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他站了起来。“到时候我一定把你的事提出来。我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招聘的事，真的。”他从桌后走了过来，准备送我出来。

“准能成的，纽利先生。两万五实在是便宜呀。”我边说边向门口退去。

他显出一副惊愕的模样。“哦，这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他说，仿佛他和他的合伙人对于付出低于延利·布里特的年薪，想都不敢想似的。“问题只是我们事务所目前运转得相当顺利。赚的钱很多，你知道。每个人都很舒心。没有考虑过扩大规模增加人员的事。”他打开门，等我走人。“保持联系。”

他紧跟着我走到接待处，吩咐秘书记清楚我的电话号码，然后用力和我握了握手，祝我交上好运，并且保证不久就会给我打电话。几秒钟之后，我又回到了大街上。

过了好一会儿，我的思绪才又集中起来。我刚才试图三文不值二文地廉价出卖我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但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又依然故我地站在人行道上。

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我和罗德里克·纽利的这一短暂会见，在我的外出活动当中，却是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

时间已近10点。再过30分钟，我选的拿破仑法典选读就要开始。我已缺了一周的课。我应该赶去上课。可是，即使在以后的三周中，我一次课也不上，又有谁会管呢，反正这门课没有期终考试。

这些天我已经大摇大摆地在法学院里到处走动，再也不怕碰到熟悉的面孔了。过不了几天，三年级学生大多要离开这个地方。刚进入法学院的时候，紧张的学习和压力沉重的考试，像万炮齐发，铺天盖地向你袭来；但在快要毕业时，却是松松垮垮，只要参加几次微不足道的小测验，写几篇狗屁不值的小论文。大伙儿的时间主要是化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而不是化在最后的几节课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准备进入就业状态。

马德琳·史金纳把我的事一直当成自己的事，而且她受到的折磨几乎也和我一样多。因为，她的运气和我的一样糟。一位孟菲斯的州参议员设在纳希维尔的办公室，倒是需要一个起草法案的专职律师，而且年薪3万，外加奖金，可是却需要有律师执照和两年的工作经验。一家小公司需要聘用一位律师，但规定求职者在大学阶段主修的必须是会计，而我读的却是历史。

“谢尔比县福利处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律师的空缺。”她乱翻着桌上的文件，在手忙脚乱地寻找什么东西。

“要一名福利律师？”我重复着她的话。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是不是？”

“年薪多少？”

“18000。”

“工作性质呢？”

“追踪赖账的父亲，设法收取抚养费。家庭纠纷案子，没有什么特别。”

“好像挺危险的嘛。”

“这可是一个职位呀。”

“那么我在8月以前干什么呢？”

“为律师资格考试做准备。”

“说得对。我应该拼命苦读，通过资格考试，然后就会福利处工作，拿那么一丁点儿工资。”

“瞧你，鲁迪——”

“对不起。我今天过得实在太糟了。”

我向她保证明天一定再来看看。明天我们的谈话，毫无疑问会和今天一模一样。

第08节

布克在香克尔事务所深处的一个地方，找到了破产申请表格。他说事务所里有位律师，常年藏在地下室里工作，偶尔处理一点破产案件，所以他可以弄来必要的表格。

表格上面写得相当直接明了。将资产列在某一页上，这对我来说十分简单，可以一挥而就。将负债列在另一页上。其他地方填入就业情况，尚未判决的诉讼案件，等等，等等。这是教科书第七章讲述的内容：无债破产，亦即将全部财产一笔勾销以偿还债务，而债务也同时一笔勾销。

我现在已不再受雇于尤吉酒家。我干活，但拿的是现钞，不留任何记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扣押，也没有任何义务与税务局分享我那勉强可以糊口的工资。我曾和普林斯讨论过我所处的困境，告诉他情况是多么糟糕。我责怪昂贵的学费和信用卡是罪魁祸首。而他对给我支付现金、让政府吃亏的主意很赞赏。他是现金交易无需交税经济学的一个坚定的信徒。

普林斯提议给我一笔贷款，以便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但被我婉言谢绝。他以为我不久就会成为一个大把大把挣钱的富裕的青年律师，我却没有勇气告诉他，我可能还要为他打工，而且要打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也没有告诉他假如给我贷款，数目将需要多大。税务局向法院起诉，要我偿付612．88美元，其中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房东向法院起诉，要我偿付809美元，同样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但真正的恶狼却在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他们接二连三地给我寄来让我难过的信件，不断地威胁要派律师来。

