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石安门外(同志文)-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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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不如叫‘木板儿桥’呢。”　
“哎，挺好，就叫‘桥’，真的真的。”　
“‘桥’？一个字？”　
“嗯，不错吧？”　
“倒是还成。”　
周小川点了点头，然后在一阵风吹过时打了个寒颤。　
“快走，到家就暖和了。”我拉着他，加快了脚步。　
那个冬夜，在河边儿，我们第一次提到了关于未来乐队的名字，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桥”真就被确定了下来，并且一用，就是十好几年　

八六年，帕瓦罗蒂来了北京，临走时说了句：“我还要来中国！”　
八七年，费翔唱红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姐迷他迷得神魂颠倒。　
对于前者，我没有什么感觉，只记得有个满脸胡子的外国胖老头来了又去了，对于后者，我了解稍微多一点，因为当时满大街都有人唱“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但最后，被点燃的似乎不止追逐流行乐和流行乐制造者的人们，还有咱们国家东北的那片儿林子。　
大兴安岭火灾可谓震惊全国，不少人半开玩笑的说都是让费翔那首歌给咒的，对此，我不发表个人观点，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另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崔健。　
我挺意外，因为没想到会有除了我爸我妈和周小川之外能让我这么惦记着的人，那个长相有点儿痞，嗓子不错，底气挺足却咬字不怎么清楚的摇滚歌手，带着一首《一无所有》闯进了我的视线，我认为那一刻，我找到了所谓“音乐”的感觉，我那时候才明白，我不想要高雅的，也不稀罕通俗的，我要的是摇滚，是一种呐喊的声音，一种就算织细婉约时也能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旋律。　
然后，我感觉，我也可以创作出那样的东西，给我一把吉他，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做到。　
但当时我没有那个时间，八七年九月，我成了毕业班的学生。　
于是，面临着大学在召唤，高考在眼前的现实，我只能在不用埋头于书山题海中时唱上两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谁跟你走啊。”周小川笑我。　
“那个老‘笑我一无所有’的人呗。”我扔下手里的笔，打了个哈欠。　
“你都快走火入魔了，有工夫多看两眼书吧。”干掉塑料袋里最后一个香蕉，他站起来，“行了，不给你添乱了，你学你的，我回家。”　
“哎？不吃饭啊？”我有点惊异。　
“我们家今儿晚上吃炸酱面，我得回去。”朝我一笑，他转身走了。　
我觉得挺失望，因为照以往的惯例，周小川如果下午四点半左右还在我们家呆着，那晚饭必定就在这儿吃了，但那天却一反常态，而在后来的时间内，这种现象之见多不见少，于是我明白，他是怕耽误了我学习。　
“其实不用那么玩儿命，我这么聪明的人。”找了个空闲，我跟他说。　
“你能保证考上清华北大了，我就天天跟你这儿泡着。”　
一句话，气得我半个字儿也蹦不出来了，清华北大？我还真没想过，我的目标是警官大学，其余的只能排在第二志愿之后。　
“那你爸妈同意？他们不是说让你考重点本科吗，警院”　
“警院也不是那么差劲啊，再说当警察是我梦想。”　
“问题是”他想了想，措了下词儿，然后转了话锋，“反正你别因为考哪儿和家里闹矛盾。”　
“嗯。”我点头。　
那时候我其实挺自以为是的，可能是和人打架中锻炼出来的过度自信，我觉得我认定了警院就一定能去，谁也拦不了我，在这件事儿上，我没听川川的，拒绝掉爸妈希望我考上的大学清单，我和家里有点僵化。　
“建军，你别死较真儿了，爸妈是为你好。”我姐劝我。　
“我就是想上警院。”我强调，同时让别人的劝说都成了耳旁风。　
但我当时并没想到事情会与我的期待相违背，有个致命的因素，有个不可抗拒的力量，让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偏执。　
八七年十一月，那可谓我年轻时代最痛苦的时期，在众多儿孙中最疼爱我，最拿我当回事儿的，我的爷爷，那时突然病危。　
我还在课堂上，就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听他讲了大致情况之后，我一路疯跑到了医院，找到特护病房之后，我见着了让人发怵的场面。　
一张病床，周围站满了人，全是家里的亲戚，我爸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双手紧攥着老人苍白枯干的手掌。听见我进来，刚才还紧闭着眼的人慢慢把眼睛睁开了，然后，那个沧桑的声音叫我：　
