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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理想一点时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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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赞成“自由体位分娩”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私人医院特别是私人妇产专科，都备有“自然分娩”的塌塌米和室，当孕妇选择了“自由体位分娩”之后，助产妇会提前给孕妇夫妇二人“上课”说明要领和注意事项，因为在踏踏米上的自由体位分娩，产妇们从阵痛到分娩，完全按自己和腹中宝宝的需求，或跪或坐，或趴或站，直到孩子诞生，都需要丈夫的给予的力量与帮助，这样给人的感觉更象是夫妻二人一起生孩子。赞成“自然体位分娩”的产科专家们认为：目前在世界上占主流的“仰卧式分娩法”是不科学的，会妨碍母体与胎儿出生时的正常用力，甚至人为造成难产。而且这些产科专家们还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会象人类一样四腿朝天地生孩子，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应该回归自然，以最原始最自由的姿势来生下自己的孩子。
日本的准妈妈们在生下宝宝出院之后，还有回娘家的习惯，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娘家近的一般出院后直接由娘家人接回家，远些的干脆就选择回娘家待产，这就是日本人常说的“里帰り出産”，因为在刚生下宝宝的第一个月里，妈妈们难免手忙脚乱，而这个时候能够毫无顾忌地帮手的人，只有自己的母亲。当然也有好婆婆们会象照顾女儿一样照顾媳妇，不过只要自己的母亲还健在，大部分刚刚生完宝宝的新妈妈们，依然会愿意回娘家去住上一阵子。所以说，日本的妈妈们其实也是有“月子”的，只是她们的“月子”性质和我们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是“坐月子”，而日本的妈妈们呢，则在她们的“月子”里重新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再做回了一次妈妈的女儿。
最后这一段话，写给网友小何：
小何，上面是关于在日本孕产的一些介绍，不知道是否对你们夫妻俩有帮助。关于中国人的“坐月子”不能洗澡不能洗头等，除了源于传统的中医理念，还因为过去中国人的洗浴条件差，特别是中国农村，至今洗浴条件不好的地方也很多，这样的地方，与卫生相比，当然会首先看重产妇的健康，千万不要因为洗头洗澡而吹风受凉，所以，从这点而言，产后不能马上洗澡洗头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们在城市，有好的沐浴设备和洗浴条件，我认为完全不必顾忌这些传统习惯，因为人的生活习惯，受环境制约，但也应该因环境而改变，这样才是自然的。
10 郑若麟：当“巴黎情结”缠绕中国富翁的心头
来源：凤凰博报责任编辑：2011年08月09日18：45【评论0条】字号：T｜T
不久前，胡润百富报告称法国成为中国百万富翁的“首选旅游地”，这使我产生不少联想。中国富翁似乎确实有着一种“巴黎情结”，对巴黎情有独钟。我在巴黎就邂逅、招待过一些“富豪”，出手确实不同凡响。曾有中国一位国家级官员（政协副主席）因私人事务途经巴黎，我去拜访，也就住在来往巴黎的朋友都知道的148：位于郊区“犹太城”的使馆招待所。而陪同前来的一位富翁，则住在凯旋门广场附近的“拉斐尔”四星豪华级大饭店顶层的复式套间。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大富翁的公司当时正在与法国的合作伙伴因涉及产品专利的问题而在打官司，因此问我能否请几位中、法记者聚一聚，私下沟通一下。这在法国是非常流行的做法，即在轰动性新闻爆发之前，先透个底给记者，当然更重要的是影响记者的观点和立场。用记者的流行语就是开一个Off的新闻会，即不供发表、仅供参考。在这种场合，能够了解到很多内幕。这在中国官方是很少做的，但中国的富翁却已经凭着自己经商的本能，理解并开始做起来。当时时间非常紧，也就一天。我担心我认识的一些法国著名记者可能早就另有安排。法国的名流和上层见人都要事先约会的。越是出名地位越是高者，约会的期限就越长。你要见我一面？可以，三周以后。我曾有过一次约到三个月以后！不料，当我告诉他们这位富翁的名字和约会的地点时，好几位大名鼎鼎的法国媒体人都专门改变日程而赶来与这位中国的“暴发户”见面。当时我感叹，有钱能使鬼推磨，原来是一个普世真理啊！
大约两、三年前，我曾与一位专门安排法国高档旅游的朋友聊过天。她透露，中国的富翁现在到巴黎，主要还是常规旅行，还没有像她所接待的那些俄罗斯、美国、阿拉伯世界的巨富，乘坐私人专机、居住私人寓所、出入的是私人宴席……甚至连购物也是“私人的”：即一些高档豪华品牌为他们专门安排不对外开放的私人销售。不久前我再次与这位豪华旅游高管偶遇，她兴奋地说，她的顾客名单上已经开始出现中文名字。
我好奇地问，中国富翁都对什么感兴趣，“这是职业秘密，”她眨了眨眼睛说，“大题上来说，他们钟情的，是首饰、名酒和路易·威登、爱玛仕等服装和箱包……”。“现代艺术品市场呢？”我问，这也是当代升值空间最大的领域之一，法国的富翁如路易·威登公司的老板、世界第四富翁贝尔纳·阿尔诺就专门投资一些当代艺术家，在大量收购他们的作品后，再将其造势成名，特别是通过特殊手段将他们的作品收入国家级的博物馆，使其价格飙升，利润极为可观，而且不用纳税！最近因索菲大饭店性侵案而闹得全球闻名的法国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妻子，就是出身在一个现代艺术品交易商的家族。其祖父就是通过买卖如毕加索一类画家的作品而暴富！“在这个领域，中国大陆来的富翁似乎一点儿也不敏感，”这位了解中国富翁巴黎行踪的旅游高管说，“他们也很少参观卢浮宫或奥赛博物馆。但他们嗜好到波尔多最著名的酒庄品酒，而且常常一开口就要将对方买下来……”
