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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朗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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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分享她的喜悦。”
当她讲这些时，我仍旧跪在那儿，目光始终注视着那些图片和小字条，尽力把眼泪咽了下去。当我转过身来坐在床上时，她说：“她是多么希望您给她写信。她从您那儿只是收到邮包，每当邮件被分完了的时候，她都问：‘没有我的信？’她是指信而不是指装有录音带的邮包。您为什么从不给她写信呢？”
我又沉默不语了。我已无法说话，只能结结巴巴，只想哭。
她走到书架前，拿下一个茶罐坐在我身边，从她的化妆包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说：“她给我留下一封信，类似一份遗嘱。我把涉及到您的地方念给您听。”她打开了那张纸读到：“在那个紫色的菜罐里还有钱，把它交给米夏尔·白格；他应该把这些钱还有存在银行里的七千马克交给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和她母亲一起幸存下来的女儿。她该决定怎样使用这笔钱。还有，请您转告他，我向他问好。”
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信息。她想让我伤心吗？他要惩罚我吗？或者她的身心太疲惫不堪了，以至于她只能写下所有有必要做的事情？“她这些年来过得怎么样？”我需要等一会儿，直到我能继续说话，“她最后的日子怎样？”
“许多年来，她在这儿的生活与修道院里的生活相差无几，就好像她是心甘情愿地隐退到这里，就好像她是心甘情愿地服从这里的规章制度，就好像这相当单调无聊的工作对她来说是一种反思。她总与其他女囚保持一定距离，她在她们中间享有很高威望。此外，她还是个权威，别人有问题时都要去向她讨主意和办法，争吵的双方都愿意听她的裁决。可是，几年前，她放弃了一切。在这之前，她一直注意保持体型，相对她强壮的身体来说仍旧很苗条，而且她干净得有点过分。后来，她开始暴饮暴食，很少洗澡。她变得臃肿起来，闻上去有种味道，但是，她看上去并非不幸福或者不满足。事实上，好像隐退到修道院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不够了，好像修道院本身的生活还太成群结队，还太多嘴多舌，好像她必须进一步隐退到修道院中一间孤独的小房间里去。在那里，没有人再会看到她，在那里，外貌、服装和体味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不，说她自暴自弃是不妥的，她重新确定了她的地位，而且采取的是只作用于自己，不施及他人的方式。”
“那么她最后的日子呢？”
“她还是老样子。”
“我可以看看她吗？”
她点点头，却仍！日坐着，“在经历了多年孤独生活后，世界就变得如此让人难以忍受吗？一个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从修道院，从隐居处再一次回到现实世界中去吗？”她转过脸来对我说：“史密芝没有写她为什么要自杀。您又不说你俩之间的往事，不说是什么导致史密芝女士在您要来接她出狱的那天黎明时分自杀了。”她把那张纸叠在一起装好，站了起来，把裙子弄平整。‘“她的死对我是个打击，您知道，眼下我很生气，生史密芝女士的气，生您的气。但是，我们还是走吧。”
她还是走在前面，这一次，一言不发。汉娜躺在病房里的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刚好能在墙和担架之间站下脚。女监狱长把那块布揭开了。
汉娜的头上绑着一块布，为了使下额在进入僵硬状态后仍能被抬起来。她的面部表情既不特别宁静，也不特别痛苦。它看上去就是僵硬的死人。当我久久地望着她时，那张死亡的面孔变活了，变成了它年轻时的样子。我在想，这种感觉在老夫老妻之间才会产生。对她来说，老头子仍旧保持了年轻时的样子，而对他来说，美丽妩媚的年轻妻子变老了。为什么在一周之前我没有看出这些呢？
我一定不要哭出来。过了一会儿，当女监狱长审视地望着我时，我点点头，她又把那块布盖在了汉娜的脸上。
11
直到秋天，我才完成了汉娜的委托。那位女儿住在纽约，我参加了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会议，利用这个机会把钱给她带去，一张银行存款的支票加上茶罐里的零钱。我给她写过信，自我介绍是法学史家并提到了那次法庭审判，说如果能和她谈谈我将木胜感激。她邀请我一起去喝茶。
我从波士顿乘火车去纽约。森林五光十色，有棕色、黄色、橘黄色、红棕色、棕红色，还有槭树光芒四射的红色。这使我想起了汉娜那间小屋里的秋天的图片。当车轮的转动和车厢的摇晃使我疲倦时，我梦见了汉娜和我坐在一间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五光十色的、秋天的山丘上，我们的火车正穿过那座山丘。汉娜比我认识她时要老，比我再次见到她时要年轻，比我年纪大，比从前漂亮，正处在动作沉着稳重、身体仍很健壮的年龄段。我看见她从汽车里走出来，把购物袋抱在怀里，看见她穿过花园向房子这边走过来，看见她放下购物袋，朝我前面的楼梯走上来。我对汉娜的思念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这思念令我伤心痛苦。我尽力抗拒这种思念，抵制这种思念，这思念对汉娜和对我，对我们实际的年龄，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完全不现实。不会讲英语的汉娜怎么能生活在美国呢？而且汉娜也不会开车。
