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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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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表现好(像蔺相如这样),但没上升到转化为事功的程度,那可以有奖赏,但不应该到上卿这个爵位。
当然,我这里不是怪蔺相如不对,我是怪赵惠文王赏罚随意。
赵惠文王赏罚不理智,这倒没关系——反正我们原也不指望这些世袭君主有多大能水。但蔺相如应该力辞“上卿”这个高爵的封赏。他没有力辞,属于不智。但受封之后他能保持低调(躲避廉颇等人),也算是能亡羊补牢,免乎于难,有智者也。
下面说说蔺相如当了相国以后的表现。如果司马迁讲誉的是蔺相如的勇敢,那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是拿上卿相国的岗位职责去评价把蔺相如,他的表现并不好,达不到苏秦的水平和功业。能和秦国的魏冉、齐国的孟尝君等等相比,其业绩和对诸侯的影响,都不如也。甚至在赵国内部,作为相国,蔺相如的业绩也比不上别人。
在《史记》上,找不到蔺相如担任将相后的任何事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提到过他。查《战国策》,也查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作为一个大国之相,他的前任后任都在《战国策》中有表现,而他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故意遗漏,还是原本乏善可陈。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相国或外交家,为什么在《战国策》中只字无提。先秦诸子和汉朝人中的文章中,也不曾把他列在一个贤相的名单上去引用。
看《史记·赵世家》,从蔺相如拜相,到赵惠文王死的十三年间,赵国内政外务上活跃的人物,是廉颇和赵奢,赵惠文王在遇上大事阙与之战前,甚至都没有召蔺相如讨论。赵惠文王死后,主事一手支撑赵国的是赵惠文王的老婆赵太后。在整个这一时间段,关于蔺相如的事情,只有攻齐至平邑不果一条。
司马迁最后给蔺相如下的赞语里,说来说去,只有一个面对秦王的勇字,此外就再无别的字了。而对于一个上卿而言,这是不够的。
大约蔺相如毕竟无功,以及官场倾轧,蔺相如的将相位子其实大概维持得极短。
蔺相如在相国的位子上无功,倒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行。赵国是个讲血统的地方,贵族政治色彩浓厚,政坛是贵族世家把持。蔺相如,布衣出身,没有家族势力背景,又是火箭上升提拔来的,肯定日子不好过。没人买他的账,谈何立功。不被贵族们挤下去就不易了。
如果赵惠文王不是心血来潮,一下把他提拔到这么高,他也就不会在贵族政治下的赵国政坛,成为众人可能的眼中之刺。立功和发展,大约都更加稳健。
这样的错误,秦昭王也犯过,那就是对蔡泽。
两个人材,因此就被摧折了,因为过快的不恰当提拔。
总之,蔺相如在相国位子上,功业不如苏秦,也比不上魏冉等人。
从作出事迹的结果来看,蔺相如如何与苏秦相比?蔺相如有催动五国之兵攻秦的能力和事迹吗,有创造条件攻灭大国宋的事迹吗,有攻破强齐的表现吗,有力挺燕国的结局吗?都没有,只是保住主子私人的一块石头,喝令秦王敲两下缶,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保镖的份内之事罢了,赵云的职分罢了。你硬把这个保镖挪到相国的位置上去,就像把陈永贵硬从大寨调到国务院副总理,他结果干不出东西来。蔺相如到了相位上确实什么都没干出来!
我们传统理解里把蔺相如定位成了贤相,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有很大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但错误的理解和定位我们也必须纠正!  

