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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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
　　一个曾经拥有过一切的人，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有的人，在有同样机会获得什么的时候，前者会表现得从容，后者会表现得急切；前者固然也贪婪，但不一定穷凶极恶，后者则必然会疯狂攫取，而不惜竭泽而渔，永无厌足。在山林里觅食的虎，只消吃饱了，便不再捕获猎物，这平静会一直到它再度感到饥饿时。可长安城里这只充满了报复欲望的虎，那血盆大口，总是张着的，永无宁日。
　　接着，他要排除挡住他路的另一个太监鱼朝恩。
　　凡太监，百分之九十九，是小人，而元载，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行径，多年来如鱼得水，混得油光水滑，即使本非小人，也必修炼成小人之尤不可。小人和小人，有时候志同道合，沆瀣一气，有时候针尖麦芒，相互寇仇。他和李辅国，好得如同穿一条裤子，他和鱼朝恩，却颇有水火不能相容之势。
　　很简单，官场即磁场，磁极就是那位最高统治者。朝廷上下，文武百官，无不被这个磁极所吸引，而趋之，迎之，近之，附之。有点像文坛名流，出席公众场合，美女作家紧贴，青年才俊猛围那样，或搂而留影，或挽而起舞，或耳鬓厮磨题词赠诗，或门下传授贴身教诲，这种物理学上的“场”效应，常常是不由自主的。元载想得到更多，自然要向磁极接近，鱼朝恩不想让他得到太多，自然就不让他向磁极靠拢。
　　这个鱼朝恩，与扫马厩出身的李辅国不同，同是太监，他稍有文化。所谓一瓶不满，半瓶晃荡，表现欲特强。第一，他是禁军总司令，兵权在手，大家不得不买他账；第二，代宗是他拥立的，要没有他，李豫当不了皇帝，一把手也不得不让着他点。所以，他一犯作报告的瘾，就传满朝官员，听他讲大课，谁也不可缺席。
　　这就好比没写过小说的菜鸟，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小说创作，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狗屎，大讲中国文学的当下和未来一样。虽然，当众放屁，这是很滑稽的，可在大庭广众之中，作这种类似放屁的文学演讲，那就更令人笑掉大牙。唐朝的听课者，谁不是十年寒窗攻读过来？台下听众无不怒形于色。你算什么东西？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真敢开牙！才不愿意听这个阉了的老公开讲《易经》呢！
　　不过，倒是有一个人，既不生气，也不光火，从头至尾，满脸微笑，还认真做笔记，这就是元载。此刻的他，一头吊睛白额猛虎，居然像猫那样乖。鱼朝恩不傻，知道他安什么心眼，对亲信说：“众皆不怿，似不足怪，独载莞尔，令人叵测。”
　　鱼朝恩没想到，败在这个平素里惧他三分的元载手里。《旧唐书》称：“内侍鱼朝恩负恃权宠，不与载协，载常惮之。”其实，惮他的还包括代宗。
　　肃宗晏驾，鱼朝恩时为观军容使，为禁军首领，掌握兵权，军方的支持，对代宗继位为帝，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李豫做了皇帝，也不踏实，总是心存忌畏，要是这位武装力量总司令一翻脸，废掉了他，另立新帝，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于是，不得不事事得听命于这个太监。然而，鱼朝恩也是一个不懂得“日中即移，月满则亏”这种最简单道理的笨蛋，得寸进尺，肆无忌惮。“朝恩恣横，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必允为度。”为帝的李豫，做得很不爽，很恼火，很窝火。
　　
长安城闹虎（4）
鱼朝恩根本没有想到一个绝对的小人，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的一动一静。他根本不知道元载的阴谋诡谲，早就揣摩出李豫的内心苦衷，找了个机会，私下里直陈己见。并设计出收买禁军头领，勾结地方实力，调离心腹干将等诸多办法，使得代宗下令免除鱼朝恩职务时，这位禁军首领竟号令不了自己的兵马，无法操控部下为他卖命，为他作乱，只好乖乖下台。
　　代宗论功行赏，重用元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这位皇帝始料不及的，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元载比鱼朝恩更不是东西，专权以后，嚣张跋扈，不可控制。甚至将李豫架空，弄得他成为孤家寡人一个。
　　据《旧唐书》：“（代宗大历）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知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载兼判度支，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听妇言。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轸，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多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