我从梦中醒来，再次明白汉娜已经死了。我也知道那与她紧密相关的思念并不是对她的思念，那是一种对回家的向往。
那位女儿住在纽约一条离中央公园不远的小街道里，街道两旁环绕着一排排用深色沙石建造的老房子，通向一楼的台阶也用同样深色的沙石建成。这给人一种严格的感觉，房子挨着房子，房屋正面差不多都一个样，台阶挨着台阶，街道旁的树木也是不久前栽的，之间的距离都一样，很有规律，稀少的树枝上挂着稀稀落落的黄树叶。
那位女儿把茶桌摆在一扇大窗户前，从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四方形小花园，花园里有的地方郁郁葱葱，有的地方五颜六色，有的地方堆放着家用破烂。她给我斟上茶水，加上糖搅拌之后，马上就把问候我时所用的英语变成了德语。“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来了？”她不冷不热地问我。她的语气听上去非常地务实，她的一切看上去都务实，她的态度，她的手势和她的服饰。她的脸很特别，看不出有多大年纪。所有绷着的脸看上去就像她的脸那样。但是，也许是由于她早年的痛苦经历使其如此僵硬。我尽力回想她在法庭审理期间的面部表情，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述说了汉娜的死和她的委托。
“为什么是我？”
“我猜想因为您是惟一的幸存者。”
“我该把它用在哪里？”
“您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以此给予史密芝女士宽恕吗？”
起初，我想反驳，因为汉娜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多年的监禁生活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赎罪。汉娜想要赋予赎罪本身一种意义，而且，汉娜想通过这种方式使它的意义得到承认。我把这层意思说给了她。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她是否想拒绝我的解释，还是拒绝承认汉娜。
“不饶恕她您就不能承认她吗？”
她笑了。“您喜欢她，对吗？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是她的朗读者。这从我十五岁时就开始了，在她坐牢时也没有断。”“您怎么…·”
“我给她寄录音带。史密芝女士几乎一生都是个文盲，她在监狱里才开始学习读写。”
“您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过那种关系。”
“您是说，你们一起睡过觉吗？”
“是的。”
“一个多么残忍的女人。您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和她……您能承受得了吗？不，您自己说的，当她坐牢后，您又重新开始为她朗读。您曾经结过婚吗？”
我点点头。
“那么您的婚姻很短暂和不幸。您没有再结婚，您的孩子——如果您有孩子的话，在寄宿学校。”
“这种情况多的是，这与史密芝无关。”
“在您与她最近这些年的接触中，您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说，她清楚她给您所带来的是什么吗？”
我耸耸肩。“无论如何她清楚地在集中营和在北迁的路途中给其他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失。她不仅仅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在监狱的最后几年里她还努力地去研究它。”我讲述了女监狱长对我讲述过的情况。
她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大步：“那么涉及到多少钱呢？”
我走到了我放包的衣帽架前，拿出支票和茶叶罐，走回来对她说：“都在这里。‘’
她看了看支票，然后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又把茶叶罐打开倒空了，然后又关上。她把茶叶罐捧在手里，目光死死地盯着它说：“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有个茶叶罐，用来装我的宝贝，不是这样的，尽管当时也已经有这样的了。它上面有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文字，盖不是往里压的那种，而是扣在上面的。我把它带到了集中营，有一天它被人偷走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有一绝我们家小狗的鬈毛，有父亲带我去看过的歌剧的门票，一枚在什么地方得到的或是在一个包里发现的戒指——之所以被盗并不是由于里面装的东西。那个茶叶罐本身和人们在集中营里能拿它做的事情却很有价值。”她把茶叶罐放在了支票上面，“关于怎样使用这笔钱您有什么建议吗？把它用于任何与大屠杀有关的事，这对我来说，的确就是我既不能又不想给予的一种饶恕。”