我有一张万事达和一张威世信用卡。两种信用卡是在孟菲斯的两家银行分别购买的。在去年感恩节至圣诞节期间，由于确信几个月后就可以有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同时又正狂热自负地爱着莎拉，乐而忘忧的我便想为她买几件令人着迷的节日礼物。要买当然就得买质量耐久价格昂贵的礼品。我用万事达卡，化了1700块，买了一只打网球时戴的镶嵌着宝石的金手镯；又用威世卡，化了1100美元，给我最亲爱的人儿买了一副古色古香的银耳环。就在她对我说永远不想再见到我的前一天，我还在一家标名食品店买了一瓶多姆佩里诺香槟、半磅肥鹅肝、鱼子酱、优质奶酪和别的几样佳肴，准备和她痛饮一番，共庆圣诞佳节。这些美酒佳肴又花了我300美元。可是管他呢。生命是短促的呀。

早在离节日还有几星期的时候，发行信用卡的那两家笑里藏刀的银行，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提高了我可以使用的钱款的额度。我突然变得可以随心所欲地化钱，又加上不久就要毕业和就业，我确信可以赚点小钱支付每个月的账单，辛辛苦苦地维持到夏天，所以才花钱如流水，做着与莎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美梦。

我现在真为这样的浪费憎恨自己，但当时我却是一笔一笔算过细账，而且认为计算的结果是完全可行的。

一天晚上，在猛灌了大量的廉价啤酒之后，我把肥鹅肝随手搁在冰箱顶上，任它在那儿霉烂变质。圣诞节这一天中午，我独个儿呆在变得灰暗的公寓房间里，吃着奶酪，喝着香槟，鱼子酱碰也没有碰。我坐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目光呆滞地瞪着丢在面前地板上的首饰。我一点一点地啃着大块的布里奶酪。一口一口地啜着多姆香槟，眼睛望着给我亲爱的人儿买的圣诞礼物，泪水一串一串地往下淌。

在圣诞与新年之间某一个说不清楚的时刻，我打起精神，作出安排，准备将那些珍贵的礼品加以处理，让它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我也曾漫不经心地想过，是否像比莱·乔那样，从桥上把它扔下去，或者玩一个类似的戏剧性的花招。但是，考虑到我目前的感情状态，我知道我还是离桥远一点为妙。

新年第二天，我在户外散步和慢跑了很久。回到公寓时，发现已有小偷光顾过。他们撬开了房门，偷走了我的旧电视和立体声收录机、放在碗橱上的一罐后腿肉，当然还有我为莎拉买的珠宝首饰。

我叫来了警察，填写了报告，并且给他们看了用信用卡购物时店家开的发票。警官听了却只是摇头，叫我去找我投保的保险公司。

我用信用卡购物化掉的3000多块钱，现在到了和我结清的时候了。

对我的破产申请裁决定于明天举行。破产法里有一妙不可言的条款，准许不利于债务人的所有法律程序自动中止。这就是有些富可敌国的大公司，包括我的伙伴德士古，在需要获得暂时性的保护时，匆匆忙忙奔向破产法庭的原故。我的房东明天无法与我接触，甚至连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上痛骂我一顿也不成。

我跨出电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过道上挤满了律师。法院有3位专职破产法官，他们的法庭都在这一层楼。他们的日程表上每天都有几十次听证会，而每次听证会都涉及一组律师；一位为负债人服务，几位为债权人效力。这里就像个动物园。我拖着沉重的双腿慢慢向前走时，听到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谈话，律师们在为未付的医疗账单和轻便汽车的价格争论不休。我走进办事员的办公室，在那儿等了10分钟，冷眼旁观排在我前面的律师们办理诉讼申请的手续。他们与办事员助理们非常熟悉，肆无忌惮地和她们调情，漫无边际地闲聊。嘻嘻，我倒愿意做一个重要的破产律师，那时这里的姑娘们就会亲密地叫我弗雷德或者森尼啦。

去年有位教授告诉我们说，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就业机会减少和公司规模缩小等等原因，破产在今后将会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他算是看准了。此人在私人开业时从未按小时收过委托人的钱。

但是，看来破产法庭今天真可以大赚其钱了。前后左右都在申请破产。好像人人都要破产了。

我把申请表格交给一位已经备受折磨的办事员，一位嚼着口香糖的漂亮姑娘。她瞟了一眼申请表，接着就仔细地对我上下打量。我穿的是劳动布衬衫和卡其裤。

“你是律师吗？”她嗓门颇高地问。我发现人们都在望着我。

“不是。”