“老疙瘩是老疙瘩来了吗？”　
那一时间，我不夸张，眼泪就在我眼眶里打转，我从没想到那个曾经有如洪钟般的声音竟会如此苍老，如此无力，好像强弩之末，想再挣扎出一丝威武，却已没了底气。　
“建军，爷爷叫你呢，过来。”是我爸，他极少叫我大名，除非有严重情况，听见那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我心里跟着一紧，脚似乎被牵着往前走去了，一直走到病床前。　
“建军，去，跟你爷爷说两句话，凑而根儿底下说去。”　
我爸一句话，又让我一阵心悸，我突然明白，这个无力地僵卧在床上的老人已经快没了听觉，至于那双浑浊的眼，我知道，我早就知道，那是早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失明了的，他完全凭借着第六感来判断周围每个人的存在，判断我的到来。　
那天，我跟爷爷说了没几句话，因为医生说他的心脏已经不起任何刺激，于是，那既有的几句话便成了我弥足珍贵的东西，也成了我最难以抵抗的打击。　
“老疙瘩学得好吗？”　
“好。”　
“好、好能考上大学吧？”　
“能，能上清华北大。”　
“行你真行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　
“嗯。”　
“别学我，别当兵受罪。”　
“哎，我不当兵。”　
“也别当警察改朝换代，最先掉脑袋”　
最后这句，我没有回答，我没法回答。当时，我直挺挺的愣在了原地，感觉嗓子眼儿堵了一大块东西，想咽，咽不下去，想吐，吐不出来。　
我万万没有想到，老人竟在恍惚状态下如此明确的否定了我长久以来的选择，我最坚定不移的指向，最认真的目标，都被那句话给踩得粉碎。　
“老疙瘩你得考上正经的正经的”　
完全没有焦距的眼睛似乎努力在空中寻求着一个集中点，但思路已经跟不上了，断断续续的嗫嚅最终被我爸给接去了话尾。　
“建军肯定能考上正经大学，全国一类本，全国一类重点本！”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啊，全都戳在我心里，注视着那双蒙着一层灰的眼睛，我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我觉得耳鸣，觉得手有点发抖，然后在我爸拽了我袖子一把之后，条件反射一样的喊了出来：　
“我考！！”　
眼泪一下子就掉出来了，我咬着牙喊出来的两个字是那么沉重，砸在我胸口，是窒息的钝痛。那是一种我从没体会过的感觉，悲伤、哀痛、苦闷、茫然，绞缠在一块儿，让我不知道那眼泪究竟有几层含义。　
那天，我直到很晚才跟我爸妈和我姐回家，然后我就闷在自己的小屋里不出来了。我爸敲门，我不开，他就一直敲，一直叫我开门，最后，我终于受不了拔掉了门上的插销。老爷子走进来，坐在我写字台前头，抬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我没过去坐下，靠在门框上，我半天才开口问：　
“改朝换代，最先掉脑袋是什么意思？”　
我爸一愣，然后叹气：“政治这东西一旦变了，国家机器总是”　
“知道了。”我苦笑。　
我明白了，所谓惊弓之鸟啊，目睹过动乱的人，心里对于政治的敏感已上升到无法想象的高度，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南征北战过，从硝烟中闯出来，本以为可以过太平盛世的人来说，那场十年浩劫让他们怕了，他们唯一期待，也是最期待的，莫过于自己的子孙永远不要和政治扯上关系。　
那天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号，三天之后的十五号，爷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最后的场景我没有见到，因为爸妈也好，其他家人也好，都没想到老人会走得那么突然，去世前一个小时，他还在絮絮的念叨当年的金戈铁马，当年的峥嵘岁月，那短短的时间内，他几乎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甚至还能清楚的历数自己军装上每一枚奖章和自己身上每一处伤疤的来历。　
然后，在午夜时分，心脏监视器的屏幕上，跳动的曲线最终拉直，很直，很平，和地平线平行，好像能延伸到无限远的地方　
我爸，一个自认为是钢铁般的汉子，跪在地上嚎啕失声。　
　
我有些蒙，因为不敢相信一切发生的这么快，这么突然，唯有黑白的遗像和爸妈哭肿的眼睛在对我陈述事实，我爸从灵堂里出来之后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男人也可以有这样多的眼泪。　
　
最后，最后的最后，在我们办完了一切后事回来，走向建安里四巷的巷子口时，我看见了那个单薄瘦削的身影站在那儿张望。　
“是川儿吧？”我妈问。　
“老二，是川儿”我爸确定。　
“快去啊，人家等着你呢。”我姐提醒我。　
我全身都开始哆嗦，半天，才加快脚步走向站在那儿，老老实实站在那儿等着我的周小川。　
我走近，跟他面对面，他看着我，咬着下嘴唇，显得有些胆怯，然后，他拉住我的手说：“建军”　