正文 附录三 “革命者”还是“义士”——论荆轲

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逼秦击缶,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两个慷慨美事。
但是,这两件事的功劳到底有多大,实际价值对赵国到底是多少,还是主要对赵惠文王本人有价值,这两个成就有多少是当时“秦赵欲交欢”的国际形势所根本促成的,还是蔺相如本人机智勇敢所至,蔺本人的成分到底占多少?蔺相如的这一切高危险的玩儿命行为,会不会促成秦赵相打,事态扩大,那时后果将有多严重?所以,它是功是祸,是该表扬还是有该批评?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因为他是赵惠文王身边的人,保护了赵本人的面子和手上的爱玉,就被封为上卿,而为国家争城立功的人却到不了这个级别。这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身边的人因为离的近,贡献也就突显得大。这大约就是管理学中的发光体效应。
难怪廉颇不服气。
蔺相如的“成就”,细想想,并没有明确地为国家做出什么。和氏璧,那是赵惠文王的私玩,跟国家没有任何相干,蔺相如完璧,赵惠文王私人可以奖励他,但不应该拿国家的官儿和爵位赏他。而渑池的事,蔺相如的行为也并没有为这次盟会改变什么,中间虽然争了面子,但会中和会后也没有为赵国获取什么,但回来就受封上卿,直升将相,这是不是太大方了。从前鲁国的曹沫和孔子都有过盟会勇逼敌国之君的壮举,并且为本国带回了大片土地好处,但也没有就被封为上卿。
司马迁说:“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司马迁特意强调“赵惠文王··以为···”,那大约是这并不是“赵国人以为”,也不是“我(司马迁)以为”,大约对赵惠文王的做法,也隐有微辞。
后来他记述的蔺相如的事迹,不过是“后四岁,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 实在是个虎头蛇尾让人气沮的记录,走到河南南乐(平邑)就断了。我量了一下地图,这里离开邯郸仅90公里,几乎刚出国境吧。蔺相如之不善打仗,固已甚矣。而同期的三年廉颇则连下齐三城,破齐一军。
蔺相如在大街上躲避廉颇,固然是出于大度,也有是出于心中对自己受上卿爵的自愧吧。
总之,蔺相如的勇气可歌可泣,但是否该封上卿,直升将相,值得商榷。我们想想毛遂,毛遂按剑逼楚考烈王,从楚国搬来八万救兵,解邯郸三年之围,威风和客观功劳何在蔺相如之下,但也没有因此就封将相。而蔺相如不过是替主子保住了一块石头和渑池会上没让主子太丢脸。
法家讲究计功受封,要看的到你的物质化的功劳,才有封赏。即便是以口舌为劳,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收益才行。譬如张仪、范雎这些擅长口舌的人,都是为国家增城进土了,才受封列侯(相当于六国的上卿)。否则就是赏罚不明。
外交官通过联络结盟,或者其他手段,然后军队再行动,最终促成了国家从外面获得了土地(比如甘罗),这就是他直接或者间接为国家带来了事功,就应该封赏。甘罗因此也当了上卿。而蔺相如的外交行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如果外交官没有事功,只是一般表现好(像蔺相如这样),但没上升到转化为事功的程度,那可以有奖赏,但不应该到上卿这个爵位。
当然,我这里不是怪蔺相如不对,我是怪赵惠文王赏罚随意。
赵惠文王赏罚不理智,这倒没关系——反正我们原也不指望这些世袭君主有多大能水。但蔺相如应该力辞“上卿”这个高爵的封赏。他没有力辞,属于不智。但受封之后他能保持低调(躲避廉颇等人),也算是能亡羊补牢,免乎于难,有智者也。
下面说说蔺相如当了相国以后的表现。如果司马迁讲誉的是蔺相如的勇敢,那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是拿上卿相国的岗位职责去评价把蔺相如,他的表现并不好,达不到苏秦的水平和功业。能和秦国的魏冉、齐国的孟尝君等等相比,其业绩和对诸侯的影响,都不如也。甚至在赵国内部,作为相国,蔺相如的业绩也比不上别人。
在《史记》上,找不到蔺相如担任将相后的任何事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提到过他。查《战国策》,也查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作为一个大国之相,他的前任后任都在《战国策》中有表现,而他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故意遗漏,还是原本乏善可陈。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相国或外交家,为什么在《战国策》中只字无提。先秦诸子和汉朝人中的文章中,也不曾把他列在一个贤相的名单上去引用。
看《史记·赵世家》,从蔺相如拜相,到赵惠文王死的十三年间,赵国内政外务上活跃的人物,是廉颇和赵奢,赵惠文王在遇上大事阙与之战前,甚至都没有召蔺相如讨论。赵惠文王死后,主事一手支撑赵国的是赵惠文王的老婆赵太后。在整个这一时间段,关于蔺相如的事情,只有攻齐至平邑不果一条。
司马迁最后给蔺相如下的赞语里,说来说去,只有一个面对秦王的勇字,此外就再无别的字了。而对于一个上卿而言,这是不够的。
大约蔺相如毕竟无功,以及官场倾轧,蔺相如的将相位子其实大概维持得极短。
蔺相如在相国的位子上无功,倒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行。赵国是个讲血统的地方,贵族政治色彩浓厚,政坛是贵族世家把持。蔺相如,布衣出身,没有家族势力背景,又是火箭上升提拔来的,肯定日子不好过。没人买他的账,谈何立功。不被贵族们挤下去就不易了。
如果赵惠文王不是心血来潮,一下把他提拔到这么高,他也就不会在贵族政治下的赵国政坛,成为众人可能的眼中之刺。立功和发展,大约都更加稳健。
这样的错误,秦昭王也犯过,那就是对蔡泽。
两个人材,因此就被摧折了,因为过快的不恰当提拔。
总之,蔺相如在相国位子上,功业不如苏秦,也比不上魏冉等人。
从作出事迹的结果来看,蔺相如如何与苏秦相比?蔺相如有催动五国之兵攻秦的能力和事迹吗,有创造条件攻灭大国宋的事迹吗,有攻破强齐的表现吗,有力挺燕国的结局吗?都没有,只是保住主子私人的一块石头,喝令秦王敲两下缶,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保镖的份内之事罢了,赵云的职分罢了。你硬把这个保镖挪到相国的位置上去,就像把陈永贵硬从大寨调到国务院副总理,他结果干不出东西来。蔺相如到了相位上确实什么都没干出来!
