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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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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尼柯尔斯船长最初为什么要离开英国。这是一个他讳莫如深的话题；对于象他这样的人直接问这类事也是很不谨慎的。从他的话语里听得出来，他曾经受了不白之冤。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看作是执法不公的牺牲品。我的想象却总爱把他同某种诈骗或暴行联系起来。当他谈到英国当局执法过于机械时，我非常同情地表示同意。令人高兴的是，即使他在家乡有过什么不愉快的遭遇，他的爱国热情却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损伤。他常对我说，英国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国家，他觉得自己比哪国人都优越得多，不管什么美国人、殖民地人、达哥人、荷兰人，或是卡纳加人，全不在他眼里。
然而我认为他生活得并不幸福。他长期患消化不良症，嘴里经常含着一片胃蛋白酶药片。每天上午他的胃口都不很好，但是如果只是这一病痛还不致于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他的生活还有一桩更大的不幸：八年以前他轻率地同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一些男人，慈悲的天意注定叫他们终生作个单身汉，但是他们有的人由于任性，有的人由于拗不过环境，却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再没有谁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叫人可怜了。尼柯尔斯船长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看见过他的老婆；我想，她的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但是她是那种永远让人摸不清究竟多大岁数的女人，这种人二十岁的时候不比现在样子年轻，到了四十岁也不会显得更老。她给我的印象是皮紧肉瘦，一张并不标致的面孔紧绷绷的，嘴唇只是薄薄的一条线，全身皮肤都紧包着骨头。她轻易不露笑容，头发紧贴在头上，衣服瘦瘦的，白斜纹料子看去活象是黑色的邦巴辛毛葛。我想象不出，为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要同她结婚，既然结了婚为什么又不把她甩掉。也许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做过，他的悲哀就来源于哪次都没有成功。不论他跑多么远，不论他藏身多么隐秘，尼柯尔斯太太就象命运一样无可逃避，象良心一样毫无怜悯，马上就会来到他身边。他逃不脱她，就象有因必有果一样。
社会油子和艺术家或者绅士相同，是不属于哪一个阶级的；无业游民的粗野无礼既不会使他感到难堪，王公贵人的繁文缛节也不会叫他感到拘束。但是尼柯尔斯太太却出身于一个最近名声渐着的阶层，就是人们称之为中下层（这个名称叫得好！）的社会阶层。她的父亲是个警察，而且我敢说还非常精明能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抓住船长不放，我不相信是因为爱情。我从来没听她开口讲过话，也许同她丈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话很多。不管怎么说，尼柯尔斯船长怕她怕得要死。有时候他同我坐在旅馆的露台上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老婆正在外面马路上走动，她从来不叫他，她好象根本不知道他在这里，只是安详自若地在街头踱来踱去。这时候船长就浑身不安起来；他看了看表，长叹一口气。
“唉，我该走了。”他说。
在这种时候，说笑话也好，喝威士忌也好，再也没有什么能把他留住了。要知道，尼柯尔斯船长本是个经十二级风暴也面不改色的人，只要有一把手枪，就是一打黑人上来，他也有胆量对付。有时尼柯尔斯太太也派他们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总是耷拉着脸的七岁孩子，到旅馆来。
“妈妈找你。”她带着哭音地说。
“好，好，亲爱的孩子。”尼柯尔斯船长说。
（）
他马上站起身来，陪同女儿走回家去。我想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所以我这段文章虽然写得走了题，却还是具有一些教训意义的。
四十七
我试图把尼柯尔斯船长给我讲的一些有关思特里克兰德的事连贯起来，下面我将尽量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记载。他们两人是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最后会面的那年冬末认识的。思特里克兰德和尼柯尔斯船长相遇以前的一段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他的生活肯定非常潦倒，因为尼柯尔斯船长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夜宿店里。当时马赛正发生一场罢工，思特里克兰德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连勉强赖以糊口的一点钱也挣不到了。
