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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人生-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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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后，到处狂轰滥炸。11月6日，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投下了12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五六丈处。当天傍晚，石门湾逃避一空。丰子恺的妹夫立即从南沈滨摇一只船出来，邀丰子恺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从此，他开始了8年动乱的逃难生活。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到贵州遵义。19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专为卖画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子恺搭轮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丰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止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门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当老画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
1974年夏天，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次年8月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丰子恺来说，简直是极大的灾难。9月15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他没见到“四人帮”垮台，就在噩梦中与世长辞了。
不，他没有在梦中逝去。他醒了！1976年10月的鞭炮声把他唤醒了！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辛勤播种重新受到滋润和灌溉，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发芽开花。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他与读者同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正如他的老友叶圣陶在悼诗中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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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见到丰子恺先生，都是在他家弄堂口，中间相距２０余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文人常谓“缘悭一面”，我倒是见了丰先生许多面，回想起来，缘分还真不浅。
５０年代初，我在上海刚进初小。一天，我爬上窗台“望野眼”上海俗语“东张西望”之意，看到斜对马路“梵尔顿花园”后改名“长乐村”弄堂口走出来三四个人，家父叫我看其中一个长者，说：“那个留长须的就是有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先生。”当时丰先生年近花甲，腰板硬朗，风神清雅。过后，家父取出几幅丰先生的作品给我看，一边赞道：“寥寥数笔，非常传神，充满生活情趣”由丰子恺插图，他儿子丰华瞻教授翻译的《格林童话》，是我读的第一本童话书。从此我认识了画家丰子恺。
家父给我的第一本习字帖，封面就是丰子恺的笔墨，里面关于运笔技法的说明也是他所写的。他的画，他的字，风格独特，容易辨认。后来经过书摊，发现坊间各种字帖大多是由他编辑。从此我认识了书法家丰子恺。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逐步又认识了音乐家丰子恺、文学家丰子恺、翻译家丰子恺和宗教家丰子恺。
丰子恺寓所二楼有个阳台间，朝南，冬暖夏凉，充他的书房。由于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天窗，他白天可以看到太阳，夜晚可以看到月亮，故而把书房取名为“日月楼”。欣喜之余并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之句。谁知杭州耆宿马一浮听说后，也吟一句凑成一副对联送给他：“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将那副对联一直挂在书房里，希望好光景如同日月一般久长。起初几年还真可以，有好几次“十一”庆典时，我在我家窗前看见丰子恺胸前佩着红丝带，精神矍铄地站在弄堂口，等汽车接去观礼。不料后来，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文化大革命”更闹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长乐村是“黑帮”指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之类集中地区，抄家时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日月楼”早已名存实亡了。当时我高中刚毕业，见此情景，不免替丰先生捏一把汗。
有一天下午，大概是１９６７年初春吧，我与同学吴君打丰子恺家门前经过，忽见廊檐下有一张刺眼的大字报，凑前一看，赫然三个大字：“认罪书”开头是这样写的：“本人姓丰名润，笔名子恺，男，年七十一，浙江石门湾人。”这种格式使人想起法院判决书，如今跟艺术家丰子恺联系起来，不免有点滑稽的意味。接下来历述自己的“罪状”：１９５６年发表《城中好高髻》一画恶毒讽刺党的领导和各项方针政策；１９６２年文代会发言中提到的那把剪冬青的大剪刀，是对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疯狂攻击；等等。最后用当时的俗套，自称“罪该万死”，“打倒丰子恺毛主席万岁”尽管类似的认罪书当时随处可见，但见到丰子恺的笔迹，却使我感到震动，替他难过。
我和吴君看完，生怕丰家有人出来撞见，便匆匆离去。以丰子恺写《缘缘堂随笔》和画《护生画集》那样的生花妙笔，竟用来写这种乌七八糟的认罪书，我俩一路之上感慨不已。有一个念头不时的浮上心头：丰先生的墨宝，求都求不到，何不把它揭下来收藏，日后不失为一件文物
第二天，我把这想法告诉吴君，吴君慨然表示愿意帮我把风。但我沉吟再三，认为不妥。倒不是我没有胆量；其实，在此以前，我和家兄就曾半夜三更到淮海路去，揭过上面印有北京红卫兵揪斗中央首长的大幅照片的告示，那风险无疑要大得多，我怕的是那样做会连累丰子恺。
第三天上午，阴雨刮风。我不放心，又过马路去看。只见风送斜雨打湿了“认罪书”的下半部，左上角已经脱胶，略呈下垂状。好天助我也看来我不去揭，风也是要去揭的。我在附近打了好几个来回，总觉得有人在注意我，没机会下手。看来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那天，我等待天黑的景况，形容起来，倒用得着李清照的字句：我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此时行人稀少，机会难得，我飞步下楼，撑着雨伞穿过马路。长乐村内暮色苍茫。走近看时不免有点忐忑。呜呼廊檐下空空如也，却不见那“认罪书”。莫非叫风给刮跑了我在邻近几家的门前找了一遍。完了，完了都怪我动作慢了一步，让风或别人捷足先登了，后来我梦中不止一次去揭那张纸。
最后一次见到丰子恺是１９７５年夏。丰子恺被几个人从弄内搀出来，扶上“黄鱼车”一种三轮运货车，显然是送去医院。多年不见，老先生已白发苍苍，显得形容憔悴。跟２０年前参加“十一”庆典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对照，其实此时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韶光匆匆，弹指几十年过去了。“日月楼”早已易主。人来人往，景物依旧；岁月不驻，又见春风。有谁还记得这里曾经住过一位海内外闻名的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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