“给那些想学习读写的文盲，一定有这样的公益基金会和社团组织，可以把钱捐献给这些机构。”
“当然会有这样的机构。”她思考着。
““也有类似的犹太人协会和社团吗？”
“如果有什么社团，那么您可以相信，也就会有犹太社团。不过，文盲问题不是犹太问题。”
她把支票和钱推到我这边。
“我们这样做吧：您去打听一下都有什么相关的犹太组织，这里也好，在德国也好。然后，把钱寄到您最信任的有关组织的账号上去。您也可以，”她笑了，“如果得到承认非常重要的话，以史密芝女士的名义寄。”
她又把茶叶罐拿到手里：“我留下这个茶叶罐。
12
转眼间，这一切都成了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汉娜死后最初的几年里，那些老问题一直在折磨困扰着我，诸如，我是否拒绝和背叛了她，我是否仍欠她什么，我是否有罪——因为我曾经爱过她，我是否必须要宣布与她脱离关系或者把她摆脱掉。有时候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要对她的死负责，有时候我对她十分气愤，气愤她对我的伤害，直到那气愤变得软弱无力为止，那些问题变得不重要为止。我做过什么和没做过什么，她对我有过什么伤害——这些恰恰成了我的生活。
汉娜死后不久，我就下决心要把我和汉娜的故事写出来。从那时以来，我已经在脑子里把我们的故事写过多次了，每次总有点不一样，总是有新的形象、新的情节和新的构思。这样一来，除了我写出来的版本外还有许多其他版本。有保障的是写出来的版本是正确的版本，原因在于它是我写出来的，而其他版本我没有写出来。已经写出来的版本是它自己想被写出来，其他许多版本不想被写出来。
起初，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她，但是，我的记忆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随后我注意到，我们的故事是怎样地从我的记忆中悄悄地消失。于是，我想通过写作把我的记忆寻找回来。但是，就是写作也没有把记忆诱发出来。几年来，我一直没有云触扪及我们的故事，我们相安无事。这样一来，它反而回来了，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以一种完整的、一致的和正确的方式回来了，使我对此不再伤心。一个多么让人伤心的故事：我过去常这样想。这并不是说我现在认为它是幸福的。但是，我认为它是属实的。在这个前提下，它是伤心的还是幸福的问题就不重要了。
当我想起它时，无论如何我总是想这些。当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时，过去受到伤害的感觉就又重现出来；当我觉得我对某事应负责任时，就会想起当时的那种负罪感；如果我如今渴望得到什么，或怀念家乡，那么我就会感觉出当时的那种渴望和怀乡情。我们的生活一环套一环，后一环总是离不开前一环，已经过去的没有结束，而是活现在现实中。这些我懂。尽管如此，我有时对此还是感到难以承受。也许我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目的还是为了摆脱它，尽管我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从纽约一回来，我就把汉娜的钱以她的名义汇给了“犹太反盲联盟”。我收到了一封用电脑写的短信，在信中，“犹太反盲联盟”对汉娜·史密芝女士的捐赠表示了感谢。兜里揣着那封信，我开车去了汉娜的墓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她的墓前。
“我把它一夜读完”——对本哈德·施林克的赞词
德国和世界各地对《生死朗读》的评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正是我们不知不觉期盼已久的书。
这本书在初版后的四年内一周周、一天天、一个个钟头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它成了独特的畅销书，不是声势浩大、大张旗鼓，也没有宣传广告战，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而是在深层，像地质构造的推移。在二十五个该书畅销的国家，它并不是作为生日礼物从桌子上移到架子上，从没人去翻阅（这通常是获奖文学名着的命运），而是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这些人读过该书后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一开始读时，他们都很好奇，几个小时后不知所措，震惊地把这本薄薄的长篇小说放下，先是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摇晃，接着觉得它都消失了。不管我问哪个读过《生死朗读》的人；他都说：“我把它一夜看完。”
《生死朗读》属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生忏悔”。读者好像在屏气凝神地倾听，着了魔似的，仿佛身临其境。
卡夫卡说：“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这本书就是这样。
最早的读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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