夜宿店是一幢庞大的石头建筑物，穷人和流浪汉，凡是持有齐全的身份证明并能让负责这一机构的修道士相信他本是干活吃饭的人，都能在这里寄宿一个星期。尼柯尔斯在等着寄宿舍开门的一群人里面注意到思特里克兰德，因为斯特里克兰德身躯高大样子又非常古怪，非常引人注目。这些人没精打采地在门外等候着，有的来回踱步，有的懒洋洋地靠着墙，也有的坐在马路牙子上，两脚伸在水沟里。最后，当所有的人们排着队走进了办公室，尼柯尔斯船长听见检查证件的修道士同思特里克兰德谈话用的是英语。但是他并没有机会同思特里克兰德说话，因为人们刚一走进公共休息室，马上就走来一位捧着一本大《圣经》的传教士，登上屋子一头的讲台，布起道来；作为住宿的代价，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必须耐心地忍受着。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没有分配在同一间屋子里，第二天清晨五点钟，一个高大粗壮的教士把投宿的人们从床上赶下来，等到尼柯尔斯整理好床铺、洗过脸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没影了。尼柯尔斯船长在寒冷刺骨的街头徘徊了一个钟头，最后走到一个水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维克多·耶鲁广场。他在广场上又看见了思特里克兰德，思特里克兰德正靠着一座石雕像的底座打盹。他踢了思特里克兰德一脚，把他从梦中踢醒。
“来跟我吃早饭去，朋友。”他说。
“去你妈的。”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一听就是我那位老朋友的语气，这时我决定把尼柯尔斯船长看作是一位可以信任的证人了。
“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吧？”船长又问。
“滚你的蛋。”思特里克兰德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顿早饭吃。”
犹豫了一会儿，思特里克兰德从地上爬起来，两个人向一处施舍面包的救济所走去。饿饭的人可以在那里得到一块面包，但是必须当时吃掉，不准拿走。吃完面包，他们又到一个施舍汤的救济所，每天十一点到四点可以在那里得到一碗盐水稀汤，但不能连续领取一个星期。这两个机构中间隔着一大段路，除非实在饿得要命，谁也懒得跑两个地方。他们就这样吃了早饭，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也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这两个人大概在马赛一起度过四个月。他俩的生活没有什么奇遇——如果奇遇意味着一件意料之外或者令人激动的事；因为他们的时间完全用在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上，他们要想弄到些钱晚间找个寻宿的地方，更要买些吃的东西对付辘辘饥肠。我真希望我能画出几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把尼柯尔斯船长的生动叙述在我想象中唤起的一幅幅画面也让读者看到。他叙述他们两人在这个海港的下层生活中的种种冒险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极有趣味的书，从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一个研究民俗学的人也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编纂一本有关流浪汉的大辞典。但是在这本书里我却只能用不多几段文字描写他们这一段生活。我从他的谈话得到的印象是：马赛的生活既紧张又粗野，丰富多采，鲜明生动。相形之下，我所了解的马赛——人群杂沓、阳光灿烂，到处是舒适的旅馆和挤满了有钱人的餐馆——简直变得平淡无奇、索然寡味了。那些亲眼见过尼柯尔斯船长描绘给我听的景象的人真是值得羡慕啊。
当夜宿店对他们下了逐客令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就在硬汉子彼尔那里找到另外一处歇夜的地方。硬汉子彼尔是一家水手寄宿舍的老板，是一个身躯高大、生着一对硬拳头的黑白混血儿。他给暂时失业的水手们提供食宿，直到在船上给他们找到工作为止。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在他这里住了一个月，同十来个别的人，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寄宿舍两间屋子的地板上。这两间屋子什么家具也没有，彼尔就分配他们住在这里。每天他都带着这些人到维克多·耶鲁广场去，轮船的船长需要雇用什么人都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混血儿的老婆是一个非常邋遢的美国胖女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美国人怎么会堕落到这一地步。寄宿的人每天轮流帮助她做家务事。思特里克兰德给硬汉子彼尔画了一张肖像作为食宿的报酬，尼柯尔斯船长认为这对思特里克兰德来讲是一件占了大便宜的事。彼尔不但出钱给他买了画布、油彩和画笔，而且还给了他一磅偷运上岸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今天可能还挂在拉·柔那特码头附近一所破旧房子的客厅里，我估计现在可能值一千五百英镑了。思特里克兰德的计划是先搭一条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轮船，然后再转途去萨摩亚或者塔希提。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动念要到南太平洋去，虽然我还记得他早就幻想到一个充满阳光的绿色小岛，到一个四围一片碧波、海水比北半球任何海洋更蓝的地方去。我想他所以攀住尼柯尔斯船长不放也是因为尼柯尔斯熟悉这一地区，最后劝他到塔希提，认为这个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舒服，也完全是尼柯尔斯的主意。
