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政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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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期”的历史性突破，自由的气氛促开了百花的怒放，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帝国则为自由泛滥的水流作了严整的规范。没有这种严整的规范，中华文明很可能已如清澈的雪水消失于干涸的沙漠。但如果没有逸出规范以外的司马迁和《史记》，中华文明将必定没有内在的活力而暮气沉沉、死水一潭。一个健全的社会永远需要这种内在的张力。

　看透男人的女人

与陈阿娇皇后一般，汉武帝另外几个女人的出场都很有戏剧性。卫子夫是他一见钟情，在上厕所由她服侍时当场就发生关系的；而钩弋夫人据说小时两手踡缩，不能伸展，武帝以手摩挲，她的两手马上张开，由是得幸。但是与她们相比，李夫人的出场更具美感，那简直就是一章凄美的言情小说：那时的宦官李延年，嗓音优美，飘摇善舞，他每出一支新曲，听者无不心魂摇荡，今日的许多流行歌星，断然没有他的动人风采。一日他服侍武帝，歌新曲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一曲婉转多姿、凄美悲艳的歌舞，将唯美主义的情致发挥到极致，富有想像力和情趣的武帝岂能无动于衷？他当即喟然长叹曰：“大妙！可世上岂有此等美人？”这时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马上进言，说李延年的妹妹，妙丽善舞，足可当佳人之称号。武帝于是立召入见，果然美不可当，由是得宠，产一子。

但是好景不长，年轻貌美的李夫人突患重症，一病不愈，拖了一段时间，竟然觉得大祸临头。武帝听说这个消息，大悲，亲自前往慰问探望。躺在床上的李夫人用被子蒙住头，向武帝道歉说：“我久病，形貌毁坏，不能见皇帝。请你照料我们的儿子和我的兄弟。”武帝说：“夫人病重，眼看有危。在此刻你见我最后一面，拜托我这些事，不是更适当吗？”李夫人道：“按照道理，女人貌不修饰，不能见君父。因此我不敢见帝。”武帝说：“夫人倘见我一面，我将加赐千金，并任命你兄弟当大官。”李夫人说：“任命不任命完全是你的事，不在于我见不见一面。”这样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好几回合，武帝开始懊恼，而李夫人则抽泣唏嘘，语不成声。武帝看看实在没有办法，愤然起身离去。等到皇帝走远，在旁陪伴的李夫人的姐妹都责备李夫人：“你难道真不能与皇上见最后一面而拜托我们的兄弟吗？为什么对皇上那么固执？”这时只听李夫人说出一番话，直使听者如醍醐灌顶。她道：“我之所以不愿见皇上，正是因为想重重将兄弟们拜托给他啊。我因为什么来到皇上身边？不就是因为貌美么？凡是以相貌受人宠的，色衰必然少爱，少爱恩情就断。皇上之所以对我念念不忘，只是因为我平时貌美的缘故。现在如见我形神枯槁，面容丑陋，再无原来的美貌，必然产生厌恶之心，恨不得马上丢弃我，哪里还会由怀念我而推恩任用我的兄弟呢？”

世上多的是充满真情的人们，但是将男女之爱看成别的内容的人至少也同样多。像李夫人这样洞察世情，将武帝这类男人看得透透的，灵台清明，毫无遮蔽，不被以前的受宠迷惑，真可说是有大智慧的人物。然而我们能在李夫人身上看到的远不止此，因为李夫人虽然将男人看得透透，但也不因此而愤世嫉俗，不是看破男人的弱点就百般绝望，万种不平，而是承认这种现实，从而冷静地面对，进而真实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睿智和气度岂是一般人所能随便拥有？其实，扩大来看，其他事情也何尝不是如此！比如大家从少年起就被灌输的许多理想，到青壮年时不也大多为现实所击碎？只有最具有智慧的人才能清醒地面对生活的灰色，而永远执著地守卫心头那一片翠绿的野园。

　东海孝妇

东海孝妇的故事出于《汉书·于定国传》，发生时间已无从稽考，大抵可定为武帝时期。初提这个故事可能知者甚少，其实它历代流传，逐渐丰满，至元代衍变为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那已是蜚声中外的杰作了。

东海乃西汉时徐州一郡，下领38县，大致相当于今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亦是当时文化中心之一，所以流传下甚多的故事与人物。