　　这个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志气骄溢，贪得无厌的元载，抓权弄钱，为非作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弄得天怒人怨，成了唐朝第一大贪，也成为长安城几乎都装不下的无限膨胀的大人物。
　　据《新唐书》，载妻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悍骄戾沓，载叵禁。而诸子牟贼，聚敛无涯艺，轻浮者奔走，争蓄妓妾，为倡优亵戏，并族环顾不愧也。”在他的邸宅里，“名姝异技，虽禁中不逮。帝尽得其状。载尝独见，帝深戒之，傲然不悛。会有李少良者上书诋其丑状，载怒，奏杀少良，道路目语，不敢复议。”那时候，“元载专权，同平章事王缙附之，二人俱贪。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争纳贿赂”。
　　一般来讲，君子与君子相处，同声共气，小人和小人来往，臭味相投。元载炙手可热，朝野中的坏人，自然像蝇逐腐肉地麕集到他周围，形成一个老婆孩子，秘书情人，三亲两好，铁杆弟兄沆瀣一气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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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载纵容其老婆、其子弟，聚财敛货，收受贿赂，凡江淮方面的地方要职，以及京师行政机构的重要官员，必安排他的党羽。满朝文武，慑于他的引用亲信，排斥异己，皆帖服求安，俯首听命。于是，代宗既懊悔，又害怕，既寝食不安，又无计可施，看着他尾大不掉，任其为非作歹下去。
　　野史里记载过他辉煌极盛时的一则轶闻，一位来自宣州的昔日旧友，跑到长安来向他求官，元载懒得理他，也没见面，随便写了封信，支应走了。半路上，这位走他门子的朋友，偷偷打开了那封信，想看看这位权相，到底写了些什么。结果，“书无一言，唯署名而已”。老友失望之至，以为彻底没戏了。
　　途中，路经幽州。本着姑妄一试之心，向地方政府通报，说他持有元相的亲笔信缄，欲参见节度使。这位幽州的最高长官，一听部下汇报，是元相的什么老相识，连忙派员隆重接待，安排在高级宾馆住下。信不是给他写的，他哪敢打开，只是“留宴数日，辞去，赠绢千匹”。不过亮了一下信封而已，地方官如接圣旨，好吃好喝好招待，不敢稍有怠慢。
　　由此可知元载之专权骄重，之恃威横行，到了何等程度。所以，长安城闹虎，虽然只是一个个别事件，但却是元载当政的一个缩影而已。
　　元载是唐朝人，离我们很远了，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个案例，也在提醒大家，凡素本寒微，家世贫苦，躬耕陇亩，三代贫农的官员，凡几乎与元载一样，有着大同小异的出身者，一旦获得权力，其搜刮财富，贪赃枉法的可能性，其腐败堕落，荒淫无耻的可能性，若无坚定立场，健康思想，是控制不住犯罪欲望的。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彻底一无所有的阿Q，地道的无产者，当他在土谷祠里做着革命成功后的美梦时，也是来不及地要到赵太爷家搬箱子，搬衣柜，和那张宁式大床的；也是等不及地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以及假洋鬼子老婆的。无独有偶，近年来被推到法场的那些高级干部，无一不是重蹈元载、甚至阿Q的覆辙。
　　
长安城闹虎（5）
元载为他的这种出身低下卑微的命运，狂躁悖谬一生，肆虐宣泄一生，成为一个权力狂。作恶多端近十年之后，终于到了恶贯满盈的一天。“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同鞫之。问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资治通鉴》）
　　要不是吴凑是皇帝的舅舅，满朝文武，皆是元载亲信，代宗连一个可以说话商量的亲信都没有。所以，这次审讯，实际上是这位皇帝在幕后操纵，因为贵为帝王的他，长时期内，不得不忍受着元载的猖狂。当原是鱼朝恩的嫡系，后来成为元载的亲信，一位任射生将的勇士周皓，在他家祖庙里，亲手杀死那头虎以后七年，元载也到了头了。
　　“先杖杀左卫将军董秀于禁中，乃赐载自尽于万年县。”（《资治通鉴》）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遗书”。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词典》的《唐五代卷》里，竟收有元载的词条。《全唐诗》甚至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他或许应该算是一位诗人。“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但当元载坐在囚车里，押往万年县受刑，塬上风光，终南秀色，已经引不起他的诗兴。这头曾经不可一世的白额斑斓猛虎，进入生命倒计时之际，看到，听到，想到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