“你知道，塔希提是法国领土，”尼柯尔斯对我解释说，“法国人办事不他妈的那么机械。”
我想我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证件，但是硬汉子彼尔只要有利可图（他替哪个水手介绍工作都要把人家第一个月的工资扣去），对这一点是不以为意的。凑巧有一个英国籍的司炉住在他这里的时候死掉了，他就把这个人的证明文件给了思特里克兰德。但是尼柯尔斯船长同思特里克兰德两个人都要往东走，而当时需要雇用水手的船恰好都是西行的。有两次驶往美国的货轮上需要人干活都被思特里克兰德拒绝了，另外还有一艘到纽卡斯尔的煤船他也不肯去。思特里克兰德这种拗脾气结果只能叫硬汉子彼尔吃亏，最后他失去了耐性，一脚把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两个人一起踢出了大门。这两个人又一次流落到街头。
硬汉子彼尔寄宿舍的饭菜从来也称不上丰盛，吃过饭从餐桌旁站起来跟刚坐下一样饿得慌，但是尽管如此，有好几天两个人对那里的伙食还是怀念不已。他们这次真正尝到挨饿是什么滋味了。施舍菜汤的地方同夜宿舍都已经对他们关了门，现在他们赖以果腹的只剩下面包施舍处给的一小片面包了。夜里，他们能在哪儿睡觉就在哪儿睡觉，有时候在火车站岔道上一个空车皮里，有时候在货站后面一辆卡车里。但是天气冷得要命，常常是迷迷糊糊地打一两个钟头的盹儿就得到街上走一阵暖和暖和身体。他们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尼柯尔斯船长没有烟简直活不下去，于是他就开始到小啤酒馆去捡那些头天晚上夜游的人扔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我的烟斗就是比这更不是味儿的杂八凑烟也抽过，”他加添了一句，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膀。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又从我递过去的烟盒里拿了两支雪茄，一支衔在嘴上，一支揣在口袋里。
偶然他们也有机会挣到一点儿钱。有时候一艘邮轮开进港，尼柯尔斯船长同雇用计时员攀上交情，会给两人找个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如果是一艘英国船，他们会溜进前甲板下面的舱房里，在水手那里饱餐一顿。当然，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如果遇见船上的高级船员，他们就要从跳板上被赶下来，为了催他们动作快一些，屁股后面还要挨一靴子。
“一个人只要肚子吃饱，屁股叫人踢一脚算不得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说，“拿我个人说，我是从来不生气的。高级船员理应考虑船上的风纪的。”
我的脑子里活生生地出现一幅图画：一个气冲冲的大副飞起一脚，尼柯尔斯船长脑袋朝下地从窄窄的跳板上滚下来；象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他对英国商船队的这种纪律严明的精神非常高兴。
在鱼市场里也不时能够找点零活儿干。还有一次，卡车要把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筐桔子运走，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帮助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两人很走运：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轮需要上油漆，一个开寄宿店的老板弄到包工合同，他们两个人一连几天站在悬在船帮旁边的一条木板上，往锈迹斑斑的船壳上涂油漆。这件差事肯定很投合思特里克兰德的惯受讽嘲的脾气。我向尼柯尔斯船长打听，在那困顿的日子里，思特里克兰德有什么反应。
“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说，“有时候他有点儿闷闷不乐，但是就是在我们整天吃不到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歇宿的房钱都弄不到手的时候，他仍然象蛐蛐一样欢蹦乱跳。”
我对此并不觉得惊奇。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超然于周围环境之外的人，就是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由于心灵的宁静还是矛盾对立，那是难以说清的。
“中国茅房”，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在布特里路附近开的一家鸡毛店起的名字。六个铜子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子儿可以打一宵地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朋友，遇到他们分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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