我没让他把后面的话说出来，拽着他在外头冻得冰凉的手，我迈开步子就跑，没给他一点喘息的时间，我拉着他从四巷一直跑到六巷，又跑到西边的老玉米市，穿过一片片菜地，最终停在护城河沿儿。　
黑色的水闸就在眼前，河水从上面跃过，轰隆隆地响，我听见周小川在我身后喘得很急，那种喘息的声音和水声一样灌进我的耳朵，我知道她很累，但他一直跟着我跑过来了，他没有甩开我的手，没有要求停下来，他就一直跟在我后头，努力追上我的脚步。　
站在河沿儿上，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借着惯性，我整个人往下滑了两米多。　
“建军！！”　
身后传来紧张的叫声，我没有回头，我闭上眼睛等着，然后，十几秒钟之后，一个身影有点狼狈的也滑了下来，停在我旁边。　
“你掉下去怎么办？！这多悬啊！！”还没调整好姿势，他就冲我吼。　
“那你还跟我下来？”我侧脸看他，嘴角挑起一个笑。　
“废话！我、我这不是那什么嘛。”　
“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赌气一样的口气，周小川别开脸。　
我没说话，就是看着他的侧脸，然后，半天之后，我叹气。　
“川川，我不考警院了。”　
“什么？！”不可思议的大眼睛盯着我。　
“我不考了。”我重复，“我要考全国一类重点本。”　
“清华北大？”　
“嗯。”　
“那”　
迟疑了好一阵子，他又把没说出口的话咽回去了，周小川抬手拽着我胳膊，眼睛在我脸上盯了半天，好像在找他想要的答案，我不知道他找着了没有，我就知道他攥着我胳膊的手慢慢加重了力道，慢慢把我往他那儿拽，最后把我们俩的距离缩小到零。他一手按着我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放在我背后，像抱小孩儿似的那么抱着，还很轻很轻的拍着我，然后他说：　
“再难过的事儿，一咬牙，一跺脚，也就扛过去了。”　
我什么都没说。　
我当时只剩下哭的能耐。　
三十几年，三十几年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周小川面前哭，我哭到天昏地暗，哭了个畅快淋漓　
那时我的手在颤抖，那时我的泪在流，可我不是一无所有，我还有个周小川。　
“再难过的事儿，一咬牙，一跺脚，也就扛过去了。”　
他这话，我信，我真信。　

八八年是个好年头，因为这个数字吉利，于是，那一年结婚的，店铺开张的，都格外多，虽然后来有不少一定离了婚，倒了闭，但当时的热情却格外高涨，我还记得建安里在那一年迎亲的鞭炮比哪一年都要多，都要响亮。　
人们对于数字的迷信能达到如此程度，不可谓不惊人，而和闲人们看热闹的心态正相反的，我爸妈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我身上。随着夏天一点点临近，高考的日子也就在眼前，我心里也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没底。不是因为对人生重大关卡的忧虑与不安，二是我苦于无法作出某个比高考去向还让我郁闷的决定，我感觉自己头一回陷入难以决定去留的困境。　
但周小川好像根本看不出我的烦恼。　
“怎么样啊？报志愿了没有？”他挺兴高采烈的问我。　
“报了。”我有点惊异的看着他。　
“报哪儿了？”　
“你猜呢？”我合上书本儿，吁了口气。　
“第一志愿肯定是北大啊。”他没有别的意思，我却觉得那话怎么听怎么不得劲儿。　
“不是，没有清华北大。”我摇头，然后站起来，“我没报北京的。”　
“啊？”　
他的惊讶在我预料之内，周小川完全愣了，我说不上来他的眼神里究竟有几种或是几层意味，而在我试图挖掘出点什么来之前，我们俩的对话就让我妈给打断了。　
“川儿，建军越来越浑了，你也不劝劝他。”　
“阿姨，他哪儿听我的。”应和了一句，川川又看向我，“哎，你真没报北京的？”　
“这我蒙你干吗。”我哼了一声，然后从椅子背儿上抓起跨栏儿背心儿穿上，“走，跟我出去遛达一圈儿。”　
“老二！你又上哪儿去啊？！”我爸从里屋喊。　
“买东西。”很含糊的扔下一个回答，我拉着周小川出了门。　
“嚼子！嚼子！”跟在我后头，他紧着叫我，“你到底报哪儿了？啊？”　
我没理他，就自顾自往前走，我走得挺快，出了院子，又出了巷子口。川川快赶了几步，总算追上我，他一把拉住我的袖子，语气已经明显有点急了。　
“裴建军！你有病啊你？！”　
“我怎么有病了？”干笑了两声，我试图转移话题，“对了，我上小卖部买两瓶小香槟，跟我去一趟。”　
“你少来劲啊。”他盯着我。　
“我来劲？我看是你来劲，我报哪儿你这么上心干吗？”我嘻皮笑脸，但话里带着多少伤人的成分我知道，因为周小川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他用一种我原先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我，看到我全身发毛，然后他扔下一句话转身就走。　
“行，我有病，我上赶着你，明儿以后你他妈爱干吗干吗，爱上哪儿上哪儿，我还真就懒得管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