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十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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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伙儿，竟都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动。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流放地？这就是我们“大有作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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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后放晴，天很蓝。静默的村庄有一种压迫人的气势。
　　人扑通扑通地跳下车，站在了这片土地上。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是，家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大旗杆，是用几段木杆接在一起的，竖得无比之高，顶上飘着三角的小红旗。远望，村庄犹如桅杆林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猜了半天，不得而知。而我猜想，不过就是一种民俗吧。二是，大喇叭里有人在演讲，滔滔不绝，只有当今的美国国会议员才有那种口才。喇叭里的人，说的虽然是汉语，却有很多术语我们怎么也听不明白。
　　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打听清楚了。小旗子的意思是“高举伟大旗帜”。这个象征，很搞笑，但又无懈可击。我承认，这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高的旗帜。演讲的事情也闹明白了，是大队在开“揭盖子会”，相当于现在的听证会吧。老乡们说，有人能一口气讲一天。这样的天才，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仅存卡斯特罗而已。
　　红旗猎猎，喇叭里奇异的演讲声在天空回荡。东甸子，就这样以非凡的怀抱迎接了我们。
　　工宣队和生产小队的队长办了交接手续，把我们这十个臭鱼烂虾甩给了贫下中农。吃了饭，就坐车走了，自始至终戴着那白手套。他是革命的人，但不一定要呆在最革命的地方。
　　到东甸子时，已是下晌，肚皮都快饿瘪啦，所以这顿饭很香。农妇们在生产队部的灶上烙了热腾腾的大饼，熬了白菜土豆汤。汤不怎么样，有土腥味儿，但烙饼却是一流的。我们以为，有这样热情好客的农民，今后的日子不可能苦到哪儿去。但是，我们想错了，这是东甸子的贫下中农唯一招待过我们的一顿饭。农民是熬过60年代初的灾荒的，知道免费的午餐谁也吃不得，吃了，就要饿死人。
　　队部里来了些大人小孩，看热闹，有样子怪怪的，有衣衫不整的，有神情激动而不知所云的。就好比像现在街头蹲着的民工吧，看上去总有点儿别别扭扭。我们当中有人憋不住笑，龚本辉立刻就把脸一黑，压低了声音喝止：“笑什么笑？给贫下中农留下什么印象？”
　　饭后，竟已是暮色时分了。因为集体户的房子还没盖，男女生就分两拨，住进了老乡家。
　　女生，住进了新上任的队长刘队长家。男生，安排在小手工业者李裁缝家。李裁缝是六指，不过也确实比常人手巧一些，在农村是少有的挣现钱的主儿。家道很殷实，东西屋有两铺大炕。他把老婆孩子撵到西屋，自己跟我们住一屋。
　　刘队长是个好人，前不久搞政变刚上台，掀翻了盘踞东甸子十队六年之久的王队长，位置还不太稳，决心拉拢集体户以壮声威。他是正派人，掂量掂量队里的人家，对哪一家的男主人都不大放心，干脆就把女生收到他家去了。
　　女生在刘队长家里怎么睡？我们不知道，反正在农村，两辈人男女睡一个炕不算违反习俗。我们当时的心思还没那么邪，没想得太多，倒是李裁缝的夸夸其谈，“煮酒论英雄”，让我们初尝乡村乐趣。
　　农村第一夜，大炕上躺了六个男生，略有些挤。但冬夜的炕烧得暖，让人筋骨舒畅。几个淘小子像在过野营生活，你捶我打地闹腾了一阵儿，都躺下了。李裁缝还要做一会儿活儿，在灯下咔咔地踩着缝纫机。我们睡不着，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李裁缝是富户，家里电灯雪亮，墙上新糊了报纸，感觉跟城市差别不大。他是个死硬的倒王派，又天生有幽默感，现在有了我们这些听众，就不断地用缺乏逻辑的语言讥讽和控诉刚下台的王队长，说老王过去如何霸道如何专制，如何不得好死。末了，忽然跟我们说：“历史上，姓王的都不是好人；姓李的，都是大英雄。”
　　此话一出，我们哗然：“不对吧？哪个姓李的是英雄？”
　　老李是山东人，用方言朗朗答道：“李玉和！”（京剧《红灯记》里的正面人物）
　　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就是“力雨贺”。
　　“那，姓王的呢，哪个是坏人呀？”
