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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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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表现好（像蔺相如这样），但没上升到转化为事功的程度，那可以有奖赏，但不应该到上卿这个爵位。
当然，我这里不是怪蔺相如不对，我是怪赵惠文王赏罚随意。
赵惠文王赏罚不理智，这倒没关系——反正我们原也不指望这些世袭君主有多大能水。但蔺相如应该力辞“上卿”这个高爵的封赏。他没有力辞，属于不智。但受封之后他能保持低调（躲避廉颇等人），也算是能亡羊补牢，免乎于难，有智者也。
下面说说蔺相如当了相国以后的表现。如果司马迁讲誉的是蔺相如的勇敢，那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是拿上卿相国的岗位职责去评价把蔺相如，他的表现并不好，达不到苏秦的水平和功业。能和秦国的魏冉、齐国的孟尝君等等相比，其业绩和对诸侯的影响，都不如也。甚至在赵国内部，作为相国，蔺相如的业绩也比不上别人。
在《史记》上，找不到蔺相如担任将相后的任何事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提到过他。查《战国策》，也查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作为一个大国之相，他的前任后任都在《战国策》中有表现，而他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故意遗漏，还是原本乏善可陈。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相国或外交家，为什么在《战国策》中只字无提。先秦诸子和汉朝人中的文章中，也不曾把他列在一个贤相的名单上去引用。
看《史记·赵世家》，从蔺相如拜相，到赵惠文王死的十三年间，赵国内政外务上活跃的人物，是廉颇和赵奢，赵惠文王在遇上大事阙与之战前，甚至都没有召蔺相如讨论。赵惠文王死后，主事一手支撑赵国的是赵惠文王的老婆赵太后。在整个这一时间段，关于蔺相如的事情，只有攻齐至平邑不果一条。
司马迁最后给蔺相如下的赞语里，说来说去，只有一个面对秦王的勇字，此外就再无别的字了。而对于一个上卿而言，这是不够的。
大约蔺相如毕竟无功，以及官场倾轧，蔺相如的将相位子其实大概维持得极短。
蔺相如在相国的位子上无功，倒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行。赵国是个讲血统的地方，贵族政治色彩浓厚，政坛是贵族世家把持。蔺相如，布衣出身，没有家族势力背景，又是火箭上升提拔来的，肯定日子不好过。没人买他的账，谈何立功。不被贵族们挤下去就不易了。
如果赵惠文王不是心血来潮，一下把他提拔到这么高，他也就不会在贵族政治下的赵国政坛，成为众人可能的眼中之刺。立功和发展，大约都更加稳健。
这样的错误，秦昭王也犯过，那就是对蔡泽。
两个人材，因此就被摧折了，因为过快的不恰当提拔。
总之，蔺相如在相国位子上，功业不如苏秦，也比不上魏冉等人。
从作出事迹的结果来看，蔺相如如何与苏秦相比？蔺相如有催动五国之兵攻秦的能力和事迹吗，有创造条件攻灭大国宋的事迹吗，有攻破强齐的表现吗，有力挺燕国的结局吗？都没有，只是保住主子私人的一块石头，喝令秦王敲两下缶，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保镖的份内之事罢了，赵云的职分罢了。你硬把这个保镖挪到相国的位置上去，就像把陈永贵硬从大寨调到国务院副总理，他结果干不出东西来。蔺相如到了相位上确实什么都没干出来！
我们传统理解里把蔺相如定位成了贤相，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有很大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但错误的理解和定位我们也必须纠正！
正文 附录三 “革命者”还是“义士”——论荆轲
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逼秦击缶，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两个慷慨美事。
但是，这两件事的功劳到底有多大，实际价值对赵国到底是多少，还是主要对赵惠文王本人有价值，这两个成就有多少是当时“秦赵欲交欢”的国际形势所根本促成的，还是蔺相如本人机智勇敢所至，蔺本人的成分到底占多少？蔺相如的这一切高危险的玩儿命行为，会不会促成秦赵相打，事态扩大，那时后果将有多严重？所以，它是功是祸，是该表扬还是有该批评？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因为他是赵惠文王身边的人，保护了赵本人的面子和手上的爱玉，就被封为上卿，而为国家争城立功的人却到不了这个级别。这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身边的人因为离的近，贡献也就突显得大。这大约就是管理学中的发光体效应。