　　威也好，霸也好，神气也好，了不起也好，在死神面前，就不值一提了。
　　无论如何，元载也曾经是当朝一品，他那时要说个不字，代宗李豫也不敢坚持。对这样的大人物，行刑的刽子手，一是按照惯例，一是表示尊让，遂问了他一句，在最后时刻，阁下还有什么要求？
　　元载说：“愿得快死！”
　　主刀刽子手曰：“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
　　“乃脱秽袜塞其口而杀之。”（《通鉴记事本末卷三二》）
　　这就是先贤在《战国策》中，对所有在巅峰状态，得意非凡的大人物，所敲响的警钟了。
　　“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
　　元载能想到这个芝麻绿豆大的狱吏，将一只臭袜子，塞进他的嘴巴吗？
　　
帝王的聪昏周期率（1）
唐德宗李适，曾经是个很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但终于逃脱不了中国帝王难免的，这种聪昏周期率交替的宿命，到底还是昏庸，昏懵，昏聩，昏天黑地起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悲剧，无不与最高统治者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越到晚越走向反面，越到临终越无可救药，有着莫大的关系。
　　就在德宗皇帝由聪转昏，由清醒变糊涂的早期，对曾经引为股肱，视为心腹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在一个私密的场合，推心置腹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到了偏执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历朝历代，混蛋皇帝很多，但再不像个样子、不成个气候的最高统治者，如他这样直言不讳地劝臣下纳贿，苦口婆心地动员掌管国政的宰相腐败，还真是少见。既然说受贿可以，那么索贿也就无所谓了。以同样的道理推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堕落，自然也在被允许之列了。这位一国之主，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目张胆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进贡啊，孝敬啊，表示啊，意思意思啊，无妨笑纳，拒绝的话，反而不好。这句话一出口，其实等于明说，陆相啊，即使大撒手地贪赃枉法，大面积地收受贿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陆贽不领情，断然拒绝。
　　陆贽（754—805），字敬舆，浙江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是正派，作风严谨，为官慎笃的政治家。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就风闻他的名声，等到登基后，很想振作一番，以使唐室中兴，就将这位干练之才，调到身边工作。先为翰林学士，后转侍部员外郎，进入决策中枢。
　　“贽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当德宗被叛军逼出长安，逃亡在外的时候，陆贽随行。“山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从幸山南，道途艰险，扈从不及，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贽者赏千金。’翌日贽谒见，上喜形于色，其宠待如此。”（《旧唐书》）
　　可是，在唐朝，也不光是唐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有光明磊落的贤相存在，也必有卑鄙龌龊的奸臣出现，有慷慨激昂的正直之士纾难排忧，也必有恶浊邪佞的无耻之徒兴风作浪。上帝有时就像小商小贩那样打小算盘，令人无奈。卖好白菜偏搭糠心大萝卜，售鲜黄花要配臭不可闻的烂带鱼，从来不给那些封建帝王一个理想的执政班子，总是良莠不齐，好坏兼之，就看你这个当皇上的，是聪？还是昏？你用对了人，你江山坐稳，你看错了人，你日子就不好过。
　　就在德宗终于按这种周期率，逐渐混账，终于浑蛋的时候，一个在全唐史上，也数得上坏蛋之出类拔萃者，曾经注释过《史记》，也算是一个有文化，有学问的裴延龄，一步一步被信任，被宠幸。于是，这个中书侍郎，判度支，“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累上疏极言其弊。”在封建社会里，正与邪的较量，谁胜谁负，关键在于德宗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知识分子要是下流起来，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由于“延龄日加谮毁。十年十二月，除太子宾客，罢知政事（等于逐出领导核心）。贽性畏慎（这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