遭了殃，蒲草里跳蚤虱子咬，上面有蚊子叮，宿舍里没有蚊帐，学生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上课打瞌睡，生活会上挨批评不说，还要写检查。弄得学生稍有怨言惊动了领导，就要说思想政治上有问题。

　　1946年秋天，国民党进攻平度的枪炮声在学校就听到了，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学校搬到海阳发城，一架老式钢琴，几十个棒小伙子搬了三天，一步一步硬是抬到了发城，抬到新的学校，我们十几个男同学全累趴了。

　　由于大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有好几年不见大哥的面，只能在他激｜情飞扬的文字中找寻他的踪影。有一天我翻看“胶东日报”见到报纸上有滨北师范招生的消息，主要是为了培养滨北地区的师资力量，生活费每人每月九十斤小米，当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因为柳娘患了严重的疾病，把家里的财力基本掏空了｝所以我极力申请学校，请求转到滨北师范，通过多次申请，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滨北师范：

　　来到滨北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诸城北部和胶南南部新建立的一个新县，校舍及其简陋，借用老百姓的草房作教室，我的个子高，进出必须低头，好几次不小心，把脑袋碰了大包。教师的素质水平也很差，比原来的学校更原始落后。至于伙食，就更糟糕了，每天两顿饭，上午是小米和地瓜干混会饭，下午是干菜叶和小豆腐。胶东人到这里很不习惯，每天都吃不饱。招生广告上每人每月供给六十斤小米，根本就不能兑现。记得有个同学回胶东老家，母亲让他带给我一瓦罐酱豆，不等走到学校，全吃光了。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就让父亲赶着骡子，送来了两驮篓粮食和一大坛子酱豆。｛很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同学成为军界重要人物，还念念不忘母亲腌制的酱豆｝

　　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对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大哥调离了珠玑，到了济南。很长一段时间，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因为战争需要，学生提前毕业，全部分配到党政机关工作。

　　参加革命工作：

　　1947　年春天，滨北全体同学到专署驻地培训半个月，有专员作形势报告，动员同学们一切服从战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最后，大部分同学分配到了滨北专区各县市机关工作。我和董岳被分配到了高密县的户镇粮所。当时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配合当地群众搞土改复查，我亲眼看着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被活埋，还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死在贫农的乱枪和棍棒之下，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实行宁左无右的路线，认为越左越是革命派，所以伤害了很多勤劳致富的农民。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呼镇的一家大地主被活埋的场面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地主的儿子年龄和我差不多，临死前偷偷地掏出了一支金笔塞到我手里，希望我能救他。可是，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不能挽救他的生命，眼看这地主一家老少被活埋，心里感到了土改的残酷。我悄悄对董岳说，你赶快去对面山上放几个爆竹，以后我再给你解释。

　　董岳和我是老乡，我们俩谈话比较投机。因此，他不多问什么，就跑到山上大声喊抓特务！埋人的民兵听到喊声，抗着锨镢一起往山上跑。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土坑里的人几乎都死了，在活埋之前，地主和他的几个老婆都趴在地上了，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也被锋利的铁锨砍削去了半个脑袋。唯一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就是那个十七岁的青年。我看到土已经埋到了他的脖子，他的眼睛闭得紧紧的。

　　由于高密离地战区青岛比较近，国民党派出大批间谍、特务和土匪对解放区进行残酷的报复。机关人员晚上必须配合群众民兵进行防范，有时候是周夜巡逻，上级发给机关人员每人三尺雨布，困了就铺在地上打个盹。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抓到特务，却抓到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这些家伙给日本鬼通风报信，杀人放火，天生就不会有好下场。后来，我把那支金笔给了董岳，骗他说是老家的人用一头骡子换来的，董岳象得了金娃娃一样高兴。

　　过了半个多月，县粮局下调令调让我和董岳立即到滨北专区支前司令部做粮食供应工作。由县粮局的李局长带我们到诸城报道。那天下着大雨，我们吃了一点饭，就冒雨往诸城出发。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去诸城的一条公路被洪水冲了一条大沟，也不知水有多深。李局长说我先过，如果我过去了，我就喊你们，如果我不喊你们，就说明我被冲走了，你们就不要过了。

　　我和董岳含着泪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了李局长的喊声，他说你们不要急，我回去接你们。李局长从河的对岸淌着深水游过来了，他说你们一人牵住我的一只手，咱们一起过吧。约计走到沟中间，因沟底不平，我一只脚踏空了，身子一翻，落到一个漩涡里去了。李局长大声喊，小于不要急，等漩涡向上旋的时候，李局长随着水的力量，把我拉出来了。当时我惊魂不定，全身发软，好容易过了那条大沟，休息了片刻，李局长说，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到支前司令部报道，我们三个人又冒雨前进了。

　　我们到达诸城时，天还不亮，一问才知道，夜里两点支前司令部已经向莒县出发了。李局长让我们睡点觉，等天亮再出发。

　　第二天早晨，李局长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叫醒，我迷迷糊糊地吃了一点饭，跟随着李局长向莒县走，到了莒县一问，支前司令部又向日照县进发了。当我们赶到日照县一问，有的说支前司令部向五莲县去了，有的说可能又回到了诸城。李局长说，咱们向专署机关请示一下，该怎么办。我说专署机关在何处？他说现在无法估计。在战争年代，一切大小机关都无固定驻地。李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