难怪法国一些“贵族”瞧不起中国的富翁。曾有一位法国奢侈品商在电视三台一档文化节目上说，“中国人都是一下暴富起来，没有品味，没有文化。虽然买得起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会请他们到家里赴宴。”不知这位法国商人的话是否会令那些在香榭丽舍LV旗舰店门口顶着烈日排队为法国奢侈品商送钱的中国人热度更高？不过我以为这并非中国富翁们的“错”。我们经年累月对海外文明有着一种畸形的视角：对其深层思想的内涵往往漠然，但对其物质上的有形硕果则欣赏之至，而且学得很快。记得老舍的不朽名剧《茶馆》里有一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台词：“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这种心态今天换成了LV的包、拉菲的酒、CD的香水和劳力士的表，仅此而已。
在巴黎我不仅采访过富翁，也曾遇到顶级高官的来访。令人无奈耸肩的是，中国高官的一些夫人来到巴黎，不去慈善机构、不访博物馆，却常常留恋于奢侈品厂商或高档品商家，令人暗暗感叹修养的缺乏。但这也同样不能怪她们：当全民崇拜西洋奢侈品的时候，怎么能想象高官夫人们独善其身呢？不过，有些富翁已经开始在巴黎寻访当年火烧圆明园或八国联军侵华时，法国官兵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了。在一些巴黎拍卖场，中国文物往往被中国人拍走。这也是中国富翁们为己谋利的同时也为国贡献的一个例子。
现在新的“巴黎诱惑”又出现了：高档房地产。巴黎已经不再仅仅吸引中国的富翁前来旅游，而且已经开始诱惑他们前来居住。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巴纳斯高档房地产公司”在巴黎香街上的那家著名饭店“富凯”举办的早餐会。富凯饭店因萨科齐当选总统后邀请一批法国巨富在那里大肆庆贺“胜利”而成为法国暴富的象征。该公司总裁介绍说，继阿拉伯、美国、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之后，中国富翁开始将视线转向巴黎的高档住宅。
巴黎的高档住宅是为全球富翁们准备的，一般都是在最好地段的房产，房子有新有旧，包括一些古老的石板楼房。巴黎的高档住宅价格不菲，每平米价格在12000到50000欧元之间，但升值空间亦大。虽然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总体上升值率比不上香港（升值70％）和上海（52％），但也达到28％。特别是去年一年，当香港高档房产升值26％、上海16％时，巴黎升值20％，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更特殊的是，巴黎高档房产价值比较稳定。2008年巴黎在危机中房产跌幅（—8％）小于上海（—10％）和香港（—23％）。这些高档房产一般都是超豪华的，如巴黎一区一套能够俯瞰卢浮宫的顶层复室楼盘，400平米加55平米带泳池的大平台，售价1800万欧元，平均42000欧元一平米。据介绍，这套房产不到一周就卖掉了。买主是何人，属商业秘密。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巴黎高档房产买主的名单上，已经有了中国人。据透露，已经有几个中国富翁在巴黎购了高档房产。根据法国法律，购房款都必须有合法收入证明，以防“洗钱”。因此想来购房者应该没有“非法致富”的嫌疑……
我想，中国的富翁与其将金钱抛在仅仅会“钱生钱”的股票、债券身上，与其在国内将房地产炒到平民买不起，不如趁西方今天财富在缩水的历史机缘，实打实地将巴黎一点一点地买下来。房产是个人财富中最为稳定的投资。西方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过去，法国特殊之魅力，在于视“社会承认”与财富同样重要。即认为一个人的才华得到社会承认的话，与赢得金钱一样重要。但今天，没钱，再有名也没用。因此，当中国人将半个巴黎买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仰视西方的时代也就将会结束。更何况，纸币永远在贬值。将纸币换成巴黎、纽约、伦敦等西方心脏永远升值的房产，是“藏富海外”，与“藏富于民”不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当然，前提是世界永葆和平和中国的强盛……
11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进入专题： 心灵小语
● 刘瑜 （进入专栏）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开展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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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力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其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其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和“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道路；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证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是否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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