且说东海某地有一孝妇，婚后无子，丈夫又早早死去。她见公公也已谢世，婆婆孤身一人，难以度日，甚为可怜，便立志不再改嫁，谨身侍养。那时对妇女的要求远不如以后那样苛刻，贞节观念也远不如后世那样讲究，像汉武帝的生母便是先结婚与人家生过一个女儿的，再被她父母强要回来嫁给太子，人们也无以为异。所以东海孝妇不是受制于习俗而纯从人的同情心、责任感等出发来决定不再改嫁，这种道德自觉确实让人非常佩服。

这位婆婆也是很为人家着想的人。她为自己风烛残年拖累一个如花少妇，很是惭愧，几次想把媳妇改嫁出去，都遭媳妇拒绝。婆婆跟邻居深叹：“媳妇养我勤且苦，她的命真是可怜，无子守寡，将来有何依靠？我自己已老了，这样拖累年轻人，真是何必！”看着媳妇的辛苦和挂念媳妇的来日，婆婆一天下了狠心，上吊自杀。不料婆婆有个已出嫁的女儿，是个刁蛮不讲理之人，奔丧既毕，便直指这孝妇为杀人凶手，上官府告发。官府遂拘捕孝妇，孝妇当然不服，于是上堂一顿酷刑，辣手摧花，可怜如花似玉的少妇，顿时血肉模糊。吃打不过，少妇只得承认。杀人案件既以勘破，恶吏整理好全套文书档案，上报到东海郡的法律机构。

在郡中掌管法律事务的是于公，他在当地以公平著名。据说那里被判刑的罪犯，如是于公经手的，总是心服口服，无甚怨言。于公接到这桩案子，心生疑惑。从案情看，此少妇丧夫已十来年，要改嫁婆婆早已同意，要谋财家徒四壁无财可得，根本没有丝毫犯罪动机，何况她供养婆婆长久，孝名远著，更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于公向太守禀报自己的看法，太守则以少妇供词回答。中国古代一直不禁对犯人施加肉刑，尽管有路温舒等人知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的实情，但是对屈打成招的后果在法理上从未有过周密的考虑，所以太守一固执己见，于公说干喉咙也无济于事。但于公实在无法执行，于是抱着此案档案，嚎啕痛哭于大堂上，哭毕，辞官急去。太守则将此女活活诛杀。

怪的是东海郡从此大旱，绵延3年，民不聊生，太守因而调任。新官上任，先通过卜筮来推测上天为何降罪。闻讯赶来的于公曰：“3年前有一孝妇冤案，从案情看，孝妇定无罪，但是前任太守一定要杀了她。问题大概就出在那里罢。”新任太守于是杀了牛，亲到孝妇墓上祭扫，并立碑为志。立时，从天普降大雨，当年全郡五谷丰登。

在这个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最主要的角色却是天。天虽无言无行，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天洞悉人世间的奥秘，更惩治人世间的罪恶，保证正义的伸张。更有甚者，在古人的心目中，天还能选择人世的统治者，以吉兆宣示天子的仁德，以灾祸显示天子的失于正道。畏天敬天，乃古代人行事之根本法则。上古的《尚书》中《汤誓》记载，商朝开国之君汤欲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诛杀）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前往讨伐，使夏朝归于正道）”；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晚到元代的关汉卿，写《窦娥冤》时还有这段著名的曲词：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欺硬怕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双泪涟涟。

后人常常夸赞关汉卿在此对天地鬼神的控诉，殊不想天降6月飞雪，终促成窦娥沉冤昭雪，“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毕竟还是天英智神明。所以在今天看来无聊之极、小事一桩的骂天斥地，在古人则成为不得了的狂悖恶行，《汉书》写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在儿子病死时，仰面骂天，这一事已足证此人该杀之极，我们也可凭此窥见当时之流行习俗。

当然，天道神明的观念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退潮，也是铁定的事实。汉代还相信皇帝真是天的儿子，后来这种神圣性就逐渐消退，宋以后更是人事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现实权威全面推行，科学和现代理论普及，中国可以说基本摆脱了天地鬼神的传统观念。但是，这种迷信的驱除是否就一定有利于善行等事在社会中的推广？稍有知识的人士当然会作否定的回答。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许多古人本也不相信天地鬼神之说，只是人世又靠什么去维持？——法律？道德？……在法律和道德后面实在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正义。但是正义不可捉摸，无影无踪，它依靠一系列生活习俗、流行观念、理论体系等慢慢铸成，而且随时代而大幅度变化，对迫于生计、无暇深思的平民百姓尤其缺乏硬性的约束力量。所以天地鬼神之说才得以萌发盛行，借无所不在的神来维系正义，一方面以此制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规范芸芸众生，这样最节约交易费用，也最具有威慑力。后来佛学传入中土，正统士大夫虽然恪于传统理智观念，不愿接纳，但他们也知道对百姓来说地狱轮回之说更为有效，更能约束普通人的恶行，也就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推波助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魏禧已一语点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就说出了对这种非理性制约方式的需要。因为在这种迷信观念下生活，恶行必遭惩治，善行则有好报，人人更为放心，也更为放松，可以争做善事而不做或少做坏事。东海孝妇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迷信已被基本驱除、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今天，自我约束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首要难题。灿烂星空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胸中毕竟只是至圣大贤的崇高境界，自觉的道德修养对芸芸众生来说更为遥远。当然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成为永远的陈迹。问题是如何才能造成普天之下奔走于生计的普通平民的道德自觉？在东海孝妇和《窦娥冤》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相信这是时代对人文学科工作者提出的首要课题。

