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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烈焰-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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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到会者联想到前几天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派冷冷清清的景象,并没有预想的那种群众热烈响应的热潮,马上又感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空喊群众运动的人,这时也找不到买际的例子来反驳这番话。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7)
不过争到最后,有人又主张:“我们还是向南走,到广东去,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吧。”
当时,叶挺、贺龙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实力最大的军队,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希望所在,所以这番话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
而毛泽东对这一意见是不以为然的。
早在秋收暴动前,他就反对把湖南的军队调到广东,认为湖南民众的条件比广东好。眼下,叶、贺部队的胜败不详,甚至到了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去追呢?不过鉴于多数人的愿望,毛泽东没有激烈反驳这一意见,还是耐心讲解就地上山的意义,并解释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我们工农革命军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号召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推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这又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又用形象的比喻说:“打个比方说,参天大树之所以枝繁叶茂,就是因为它的根扎土很深;水上浮草之所以随风飘动,就是因为它的根基没有扎进土中。敌人在农村控制的力量薄弱,就有利于我们去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显然,毛泽东有理有据,口才又好。余洒度虽然在黄埔军校就当过宣传科长,苏先骏也在河南省委工作过,也都能说会道,可是这一次,面对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他们却显得理屈词穷。
毛泽东见多数人已被自己说服,便又进一步说道:“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山大王’!”
“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当时又有人嘟囔着。
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解说道:“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建树的山大王,是武装割据的‘山大王’,是红色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那我们到哪里去当这个‘山大王’呢?”余洒度不无嘲讽地问道。
“就在这里。”毛泽东胸有成竹,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说道。
众人立即凑过身去,只见毛泽东指的是萍乡以南的罗霄山脉一段。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这个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最适宜我们落脚。”
余洒度等人此时虽不再坚持打长沙,仍表示南下可以,却要去追赶叶、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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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了大半夜,卢德铭眼见得再争下去也不可能达到统一,便主张举手表决一下。
大家一致同意举手表决。
六、
这时,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提出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决议议案。
毛泽东话音未落,卢德铭带头举起手来。
卢德铭目光如炬,将胳膊高高地举起,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
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深孚众望,他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他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后,认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所以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投了赞成票。他的这一票,可以说对决定部队的方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人一见总指挥卢德铭已经率先举手了,又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在理,便大都举起了手,表示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卢德铭亲自点了一下人数,便道:“赞成的同志还是占了绝大多数。那么,我们就请毛泽东同志宣布决定吧!”
毛泽东站起来,最后宣布道:“现在前敌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为保存实力,部队明天向湘南方向前进。”
散会以后夜已深了,毛泽东由师部副官杨立三陪着,穿过长廊,绕过香气浓郁的桂花树,到各个房间里看望了已经熟睡的战士们,随后回到分给他住的新斋第二间房子。
回到房间,毛泽东脱下鞋子准备洗脚时,旁边的杨立三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便急忙询问。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也就是在那次被捕脱险时留下的伤。这些天毛泽东为了振作士气,跟着部队行走,竟一直忍着伤痛不说。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8)
杨立三此时对毛泽东敬佩不已,连忙表示说:
“毛委员,我早就知道你了。我在《战士》刊物上看到过你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你那篇文章,对我们在湖南搞农###动的同志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有些人总说我们‘过火’,当时真让我怄气得要命。”
接着,他又赶忙去寻找药品,俨然是个好管家。
——这个杨立三,后来在红一方面军当了后勤部长,很勤奋。长征过草地时,因缺少担架员,他自己亲自抬患病的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他还在总后勤部当部长,因病在苏联逝世。当棺木用飞机运回国内的时候,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并亲自抬棺,以示对杨立三的缅怀。毛泽东得知杨立三去世的消息,也非常难过……
这时,杨立三从何长工那里得知昨晚会议的最后决定,非常高兴。他当晚就兴奋地对几个要好的同志传播着“小道消息”。何长工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由于不是前委委员,只能在旁边静听,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最后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这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会议结束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随之也表示服从会议的决议,不过按他们的解释却是去追叶挺、贺龙的部队。
这时,文家市会议并未决定到哪里落脚。毛泽东在十几天前,虽然听二团团长王新亚说过井冈山这一地名,还有当地的王佐、袁文才,但毕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当时想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也是如同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过去广东,毛泽东是坚决不赞同的。
所以,这个“向湘南退却”的决定,从表面看,是个折衷的意见,实际上,却是在照顾了大多数干部的心理倾向的前提下,确定的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时,不仅是余洒度等人反对到农村去,起义军主力部队的下级军官也大多是黄埔学生,习惯于当正规军,从未想到过要上山。只确定要去湘南,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去追叶、贺的部队。
