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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胡雪岩-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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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想到，这回的保案中，张謇不过是以县丞保用为七品的知县；自己是同知，所谓“五品黄堂”，凭什么要向支应所具印结？
当时大发了一顿牢骚，但不具印结，领不到银子，只好忍气吞声照办。可是张謇虽然听说他背后大骂“何物支应所”，觉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脸嘴，令人齿冷；但还是很帮他的忙。
“慰亭，”他问，“你这银子是要在京里用？”“是的。”
“那么你要寄给谁呢？”
“我的一个总角之交。”袁世凯答说：“姓徐，大概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张謇懂他的意思，他这姓徐的朋友应北闱乡试，如今已经发榜，可能榜上有名，不过远在异国，未得京师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张謇说道：“我当然不能发你现银，用银票呢，又怕寄递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烦。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喔，请张先生说。”
又是“张先生”！听惯了他口口声声叫“老师”，现在第二回听见这个称呼，实在有些刺耳。不过张謇还是很耐心地说：“本军的饷银，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发的；我现在给你一张领据，你寄给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领，岂不方便。”
“好，好！费心张先生了。”
“你贵友的大名是哪两个字？”张謇又说：“领据上指明由某人去领，比较保险。”
袁世凯觉得这话也不错，点点头说：“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这也要写在领据上？”
“不是这意思。我要写明他的身份，赴北闱当然不是监生，就是生员，生员就要写明哪一县的生员，所以我问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员。”袁世凯说：“他原来浙江宁波人，乾隆年间迁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阳知县，殁在任上，葬在河南汲县，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隶人，或者河南人。”
“这样说，他还是天津的生员，如果是汲县进的学，就得在河南乡试。”
张謇开了领据，指明由“原天津生员徐世昌“具领”。等这张邻据寄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经是新科举人了。徐世昌是与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场的。三场考毕，在等候发榜的那一个月之中，功名心热，得失这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常常往来的一个好朋友，便劝他去求一支签。
他这个朋友叫柯绍半，字凤笙，山东胶州人。告诉徐世昌说：“琉璃厂的吕祖祠，那里的签，最灵验不过，有求必应；有应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乐从，到了琉璃厂吕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庙还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当下虏诚祷祝，抽了一支签出来，上面写的一首诗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频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楼透，便是丹成鹤到时。”“这好象工夫还不到。”徐世昌说：“今科恐怕无望。”“不然。”柯绍半说：“照我看，这是指春闱而言，第二句‘频添火候莫差池’，是说你秋闱得意以后，要加紧用功，多写写‘大卷子’，明年会试中式，殿试得鼎甲，那岂非‘十二重楼诱’出？”
徐世昌听这一解，大为高兴。再看诗后的“断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益发满心欢悦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报来了，不过徐世昌却格外难堪，原来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
当下开发了喜封，在会馆中乱过一阵，等静下来不由得凄然下泪。
“大哥，我看你的闱墨比我强。”徐世光安慰他说：“一定是五经魁，报来还早呢！”
原来乡试发榜，弥封卷子拆一名，写一名，从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写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写榜从第六名开始，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留到最后揭晓，那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经魁的卷子时，闱中仆役杂工，人手一支红蜡烛，光耀如白昼，称为“闹榜”。其时黄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说是“报来还早呢”。
“报！”外面又热闹了，徐世昌侧耳静听，报的是：“贵府徐大少爷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五名举人。”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泥金报条上所写的，还怕会眼花看错，报子“连三元”来讨赏，赏了二十两还不肯，说是：“大少爷、二少爷，双喜临门，起码得赏个一百两银子。”这总不是假的吧！
争多论少，终于以四十两银子打发了“连三元”。不过这是“头报”，接下来还有“二报”、“三报”，少不得还要破费几两银子。这一夜会馆中很热闹，徐氏兄弟棠棣联辉，他们所住的那个院子，更是贺客接踵不断，直到午夜过后，才得清静下来，虽然人已经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奋，一点睡意都没有。
“二弟，好灵啊！”徐世昌突然跳起来，大声嚷着，倒把徐世光吓一大跳。
“大哥，什么东西好灵？”
“，二弟，你不能用‘东西’这种字眼，我是说吕祖的签好灵。你看。”徐世昌指着签词：“‘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吗？”
“呃！”徐世光也觉得有点道理，“真的，吕祖已经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过，二弟，你也别太得意。你将来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长的身份，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说：“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将来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刚刚是在谈吕祖的签，大哥一定在签上有所领悟，而没有说出一个究竟来，我就不便置喙了。”
“当然！当然是签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门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荣宗耀祖吗？”
“徐世光无话可答，只有连声应说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们徐家的门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肃穆地说：“明天到吕祖祠去磕个头，一则谢谢他老人家的指点；再则今后的行止，也要请他老人家指点。”
徐世光听兄长的话，第二天又一起到吕祖祠祝告求签。这回是各求一支，叩问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签，意思不是如回家读书，明年春天会试再来；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门何所图，胜如家里坐，虽无上天梯，一步高一步。”“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说：“签上说得很明白，出门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个人先回家乡；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他们是世交，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附带办办笔墨，住在张家后院。
后院很宽敞，徐世昌布置了卧室、书房以外，还有余屋，打算着设一个神龛，供奉吕祖；主意将定未定之际，夜得一梦，梦见吕祖，告诉他说：“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须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时，自会降临，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嚣的静室，不宜有人打搅。”
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这是吏部文选句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人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半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尽管衣着比纨绔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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