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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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社会革命小史》；《法国大革命之意义》；《世界之农民运动》（一）（总名虽为世界，实在分国别，每册一国）；《二七运动始末记》。

第二辑书目为：《中国国民党之使命》；《世界大战后之初十年》；《社会主义与宗教》；《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自中古自由市民到产业革命》（世界史略之二）；《土耳其国民革命》；《苏维埃制度》；《苏联之外交》（编或译）；《世界之农民运动》（二）；《鲁尔占领后与道威斯计划》；《黑种人之革命运动》；《五卅惨案之前后》。

第三辑丛书之书名如下：《孙文主义》；《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译）；《劳动运动之开始至俄罗斯社会革命》（世界史略之三）；《华盛顿会议后之国际形势》；《革命的文学》；《欧洲保安公约之分析》；《资本的集中与中产阶级的消灭》；《世界之农民运动》（三）；《苏联的教育》；《红军》；《犹太民族解放运动》；《摩洛哥战争》。

第四辑书目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洛加诺会议》；《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苏联的艺术》；《世界之农民运动》（四），《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叙利亚战争》；《将来之国际大战》；《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社会革命失败史》；《反动势力下之巴尔干》。

第五辑书目如下：《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三八妇女节》；《资本主义下之战争与和平》；《法西斯蒂》；《墨西哥革命》；《波斯问题》；《莫索尔油矿》；《英美在国际之利益冲突》；《大战后之世界妇女运动》；《殖民地最近的革命运动》；《裁减军备会议》。

以上各书都为待编或译。

我所以不厌其详地全部抄引了毛泽东当时计划拟定的书目，因为它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

最后，补叙我怎样离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当我回沪的第二天，郑振铎就来找我，吞吞吐吐说：“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我问当地驻军怎么知道编译所有我这个人？郑振铎回答：“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当地驻军是看了香港报纸才知道你在编译所工作。〃我说：“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

第二天，郑振铎又来找我，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说是退职金。又给我一张商务印书馆的股票，票面百元，说这是公司报答你替公司做了许多事，还说票面百元的商务股票，市场上有人肯出二百元买，还买不到呢。郑振铎这话是真的。我早知道商务印书馆的现有资产，超过注册的股本两三倍。

这张股票，不久我卖给一个本家，只要二百元。这个本家高兴得很，说是照顾他；如果拿到市场上，至少可卖二百五十元。

现在要讲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事。这本是恽代英管的，恽代英留广州，就由我代理。这交通局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办事人全是共产党员。交通局的职权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部。因为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帅）派人驻上海邮政总局，专扣广州寄出的任何书报，所以上述《政治周报》以及其他文件只能由往来于广州与上海或香港与上海的各轮船的海员工会的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上海交通局。交通局有人专办此事。交通局有职员四、五人，都是办杂事的，没有专管会计的人，恽代英是自兼会计。但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上海交通局的业务繁忙了，我还兼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主任委员（也是代恽代英的），所以没法自兼会计。我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不久，派来了姓郑（男）姓梁（女）一对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也是党员。这两人担任会计和记录。女的任会计，男的任开会的记录和收发、登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件。却不料原有的交通局工作人员对新来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能和衷共济，时常闹纠纷，还私下里说，这两人是我的私人。结果，我只好请中共上海特别市委出面说清楚，解决了这纠纷。

我代管交通局（正式名称是上海交通局代主任），至五月底，该局事务由中宣部改为秘书处管理，结果经费迟迟不发，每月经费多少也未规定。我乃函广州请辞去代主任，并谓照现在这种情况，交通局只好结束。结果，广州来函任命我为主任，并规定经费每月一千元，由中央特别费项下支拨。大概到八月上旬，我又函请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批准交通局设置视察员一人，按时视察北方各省及上起四川下至江苏沿江各省的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形，提出书面报告，并由交通局转秘书处以备参考。但视察员之车马费应如何规定，或实报实销，应请核示。此函发出后竟如石沉大海，十来天之后，我函请〃因病〃辞职，并请侯绍裘代理。八月下旬，广州来函挽留，并批准视察员一人之车马费应实报实销。这样我仍留交通局直到本年年底。我曾经物色到一位姓王的视察员（共产党员）出去视察了两次。

这年的秋季，我白天开会忙，晚上则阅希腊、北欧神话及中国古典诗词。德沚笑我白天和晚上是两个人。她那时社会活动很多，在社会活动中，她结交不少女朋友。这些女朋友有我本就认识的，也有由于德沚介绍而认识的，她们常来我家中玩。由于这些〃新女性〃的思想意识，声音笑貌，各有特点，也可以说她们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和她们处久了，就发生了描写她们的意思。那时，因团中央负责人之一梅电龙追求一位密司唐，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他问密司唐：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这在密司唐，大概是开玩笑而已。但是，梅却认真对待，从密司唐那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老是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乃至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团中央的一些文件留在车上。梅下车后步行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文件来，可是已经晚了。我听到这个事件后，觉得情节曲折，竟是极好的小说材料。我想写小说的愿望因此更加强烈。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好像是电影的断片。这时，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个同伴，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下，撑一把伞，就动笔的。

一九二六年冬，国内形势大变，北伐军胜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宣布独立，号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只能是〃四省联帅〃了。革命高潮在迅猛地发展，我也投入这洪流，什么写小说等等，只好暂时搁起来了

卷五　往事自叙　创作生涯的开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从牯岭回到上海。德沚因为小产正住在医院里，她告诉我，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她就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她说，“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我们的家在东横浜路景云里，是华界，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许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而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象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隐藏在我家（景云里11号半）的三楼上，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叶圣陶过往甚密。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初的创作，就是经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的。叶圣陶那时正代编《小说月报》，原主编郑振铎到英国去了，因为郑的丈人高梦旦怕蒋介石的爪牙把郑振铎作为亲共人物而有所留难。

我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德沚的病榻旁（德沚从医院回来还有低烧）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后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但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小，笑声哭声，闹成一片。与景云里我的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兴坊的住户，晚饭后也在户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争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将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声，真有使人心惊肉跳之势。这些嘈杂的声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这对于我，也还不妨，我是白天写作的。而对于习惯在夜间写作的鲁迅，却是个大问题了。

《幻灭》从九月初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的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可以写，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是第一次从事创作，写长篇小说没有把握，就决定写三个有连续性的中篇，其中的人物基本相同。但当我构思《动摇》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设想不能实现，结果只有《幻灭》中的个别人物出现在《动摇》中。

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

《幻灭》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后来的《动摇》和《追求》也着重写了女性。这有它的原因。〃五卅〃运动前后，德沚从事于妇女运动，她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女学生、中小学教师、开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们常到我家中来，我也渐渐与她们熟悉，对她们的性格有所了解。大革命时在武汉，我又遇到了不少这样类型的女性。她们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但性格又不相同，有静女士型的，有慧女士型的。这些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幻灭》的主人公是静女士，写静女士的不断幻灭。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进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热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幻灭》中最后出现的成为静女士的很大安慰的，是连长强惟力，她觉得强连长给了她理想的美满的生活，可是强连长上前线去了，静女士终于在恋爱上也幻灭了。慧女士不同，慧女士在革命失败时同样悲观、失望、动摇，但她不会幻灭，她将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安慰。

强连长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儿的，这就是顾仲起。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小说月报》已由郑振铎接编，有一个人常给《小说月报》投稿，写一些短篇，描写下层生活，这人就是顾仲起。他是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的家庭很顽固，父亲大骂他，他一起就离家出走到上海，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人，也做过其他各种杂工，同时他就给《小说月报》投稿。郑振铎了解了他的情形后，原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当个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