基层军官和战士,毫无疑问地认为,南下就是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队伍。
由于南下的理由能为大多数干部接受,这就决定了随后的撤退命令就能得到较好的执行。
文家市里仁中学里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最后形成的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承认退却。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强调“革命高潮”,要求夺取长沙并进而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文家市会议却形成了实行退却的决议,体现了了不起的反潮流精神。
有了这个撤退的决心,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安全偏僻的乡村。
至于退到哪里,到哪个山落脚,找哪个“山大王”交朋友,就可以在随后进行摸索。一条到农村积蓄力量以争取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也就此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文家市会师,是工农武装革命的一个新的转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是走出一条新的斗争道路的先声……
七、
文家市会议的当天,也就是9月19日,正在武汉准备向上海搬家的中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研究秋收暴动问题。
还是在上个月召开过“八七”会议的武汉旧俄租界的那所房子里,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瞿秋白等领导人聚在一起。
年轻气盛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此次情绪很激动,他好像喝了伏尔加烈性酒,脸色彤红,要大发雷霆的样子,连喘气都是粗重的。
因为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发来的报告,经苏联驻汉口领事馆的信使,已经转到他手里。他看过报告后,猛地将桌子一拍,一只茶杯被震落在地,摔成碎片。
会议一开始,罗明纳兹就介绍了他从长沙收到的报告。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电讯联络机构,各省委、区委向中央报告情况,主要靠交通员带密信或领导人赶去口头汇报。一路上要搭车船,还要躲避岗哨搜查,往往信息传递的时间很慢。苏联驻中国的各领事馆则已经有外交电讯手段,外交信使又有豁免权,所以得到报告往往比中共中央要快得多。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9)
此刻,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有关秋收暴动的报告尚未送到,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就已经先到。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况,使武汉的中共中央,只能了解到外国共产党人评价秋收暴动的一面之词。
也难怪罗明纳兹怒气冲天,这个马也尔的报告,对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特派员充满了指责之词,把长沙城内的工作说得一塌糊涂,还扣上了许多政治帽子。
在9月中旬的那些日子里,马也尔以苏联领事的掩护身份,坐在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内,通过秘密交通员,天天催促中共湖南省委快点举行暴动,口口声声要在长沙城内,也演出一场俄国彼得格勒“十月起义”的剧目来。
马也尔坚持的暴动要求,就是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上的决定。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之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正因为这样,当省委书记彭公达于9月6日向马也尔讲了毛泽东从安源来信讲述的军事计划后,此人就要求执行“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嫌计划中提出的待军队兵临长沙后再暴动是“右倾”。
彭公达忍气吞声,随之又召开省委常委会,要求不能等待,马上暴动。可是到会者都不赞成,因为手中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力量,想从第六军调来两个团当“暴动发火药”的希望,此时也完全落空。
在此情况下,只好布置于9日破坏铁路,11日再于长沙周围各县暴动,15日于市内暴动。
破坏铁路的工人纠察队虽然英勇,60人出发后四处破路,可是一般是仅能破坏几个小地方随即就被修复。11日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按计划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结果河东方面在长沙县委书记指挥下,只解散团防五处,杀土豪劣绅三人。河西方面在长沙县委农民部长领导下只解散团防局二处,杀土豪劣绅五人。广大农民根本未能起来,所以没有待正规军去镇压,只来了一些民团就扑灭了这种根本都称不上为暴动的起事。
9月13日当天,得知浏阳、平江和安源同时发生暴动,国民党省政府宣布戒严,长沙城内倒是起了些恐慌。
马也尔这时又催湖南省委赶快组织城内暴动,彭公达却犹豫不决。他一面认为“来一个暴动,长沙虽然不敢说可以拿下,亦可以与浏平及鄂南一个帮助。”同时也感到自己手头根本没有力量,再看见国民党军队在城内到处布防,省委能掌握的那点秘密工农队伍只有十几支枪,于是又说:“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但结果只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
到了事先预定的9月16日暴动日的前一天,长沙市面上已经平静,传来的消息是浏阳、平江一带的暴动队伍都被击败,并向江西退走。这个时候不论马也尔如何催促,彭公达、易礼容等湖南省委委员也明白搞这种无谓的“血海运动”,是让革命者去白白送死,所以还是通知省委取消长沙暴动计划。
领事馆内的马也尔毕竟不能指挥中国人,此时只好告状,说中共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是“表示党的懦弱心理”,同时又指责派到湘东的中央特派员率军“逃跑”。这个马也尔又根据自己听到的一些片面之词,夸大地宣传发动暴动的形势如何好,长沙市内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是如何恐慌,可惜中共湖南省委不敢行动。
同样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罗明纳兹,就以马也尔的报告为根据,向瞿秋白等人挥舞起“尚方宝剑”。充满革命激|情却又有书生气的瞿秋白,一时也对前一段他很称赞的毛泽东及湖南省委不满起来。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中的那些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的会议上立即做出决定,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
这个决议既点了湖南省委的名,也指责了“中央特派员”,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这个中央决议对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扣了一连串帽子,批评他们停止长沙暴动计划和放弃株洲、醴陵、平江、浏阳,而带着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后面的命令尤其严厉——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10)
“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暴动。”
不过,这个中央决议送到湖南时,已根本无法执行。
因为就在这一天,文家市会议已经决定了工农革命军向湘南退却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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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任弼时正在赶写关于秋收起义的情况报告……
八、
长沙城内离开了军队的支援,根本谈不上能搞什么暴动。湖南的国民党当局察觉了苏联驻长沙领事馆与暴动的关系,随后查封了该馆并强迫所有人员离境。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不仅不能再搞什么暴动和进攻,处于湘赣边界处的那点剩余下来的工农革命军的生存,都已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国民党还没有建立什么有效的情报机构,不过暴动发生后“毛委员”的名字四处传扬,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高度注意。
湖南省代主席周斓,听说此次秋收暴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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