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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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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章士钊（1881—1978）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主办《甲寅》月刊（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后来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⑤“每况愈下”原作“每下愈况”，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后人引用常误作“每况愈下”，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孤桐杂记》中也同样用错：“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⑥《晶报》当时上海一种低级趣味的小报。原为《神州日报》的副刊，一九一九年三月单独出版。下文所说《太阳晒屁股赋》，是张丹＇火斤＇（延礼）写的一篇无聊文章，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神州日报》副刊。
⑦“束发小生”这是章士钊常用的轻视青年学生的一句话，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就说：“今之束发小生。握笔登先。名流巨公。易节恐后。”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
⑧Gentleman英语：绅士。
⑨黑臀春秋时晋成公的名字，见《国语·周语》所记单襄公的话：“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故名之曰黑臀。”
⑩“水平线”这是从当时现代评论社出版的《现代丛书》广告中引用来的。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刊登的《〈现代丛书〉出版预告》中，吹嘘他们自己的作品说：“《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
⑾“人之初性本善”是《三字经》的首句。“天地玄黄”，是《千字文》的首句。从前学塾中常用这类句子作为练习文章的题目。
⑿土耳其革命指一九一九年基马尔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多年的民族独立战争，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随后又对宗教、婚姻制度、社会习俗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妇女不带面纱是风俗改革中的一项。
⒀“无病呻吟”原是一句成语，当时复古主义者章士钊等人，时常攻击提倡写白话文的人为“无病呻吟”。如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月）《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就影射白话文作者“忘其谫陋，无病呻吟”。
⒁“头颅谁斫”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隋炀帝感到统治局面不稳时，曾“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髀肉复生”，《三国志·蜀书·先主纪》的注文中曾引《九州春秋》说，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时，因无用武之如，久不乘马，他“见髀里肉生”，就“慨然流涕”。
⒂M先生指毛邦伟，贵州遵义人。清光绪举人，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二○年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天夺其魄，语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原作“天夺之魄”。
⒃越俎代谋语出《庄子·逍遥游》，原作“越俎代疱”，意思是掌管祭祀的人，放下祭器去代替厨师做饭。
⒄关税自主的游行示威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文中误作“二十七”），段祺瑞政府根据一九二二年二月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九国关税条约，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这是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愿望相反的。因此在会议开幕的当日，北京各学校和团体五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游行刚至新华门，即被大批武装警察阻止、殴打，群众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造成流血事件。重九，即九月初九。
⒅《社会日报》一九二一年创刊于北京。原名《新社会报》，一九二二年五月改名《社会日报》，林白水主编。《世界日报》，一九二四年创刊于北京。原为晚报，一九二五年二月起改为日报，成舍我主编。《舆论报》，一九二二年创刊于北京，侯疑始主办。《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一九一五年创刊于天津。次年增出北京版。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办的中文报纸，一九○一年创刊于北京，创办人中岛美雄。下文的《黄报》，一九一八年创刊于北京，薛大可主编。这些都是为中外反动派利益服务的报纸。
⒆L学校指北京黎明中学。一九二五年鲁迅曾在该校教课一学期。
⒇朋其即黄鹏基，四川仁寿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莽原》撰稿者之一。
“昊天不吊”语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22）“整顿学风”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后，北京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为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教育总长章士钊草拟了“整顿学风令”，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由段祺瑞执政府明令发布。
（23）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卅运动后的革命高潮中，胡适竭力诽谤革命的群众运动，宣传知识分子应该回到研究室里去。如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中，他歪曲引用德国歌德在拿破仑兵围柏林时闭门研究中国文物，和费希特在柏林沦陷后仍继续讲学的事为例，鼓吹埋头用功，引诱学生离开爱国运动。
（24）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发表的《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中，认为青年作者发表不成熟的作品等于“流产”，并说：“我的小提议是：——无论作什么，非经过几番精审的推敲修正，决不发表。”
（25）易卜生在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并说闭门读书就是“救出你自己”。
（26）yes英语：是的。
（27）《验方新编》清代鲍相＇王敖＇编，八卷。是过去很流行的通俗医药书。
（28）VictorHogo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LesMisérables》，《悲惨世界》，长篇小说，雨果的代表作之一。
（29）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四月通令全国祭孔，公布《崇圣典例》。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领各部总长和一批文武官员，穿着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
（30）“区区”佥事作者从一九一二年八月起在教育部任佥事，一九二五年因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作者曾在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说他因为失了“区区佥事”就反对章士钊，器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等等。参看《华盖集·碰壁之余》。
（31）“帛”古代祭祀时用来敬神的丝织品，祭后即行焚化，后来用纸作代替品。“爵”，古代的酒器，三足，铜制，祭祀时用来献酒。
（32）按应为民国十二年春。《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晴，星期，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33）孔二先生即孔丘。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丘有兄孟皮，他排行第二。文中所引的话，见《论语·泰伯》。
（34）章士钊的这段话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通讯栏他对吴敬恒来信所加的附言（“内包甚复”，原作“内包深复”）。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②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③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④，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⑤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⑥，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⑦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⑧的时候，黄巢⑨的时候，五代⑩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⑾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⒁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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