“那么你是负债人？”她嗓门更高，口香糖嚼得津津有味。

“是的。”我迅速答道。负债人尽管本人并非律师，也可以提出破产申请，虽然你在哪里也永远看不到有这样一条公开的规定。

她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在表上盖了章。“申请费80美元。”

我交给她4张20美元的钞票。她接过现钞，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的申请表上没有列出我的银行账号，因为我昨天已经把它取消，从而有效地销去了一笔价值11．84元的财产。我开列的其他资产是：一辆用得很旧的丰田小汽车——500美元；各种家具和装饰品——150美元；激光唱片——200美元；法律书籍——125美元；衣服——150美元。这些资产全是个人用品，因而都可以根据我前面提到的条款，免于抵债。我依然可以拥有，但必须继续为丰田付款。

“现金，呃？”她说，接着就开始为我写收条。

“我没有银行账号。”我差不多是在对她吼叫，以便让那些一直在听我们谈话，而且可能很想了解这个故事其余情节的人听得更加清楚。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重新着手她那繁忙的工作，一会儿以后，推给我一份申请表的复印件和一张收据。我注意到了第一次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我几乎就要走到门口时，有人挡住了我。一个脸上冒着汗、留着黑色山羊胡子、身材肥胖的年轻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对不起，先生，”他说。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他把一张名片塞到我手上。“罗比·摩尔克，律师。无意中听到你刚才的谈话。我想你办理BK或许需要有人帮帮忙。”

BK的意思是破产，是律师界绝妙的行话。

我看看名片，又看看他那张麻脸。我确实听人说起过摩尔克。我在报纸的分项广告栏中也见到过他的广告。他在广告中标出办理破产的手续费是150美元，而现在他却像个贪婪成性的家伙一样在办事员办公室逛来逛去，等待机会朝一个或许有能力支付150美元的破了产的笨蛋猛扑过去。

我客客气气地接过名片。“谢谢你，不需要。”我尽量和气地说。“我自己可以对付。”

“你会搞糟的！”他立即接口说。我相信他这样说过上千次了。“办破产案子是很棘手的！我一年要办上千件。你只要现付200美元，我立马替你办妥。我有一个事务所，人马齐全。”

现在价钱抬到200美元啦！如果你主动找他的话，我猜他还要再敲你50美元。此刻若是教训他一顿，自然顺理成章，十分容易，但我感到摩尔克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羞辱的人。

“谢谢，不用了。”我边说边从他身旁挤了过去。

挤在下行的电梯里，我简直像在受罪。电梯走得很慢，里面塞满了律师，全部衣衫不整，夹着破皮包，穿着旧鞋子。他们依旧在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什么可以豁免，什么是无抵押的，什么是有抵押的。律师的交谈令人难以忍受，讨论的问题却重要得要命。他们看来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下去。

在电梯就要下到底层的那一瞬间，有一个问题突然闪过我的脑际。一年后的现在我将会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但不仅仅是也许，而且极有可能我正乘着这同一部电梯，和现在在场的这些人进行同样无聊的辩论。我极有可能跟他们完全一模一样，在街头漂泊，千方百计想从那些身无分文的人的口袋里抠出手续费，或者在法庭周围游荡寻找办案的机会。

这种可怕的想法使我头晕目眩。电梯里又热又闷。我怕是要生病了。电梯终于停了。他们涌进休息厅，四处散开，仍旧在争论，仍旧在谈着交易。

我沿着中美商业大街溜达。新鲜的空气使我精神振作。这条街道从前叫做大街，是一条不准车辆通过的行人街，街上有辆手推车载着喝醉了的酒鬼来来去去。法院大楼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因而许多律师依然常常在此闲逛。我从市中心区一幢幢高楼前面走过，心里捉摸着设在这些大楼里的无数个律师事务所此刻内部的情景：律师们手里正忙个不停，他们每天不得不工作18小时，因为旁边的那位伙计每天都干到20小时；资历较浅的合伙人正在相互商讨事务所的战略战术；资深合伙人正坐在装饰得富丽堂皇的转角处的办公室里，对一群俯首贴耳的年轻律师滔滔不绝地下达指示。

老实说，我刚进法学院时，梦想的就是这种场景。我想和精明过人、士气高昂的人们一起工作，所有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超负荷的任务。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压力和权力。去年夏天，我去打工的那家事务所规模很小，只有12位律师，但却有许多秘书、律师帮办和办事员，有时候我觉得那种忙乱的景象倒颇为令人振奋。我在那个工作班子里仅仅是小小的一员，但我渴望将来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