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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楼-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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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儿满是无法解渴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着幸福在于嫁人？可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统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图：热乎一阵，一走了事。这些年轻人私下里说：“我本来可以结婚，可是一两个晚上就能找到一个，何必结婚呢？”
当周围的人都肯于让步的时候，你就没法摆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样子，就像往集市运送的货物很多时，没法卖高价一样。
即使登记也无济于事，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主玛丽娅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玛丽娅相信登记，但过了一周丈夫还是把她抛弃，远走高飞，无影无踪。7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
因此，在举杯相祝的小小晚会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赶上危险期，卓娅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处在布雷区似的。
卓娅还有比玛丽娅更近的例子，她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活受罪的生活，看到过他们怎样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怎样一会儿各奔东西，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来说，无异于喝硫酸。
这同样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在自己身体内部，在身体各个部分的对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对生活的整个理解上，卓娅都感到平衡与和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才谈得上她的生活的扩展。
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对她说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像昨天科利亚那样，几乎是照搬电影里的一套，那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赢得卓娅的好感。
就这样，卓娅站在后车台上随着电车一路颠晃，直站到终点，其间女售票员大声斥资过一个不买票的年轻人（而那人听着，还是没有买票）。电车开始绕圈子调头，圈子的另一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人。被数落的那个年轻人没等电车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个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娅也跟着跳下车，因为从这儿走过去路近些。
时间已是8点零1分了，卓娅沿着医疗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飞奔。作为护土，她不应该奔跑，但作为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原谅。
等她跑到癌症楼，脱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楼上的时候，已是8点10分了。如果是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娅就不会有好脸子瞧；如果是玛丽娅交班，那也会对她板着个脸说些难听的话，仿佛她不是迟到了10分钟，而是耽误了半班的时间。然而幸运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图尔贡，此人一向待人宽厚，尤其是对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她没有使他得逞，两个人都笑了，结果反倒是卓娅把图尔贡从楼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图尔贡虽说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经地约束自己。
图尔贡留给卓娅的是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交特的特别任务。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刚输过血的病人，不过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属未经值班医生批准不准闯进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来不及做的、份内的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分一部分给星期日值白天班的护士做。
今天，这项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叠病历卡。卓娅嘟圆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弹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张，还有没有剩余时间用来绣花儿，这时她感到身旁有个高大的人影。卓娅并未觉得奇怪，扭过头去便看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样表明他有一段强盗般的历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绅士的派头说道。
“早上好，”她摇了摇头，仿佛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抑或怀疑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
“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惊讶地问（她的这一着，向来都会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记得啦？我还为这一请求占卜过呢。”
“您从我这里借走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您。谢谢。”
“都看明白了吗？”
“我觉得，该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您有害？”卓娅问，这次并非戏言。“我后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于否定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这本书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给我的书简直太好了。不过……”他望着她的脖颈，“请您把白长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
“干什么？？”卓娅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在她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没觉得热！”
“恰恰相反，您已经热得满脸通红了。”
“这倒是真的，”她温和地笑了，自己的确想敞开长衫衣领，因为刚才跑到很急，又跟图尔贡爆闹了一阵，还没喘过气来。于是她把长衫的领子解开了。
灰金色的连衫裙金光炯烟……
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了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
“真漂亮。谢谢。待会儿多露出些给我看看行吗？”
“那要看您占的什么卦。”
“我一定告诉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吗？我们今天岂不一直要呆在一起？”
卓娅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像个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是因为我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针头去扎活人，我可帮不了忙。”
‘要是做些医务统计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划划线行吗？”
“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么您吃过早饭以后来吧，”卓娅向他嫣然一笑，作为预先酬谢他的帮助。
已经在往各个病房送早饭了。
还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时候，被夜间一席谈话激起好奇心的卓娅，就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记卡。
原来他叫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过本名多少冲淡了这种印象）。他生于1920年，已满34周岁了；尽管很难想像，但的确还没有结婚，也的确住在一个叫作什么乌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病人亲属的地址，在肿瘤医院也必须登记）。他的专业是地形测绘，而现在却是土地测量员。
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来历，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给他肌肉注射两毫升人造雌酚。
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
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
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
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她。
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为一类的不同年龄者各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剂量的不同而加以分类。而每一类又得分为5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对于这5种结果，卓娅的帮手特别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这里总是让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们死在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奥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奥列格”，作为对工作的奖励。他注意到这一点，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显看到一个病人已无法挽救，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让他占着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着队等候床位住院。再说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么不治之症？”
“就是无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会对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主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洞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
“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让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医生当着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证明上写tumorocrs（心脏肿瘤），对他本人没做过任何解释，什么话也没说。因此，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此时他坐在那里，不是有疤痕的一侧对着卓娅，所以他的脸看上去一点也不带凶相。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里他们继续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饭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诚然，米塔还留下另一项工作：把化验结果按在病人的体温单上，以便减少病历的篇页，也便于往上面粘贴。可是仅仅一个星期日就干这么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娅说道：
“好啦，多谢您，多谢，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
“别再这样！请您还像刚才那样叫我奥列格！”
“您午饭以后得休息休息……”
“我从来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号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楼来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娅爽爽快快地让了步。“这一次我要在客厅里接待您。”
她随即向医生会议室那里把头一摆。
不过午饭后她又给病人发药，那间大的女病房里还有一些急于处理的事情。这里，她的周围充斥着疾患和病痛，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卓娅深感到自己从头到脚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干净和健全。她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意识到自己的一对乳房既匀称又富有弹性；在病床旁边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她感觉到它们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时候，它们又是怎样的颤动。
事情终于少些了。卓娅吩咐女护理员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进入病房，有什么事情就叫她。她把绣花活儿带走，奥列格也就跟在她后面进了医生会议室。
这是尽头里的一个明亮的房间，有3个窗户。房间的陈设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表明会计和院长都明显插过手：里面的两张沙发并不是随便安放着，而是完全正规地摆在那里，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发僵，靠背上的镜子只有长颈鹿才能在里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难以忍受的机关格局摆着：一张主席专用的桌面上压着有机玻璃的大写字台，与另一张长条会议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长条会议桌似乎按撒马尔罕风格铺着天蓝色的长毛绒桌布，这一桌布的颜色使房间里洋溢着明朗的色调。此外，有几把舒适的小扶手椅，它们没放在会议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组，这也使房间显得很别致。
这里，除了11月7回到来之前出的一期《肿瘤学家》墙报，没有任何东西会提醒你这是一所医院。
卓娅和奥列格在房间最亮地方的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那里的座架上摆着几盆龙舌兰，正面窗户的整块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技机繁茂的橡树比二楼还高。
奥列格不只是坐着，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把椅子的舒适，脊背在其中弯得多么适中，脖子和头部还可以多么自由地反仰。
“真阔气！”他说。“我大概有……15年没坐过这么阔气的靠椅了。”
（既然他那么喜欢扶手椅，为什么他不给自己买那么一把呢？）
“好吧，您占的是什么卦？”卓娅问道，她头部的倾斜和眼睛的表情正好符合这样的提问。
现在，他们躲在这间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在这样的扶手椅里坐下来，推一的目的就是交谈，而谈话的进行将是旁敲侧击还是单刀直人，取决于每一个用词海一句话的语气、每一个眼神。对于前一种谈话方式卓娅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来到了这里她却预感到第二种方式的出现。
奥列格没有使她发生错觉。他的头依然靠在椅背上，眼睛掠过她的上方，盯着窗户，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占的卦是……一位有金色刘海的姑娘会不会愿意……到我们那边的新垦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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