难怪廉颇不服气。
蔺相如的“成就”，细想想，并没有明确地为国家做出什么。和氏璧，那是赵惠文王的私玩，跟国家没有任何相干，蔺相如完璧，赵惠文王私人可以奖励他，但不应该拿国家的官儿和爵位赏他。而渑池的事，蔺相如的行为也并没有为这次盟会改变什么，中间虽然争了面子，但会中和会后也没有为赵国获取什么，但回来就受封上卿，直升将相，这是不是太大方了。从前鲁国的曹沫和孔子都有过盟会勇逼敌国之君的壮举，并且为本国带回了大片土地好处，但也没有就被封为上卿。
司马迁说：“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司马迁特意强调“赵惠文王··以为···”，那大约是这并不是“赵国人以为”，也不是“我（司马迁）以为”，大约对赵惠文王的做法，也隐有微辞。
后来他记述的蔺相如的事迹，不过是“后四岁，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 实在是个虎头蛇尾让人气沮的记录，走到河南南乐（平邑）就断了。我量了一下地图，这里离开邯郸仅90公里，几乎刚出国境吧。蔺相如之不善打仗，固已甚矣。而同期的三年廉颇则连下齐三城，破齐一军。
蔺相如在大街上躲避廉颇，固然是出于大度，也有是出于心中对自己受上卿爵的自愧吧。
总之，蔺相如的勇气可歌可泣，但是否该封上卿，直升将相，值得商榷。我们想想毛遂，毛遂按剑逼楚考烈王，从楚国搬来八万救兵，解邯郸三年之围，威风和客观功劳何在蔺相如之下，但也没有因此就封将相。而蔺相如不过是替主子保住了一块石头和渑池会上没让主子太丢脸。
法家讲究计功受封，要看的到你的物质化的功劳，才有封赏。即便是以口舌为劳，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收益才行。譬如张仪、范雎这些擅长口舌的人，都是为国家增城进土了，才受封列侯（相当于六国的上卿）。否则就是赏罚不明。
外交官通过联络结盟，或者其他手段，然后军队再行动，最终促成了国家从外面获得了土地（比如甘罗），这就是他直接或者间接为国家带来了事功，就应该封赏。甘罗因此也当了上卿。而蔺相如的外交行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如果外交官没有事功，只是一般表现好（像蔺相如这样），但没上升到转化为事功的程度，那可以有奖赏，但不应该到上卿这个爵位。
当然，我这里不是怪蔺相如不对，我是怪赵惠文王赏罚随意。
赵惠文王赏罚不理智，这倒没关系——反正我们原也不指望这些世袭君主有多大能水。但蔺相如应该力辞“上卿”这个高爵的封赏。他没有力辞，属于不智。但受封之后他能保持低调（躲避廉颇等人），也算是能亡羊补牢，免乎于难，有智者也。
下面说说蔺相如当了相国以后的表现。如果司马迁讲誉的是蔺相如的勇敢，那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是拿上卿相国的岗位职责去评价把蔺相如，他的表现并不好，达不到苏秦的水平和功业。能和秦国的魏冉、齐国的孟尝君等等相比，其业绩和对诸侯的影响，都不如也。甚至在赵国内部，作为相国，蔺相如的业绩也比不上别人。
在《史记》上，找不到蔺相如担任将相后的任何事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提到过他。查《战国策》，也查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作为一个大国之相，他的前任后任都在《战国策》中有表现，而他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故意遗漏，还是原本乏善可陈。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相国或外交家，为什么在《战国策》中只字无提。先秦诸子和汉朝人中的文章中，也不曾把他列在一个贤相的名单上去引用。
看《史记·赵世家》，从蔺相如拜相，到赵惠文王死的十三年间，赵国内政外务上活跃的人物，是廉颇和赵奢，赵惠文王在遇上大事阙与之战前，甚至都没有召蔺相如讨论。赵惠文王死后，主事一手支撑赵国的是赵惠文王的老婆赵太后。在整个这一时间段，关于蔺相如的事情，只有攻齐至平邑不果一条。
司马迁最后给蔺相如下的赞语里，说来说去，只有一个面对秦王的勇字，此外就再无别的字了。而对于一个上卿而言，这是不够的。
大约蔺相如毕竟无功，以及官场倾轧，蔺相如的将相位子其实大概维持得极短。
蔺相如在相国的位子上无功，倒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行。赵国是个讲血统的地方，贵族政治色彩浓厚，政坛是贵族世家把持。蔺相如，布衣出身，没有家族势力背景，又是火箭上升提拔来的，肯定日子不好过。没人买他的账，谈何立功。不被贵族们挤下去就不易了。
如果赵惠文王不是心血来潮，一下把他提拔到这么高，他也就不会在贵族政治下的赵国政坛，成为众人可能的眼中之刺。立功和发展，大约都更加稳健。
这样的错误，秦昭王也犯过，那就是对蔡泽。
两个人材，因此就被摧折了，因为过快的不恰当提拔。
总之，蔺相如在相国位子上，功业不如苏秦，也比不上魏冉等人。