　　“王连举啊！”（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
　　我们爆笑，小迷糊说：“什么呀？不算，不算。”
　　李裁缝抬起头，较起了真儿：“力雨贺！怎么的，不算英雄？”
　　我们继续笑，龚本辉故意说：“姓李的，也有大坏蛋呢！”
　　老李警惕道：“谁？”
　　“李承晚。”（朝鲜战争时期的韩国总统）
　　老李愣了一愣，也许是感觉似曾耳熟，但随即一口咬定：“我就知道力雨贺！”
　　和老李笑笑闹闹，倦意渐渐上来，老李也停了手中的活儿：“不干了，睡啦。”他稀里呼噜脱衣上炕，关了灯，叮嘱我们道：“晚上起夜，就在墙根儿底下尿，别走远了。”
　　“有狼？”
　　“狼？狼还不敢进屯子，野地里，有苏联特务！”
　　啊！老李一句话，说得我们脊骨发凉，睡意忽地一下就没了。睁眼看看窗外，没有一丝灯光，外面却总像是有人影。房脊上，寒风掠过，宛如阵阵狼嚎。
　　5
　　我们住在李裁缝家，开伙却是在刘队长家。四个女生，轮流做饭，当然也给她们算工分，然后内部调剂。男生则是坐享其成，饭来张口。东北这地方，大男子主义严重，因此没有谁觉得这不对劲儿。
　　冬季是农闲，吃多了浪费，农民只吃两顿饭。我们入乡随俗，也如此，头晌饭九点多钟吃，下晌饭下午四点多钟吃。第一天吃罢头晌饭，我们就摩拳擦掌，要求去干活儿。刘队长笑笑说：“这么老远来，歇两天再说吧。”


　　“也不累，歇什么呀！”我们那时候，大傻帽儿一个，非要抢着给自己戴上笼套。
　　“好吧！”刘队长磕磕烟袋锅。“男的刨粪，女的搓麻绳，都抻悠着干，先锻炼锻炼。”
　　人生的笼套，就此戴上。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我都没把这笼套解下来，只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叫法，有时侯叫“炼红心”，有时侯叫“做贡献”，有时侯叫“谋生”，有时侯叫“在岗”，反正就是稀里糊涂的卖命。
　　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悠闲的时期切入了农村生活，所以没有感觉劳动这一关有什么难。刨粪实际上就是刨冻土。夏季里从猪圈和厕所起出来的农家肥，要掺很多土，堆成一堆发酵，到冬天被冻得梆梆硬，得用丁字镐一点点刨下来，用车拉到地里去，准备春天时候用。
　　头一天干活儿，感觉很新鲜。两人一把镐，虎口震得厉害，刨二、三十下就要换人。干两个钟头之后，还要歇20分钟。歇气的时候，可以回家暖和暖和。
　　歇完气，龚本辉到了场地，认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用的镐了，就高声问：“哪个是我的镐？”
　　小迷糊就吃吃地笑：“哪个是你的搞？哈哈，你的搞，你什么时候的搞？”
　　众人会意，都哈哈地乐。原来那个年代，“搞”这个词，在民间有Se情意义，跟“Zuo爱”有点儿接近，比如“乱搞男女关系”、“搞破鞋（婚外恋）”等等。
　　小迷糊一点破，几个男生就此伏彼起地喊：“这是我的搞！”“那个，我的搞！”潜意识里，暗指在队部搓麻绳的那几个美眉。说着说着，索性就点开名了：“关美玲，是不是龚本辉的搞？”“梁燕眉，最好让小迷糊的搞！”长这么大，第一次说黄段子，我们几条臭鱼真是内心酣畅，笑了个人仰马翻。
　　龚本辉从组户开始，就暗恋上了女虾的头儿关美玲，此时仿佛心事被点破，顿时脸涨红，朝小迷糊喝了一声：“操，你他妈有点儿正经的！”
　　小迷糊不买账，仍是嘻皮笑脸：“你急什么眼，关美玲不是你的搞，又是谁的搞？”
　　一天的劳动，在这嘻嘻哈哈中，混的挺快。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苦，只觉得成｜人的生活其乐无穷。
　　我们户的这几个女伴侣，在队部搓麻也搓得挺自在。她们跟农民，天然就亲近。对她们，倒是应该费点儿笔墨说说了。
　　这几个女生，原先在班里并不十分出众，成绩平平，气质一般。那关美玲还是我的集邮伙伴之一，课间有时候互相展示一下藏品。关初解风情算是比较早的，有时候在看我的集邮册时，会把手不经意地搭在我肩上一小会儿。这举动在那时，虽无人非议，但已属大胆。我那时，暗恋的却是长影一个导演的女儿，根本就没把关放在眼里。
　　三年的大折腾当中，我们和这几个美眉不是一个组织的。所以三年里也没见上过几面，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折腾开始后，我成了灰色出身的人，降了等级了，关却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再见面时，她眼睛立刻朝天。从组户那天起，就没拿正眼瞧过我。
　　这是我最早经历的世态炎凉，想想大革命前课间互换邮票的情景，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关的变脸，使我的集体户生活从一开始就比较压抑。
　　关是我们户的两名户长之一，她统辖的三名女兵跟她的出身一样，此刻也都意气飞扬。其中的郝丽珍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在郊区，貌丑，人也笨，在小学里是灰色人物。哪曾想她的一个远房哥哥是省实验总务科的头儿，所以居然也考上了省实验。那时候的人淳朴，这样不公平的事，也没人想到里面会有什么猫腻。到了省实验，我们又是一个班，我内心多少有点儿鄙视她，根本就没把她当同学。而她在班里，也是夹着尾巴做人的。现在，这郝丽珍牛了，“红五类”，农活儿又好，从前的萎靡之态一扫而空。