我们传统理解里把蔺相如定位成了贤相,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有很大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但错误的理解和定位我们也必须纠正! 
附录三 “革命者”还是“义士”——论荆轲  
下面我们说说什么是“义”。
“忠”这个字,好理解,就是听老大的话。
但是,老大没发话的地方,该听谁的话呢。
一般中国人,就听“义”的话。
所谓“义”,就是一般的道理和正义。比如说,震关西欺负卖唱父女,这是不合一般道理的,是违反一般做人做事的情理的,鲁达出于“义”气,就暴打不平了。鲁达就是“义士”。朋友和弟兄受了难,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受难了,你都要去帮助,这是一般情理,所以关羽就去搭救被缚住的张辽,这就是“义”。所谓见义勇为,舍生取义,都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是讲忠和义的。
同样,燕国的土地和民众,一草一木,都是燕王族一直属有的。而秦国人跑来抢,抢人间燕王族既有的东西,就是不合一般道理,可以归为不义之举,抢的是不义之财。于是荆轲看不惯了,在燕太子丹的“反复请求”下答应帮着燕王族,去维护它即将失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荆轲是个“义士”。是个按照一般道理去做事,去帮燕王族的义士。易水之滨的荆轲山,有荆轲的纪念古塔,上边也写的是“古义士荆轲里”,这个定义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不义的事(譬如秦国抢燕王族的东西)未必是不革命的事。义士也未必是革命者。
不可否认,六国王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有统治权和生存利益,对秦王族进行抵抗,这是顺理成章的本分之事。但未必防守一方就必定是革命的一方。
“革命”,一定得是你所代表的东西比你的革命对象更进步、更革命、更符合历史潮流。荆轲所代表的燕国王族,比秦王族更进步更革命吗?
荆轲刺秦王一事,从根本上说,到底是不是“革命”呢?我们可以认定荆轲是义士,但他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呢?
这个问题恐怕谈起来费很多口舌,而且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秦人的历史地位。
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确实杀了不少人,在军事上是残暴的。但中国的改朝换代,又有哪些是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的呢?刨出这个手段的残酷性不讲的话,秦对列国的“入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主权国家的“入侵”,而是秦王族对于六国地区的既有统治王族的打击和取代的过程,是对不同王族势力的私有财产(土地城邑)的侵夺,是权力阶级们的重新洗牌。后来,秦末的人民起义和复国运动,更主要的也不是恢复那个“国家”,而是恢复那个“王族”的权益。
其实,这种其它王族对某一王族的取代,在春秋战国时代,司空见惯。春秋时代有无数的小国,一个个只有一个县城大。齐桓公就灭了几十个。这个被灭的小国的人,如果起来去刺杀齐桓公,这种行为应该算是什么呢?是不是该叫“革命”呢?
同样就像在西方,当一个旧的王族或者统治形式,被新的王族家族或者政体所取代,都会有一些遗留者,出于报仇雪恨和对旧家族的忠诚,与新的统治者战斗。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以及荆轲这种为了忠于旧王族旧家族,而拼命对抗新的王族统治者的人,叫做“义士”,而不是“革命者”!
“义士”,是出于一种对某势力或家族的忠诚,而行动的,它有它的美和历史文化价值。荆轲由于长期接受田光、太子丹的“顺适其意”的笼络(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客观上荆轲都对太子丹不可避免地负有了尽忠诚的义务。他最后出于这种忠诚义务,为了太子丹的家族利益,拼命西行,冒死入秦,不问成败,这是一个典型的“义士”,是有他可贵的人格的。
而“革命者”的定义,应该是新的一种革命进步的政治力量中的推进者,才是革命者。比如秋瑾女士是革命者,她当时是代表着进步的东西,她要推翻腐朽的满情王朝。燕国和其它六国一样,行的是腐朽的贵族政治,他们去进攻和取代领先的职业官僚政治的秦国,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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