从作出事迹的结果来看，蔺相如如何与苏秦相比？蔺相如有催动五国之兵攻秦的能力和事迹吗，有创造条件攻灭大国宋的事迹吗，有攻破强齐的表现吗，有力挺燕国的结局吗？都没有，只是保住主子私人的一块石头，喝令秦王敲两下缶，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保镖的份内之事罢了，赵云的职分罢了。你硬把这个保镖挪到相国的位置上去，就像把陈永贵硬从大寨调到国务院副总理，他结果干不出东西来。蔺相如到了相位上确实什么都没干出来！
我们传统理解里把蔺相如定位成了贤相，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有很大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但错误的理解和定位我们也必须纠正！
附录三 “革命者”还是“义士”——论荆轲
下面我们说说什么是“义”。
“忠”这个字，好理解，就是听老大的话。
但是，老大没发话的地方，该听谁的话呢。
一般中国人，就听“义”的话。
所谓“义”，就是一般的道理和正义。比如说，震关西欺负卖唱父女，这是不合一般道理的，是违反一般做人做事的情理的，鲁达出于“义”气，就暴打不平了。鲁达就是“义士”。朋友和弟兄受了难，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受难了，你都要去帮助，这是一般情理，所以关羽就去搭救被缚住的张辽，这就是“义”。所谓见义勇为，舍生取义，都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是讲忠和义的。
同样，燕国的土地和民众，一草一木，都是燕王族一直属有的。而秦国人跑来抢，抢人间燕王族既有的东西，就是不合一般道理，可以归为不义之举，抢的是不义之财。于是荆轲看不惯了，在燕太子丹的“反复请求”下答应帮着燕王族，去维护它即将失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荆轲是个“义士”。是个按照一般道理去做事，去帮燕王族的义士。易水之滨的荆轲山，有荆轲的纪念古塔，上边也写的是“古义士荆轲里”，这个定义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不义的事（譬如秦国抢燕王族的东西）未必是不革命的事。义士也未必是革命者。
不可否认，六国王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有统治权和生存利益，对秦王族进行抵抗，这是顺理成章的本分之事。但未必防守一方就必定是革命的一方。
“革命”，一定得是你所代表的东西比你的革命对象更进步、更革命、更符合历史潮流。荆轲所代表的燕国王族，比秦王族更进步更革命吗？
荆轲刺秦王一事，从根本上说，到底是不是“革命”呢？我们可以认定荆轲是义士，但他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呢？
这个问题恐怕谈起来费很多口舌，而且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秦人的历史地位。
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确实杀了不少人，在军事上是残暴的。但中国的改朝换代，又有哪些是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的呢？刨出这个手段的残酷性不讲的话，秦对列国的“入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主权国家的“入侵”，而是秦王族对于六国地区的既有统治王族的打击和取代的过程，是对不同王族势力的私有财产（土地城邑）的侵夺，是权力阶级们的重新洗牌。后来，秦末的人民起义和复国运动，更主要的也不是恢复那个“国家”，而是恢复那个“王族”的权益。
其实，这种其它王族对某一王族的取代，在春秋战国时代，司空见惯。春秋时代有无数的小国，一个个只有一个县城大。齐桓公就灭了几十个。这个被灭的小国的人，如果起来去刺杀齐桓公，这种行为应该算是什么呢？是不是该叫“革命”呢？
同样就像在西方，当一个旧的王族或者统治形式，被新的王族家族或者政体所取代，都会有一些遗留者，出于报仇雪恨和对旧家族的忠诚，与新的统治者战斗。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以及荆轲这种为了忠于旧王族旧家族，而拼命对抗新的王族统治者的人，叫做“义士”，而不是“革命者”！
“义士”，是出于一种对某势力或家族的忠诚，而行动的，它有它的美和历史文化价值。荆轲由于长期接受田光、太子丹的“顺适其意”的笼络（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客观上荆轲都对太子丹不可避免地负有了尽忠诚的义务。他最后出于这种忠诚义务，为了太子丹的家族利益，拼命西行，冒死入秦，不问成败，这是一个典型的“义士”，是有他可贵的人格的。
而“革命者”的定义，应该是新的一种革命进步的政治力量中的推进者，才是革命者。比如秋瑾女士是革命者，她当时是代表着进步的东西，她要推翻腐朽的满情王朝。燕国和其它六国一样，行的是腐朽的贵族政治，他们去进攻和取代领先的职业官僚政治的秦国，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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