　　那一天，我们早上干活儿回来，在刘队长家里等着吃饭。郝丽珍轮值，端了一盖帘的粘豆包，从里屋去外屋地（厨房）下锅。她用脚尖扒开门，不小心掉了几个豆包在地上。郝丽珍一气，骂了一句：“他妈了个腿儿的！”
　　无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开初的三年间，我们从未听到过女生骂粗口，那怕是那些很骄横的军干子弟。此时忽闻国骂，坐在炕沿上闲聊的男生们都面面相觑。
　　郝丽珍终于用脚扒开了门，进了厨房。门一关，小迷糊就嘀咕了一句：“他妈了个腿儿的！”
　　众人一阵轰笑。龚本辉摇头叹道：“现在这女生，唉……”
　　那时的女生，意气飞扬，成了户里的主导。
　　女生们住在刘队长家，自然就成了刘的拥护者。她们的立场，又传染给了我们，集体户自然成了刘的一股力量。此时的刘队长，立足未稳，只是个代理队长，前队长老王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刘看到了这个危机，已经有所筹划。当时正逢有个小运动，可能是叫“清理阶级队伍”吧，他便果断出手，把我们派上了用场。因此我们刚一来到广阔天地，就给刘充当了一回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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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队长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和前队长老王比起来，根基还不厚，不敢贸然整肃王的死党，因此要找个软的来捏捏，杀鸡给猴看。他抓住的，是队里唯一的一个“富农”。这富农姓于，岁数不到50，应该算中年，但生活的厄运搞得他满脸沧桑，我们只知他叫老于头。农村的所谓富农，不过是在土改前比较下力干活儿的农民，辛辛苦苦攒钱买了八垧地（一垧折合10亩），雇两个扛长活的（长工），一块儿当牛做马的干。夏天日长，给长工吃“粘干粮”（因为能抗饿），自己舍不得，光吃玉米饼子。一辈子手没离过锹把子、锄把子，放到现在，就是勤俭持家的劳模。但是一旦评上了富农，就成了三孙子，人人皆可侮辱。
　　刘队长下令，将老于头拘禁在队部，交代问题，不交代清楚不让回家。又特地指派我们几个男生当狱卒，交待说，适当的可以刑讯逼供。那年头无法无天，一个小小生产队长就敢行使公安才具备的权力，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受命刑讯，觉得很刺激，拿着宽皮带充当刑具，就去执行公务了。
　　老于头哪里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让他说说怎么种庄稼还差不多。我们看主流意识的小说和电影看多了，认定了富农都藏着一本“变天账”，都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内应，怀里都揣着毒药匕首，一心要豁出老婆、女儿给干部施“美人计”。于是就照着这个思路开干，抄了老于头的家，凡是纸张书本都搜罗了过来。
　　审讯开始，牛头不对马嘴。老于头天生是个老实人，老实得有点木讷。天冷，他淌着鼻涕，问他一句，他卑微地一点头。问他三代，他都能说清楚。问他变天账，他答不上来。问他想不想老蒋，他沉默。
　　我们吆五喝六，老于头就是不说什么。
　　审了一天，没结果。晚上我和小迷糊值班，在队部看守他。夜长无眠，我俩就接着消遣老于头。小迷糊在学校文革中是活跃人物。跟对立派斗，冷不丁出狠手，一皮带能打得对方晕头转向。他的酷，给我印象很深。1967年末武斗彻底结束，批斗校长的事也早就停止了，我们已经金盆洗手了好长时间，这回有了个行使拷问权的机会，俩人都很兴奋。小迷糊语言尖刻，拿出一套审讯逻辑，几句话，把老于头逼到了死角。给我的印象是，变天账，有，但打死我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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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于头的态度激怒了我，我一把夺过小迷糊手上的军用皮带，喝问：“说不说？”
　　老于头沉默。
　　“不说？”我突然涌起了嗜血的冲动，武斗时虐待“战俘”的快感在瞬间重返体内。
　　说时迟，那时快，我猛然抡圆了皮带，照老于的鱼尾纹老脸就是一下子。
　　老于短暂而尖锐地呻吟了一声，两手捂住眼睛，痛苦而压抑地蹲了下去。
　　小迷糊对我的爆发很感意外，他走过去，喝令老于站起来，手放下。他看了看老于的伤势，说：“妈的，自个儿去洗洗！”
　　伤处被打了一个凹坑，血从老于左眼的眉骨处汩汩地流出来。老人走到水缸边，手颤颤地舀了凉水，洗了。小迷糊撕了一张审讯记录纸，给了老于：“把伤口摁上！”
　　老于按住伤口，又站直，不敢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