　太子造反

汉武帝刘彻的一生，越看越像一个奇迹。以他16岁登基的经验和深宫养成的才干，不仅守成有余，而且还大刀阔斧地开辟出大帝国的一个崭新局面。他平生行事，败笔甚少，即使是他与方士的毫无效验的交往，也可看成是一种丰富想像力的努力尝试，后人可以一笑了之，用不着大相挞伐。你如果想将秦皇汉武等等一笔勾销，恐怕远不那么简单，因为后来许多帝王的表现比起他来远远不如。他平生真正的憾事，惟有太子造反、父子交恶，最后父诛亲子，铸成人寰内惨痛悲剧。

武帝29岁时，卫皇后生子刘据。以当时人的情形，至少可算中年得子，武帝尤是宠爱，早早立为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与其父亲杀戮由心的脾气尤为不像，而武帝后来又生4子，卫皇后便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武帝察之，一日对小舅子卫青说：“汉家王朝众事草创，四边又都有外患，我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所以不得不劳民。如果后世一味仿效我之所为，是走旧秦的道路。太子敦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天下。如果要找守成之君，还有比太子更合适的人么？听说皇后与太子常有不安之意，其实我哪有别的想法？你可以去打个招呼。”皇后听后脱簪请罪。太子有时谏劝父亲出兵远征，武帝笑曰：“我干这种累的事情，将省力气的局面留给你，不是也可以吗？”

从各种情形来看，武帝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洞幽烛隐，明察秋毫，而且对待家人通情达理，包容大度。如武帝经常出巡，便将宫内与朝中大事交付给皇后、太子，回来后只听听大的处理结果，而且经常不表示任何意见。武帝用法严酷，太子则待人宽厚，常常平反父亲办的案子，弄得下面的经办人员极其恼火。皇后劝太子要多顺从父意，武帝知道了，反而责怪皇后而赞扬儿子。太子有一次去拜见母亲，入宫后很久才出来，宦官苏文便到武帝前告状，说太子调戏宫女，武帝便将太子的宫女加到200人。武帝一次身体不好，让宦官常融去叫太子，常融回来说：“太子面有喜色”，武帝嘿然不语。但等太子来到，武帝并不发作，倒看出太子有啼痕，而强颜欢笑。武帝察知真情，将常融砍头。卫皇后为人谨慎小心，很避嫌疑，所以虽因年老色衰不得宠，尚被礼遇。

为何这样一个相互理解的家庭，总要弄到父子交恶，而且必杀对方而后快？从传统的眼光来看，必有奸臣从中挑拨离间，进谗构陷。很不幸，水衡都尉（掌皇家公园及皇室财物、铸钱等）江充正好具有这种资格。

江充是邯郸人。他的妹妹为诸侯赵国的太子之妻，因此他得赵王刘彭祖的宠。后来赵太子疑心江充在父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将江充的父、兄抓来杀掉了。江充潜逃入京，向武帝告发赵太子种种坏事。武帝大怒，废黜赵太子，赵王为之上书求情也无济于事。

江充一见武帝，便以魁岸的身材、出奇的衣服和出色的谈吐，得到武帝的喜爱。后来他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专门监察京师一带的官吏状况。那时许多皇亲贵戚高官大吏平时奢侈多逾礼制，江充一一举劾。连武帝之姑、也是武帝岳母的长公主违反专用规定，驾车在御用大道上行驶，江充也上前拦住，将随从车骑没收入宫。一次武帝出巡，太子派使者前去问候，使者驾车在御道上狂奔，被江充抓住下狱。太子知道后，派人去说：“车马倒没什么，只是让皇帝知道我管理下人不严，就太不好了。希望江君放一马。”江充不听，上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