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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楼-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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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丑了。化验室的一个姑娘来统计选民名单（病人在医院里也要参加选举），她向大家收身份证，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证或集体农庄的证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什么证件也没有。化验员自然感到惊讶，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证。就这样，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闹了起来，说她应该具备起码的政治常识，流放者有各种各样，她不妨打电话到某处去问；说他有选举权，不过万不得已他也可以不参加投票。
这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才意识到，自己邻床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胡搅蛮缠和不可救药的家伙！但是，这本该使鲁萨诺夫感到后怕，后悔自己住进这所医院无异于陷入一个贼窝，竟然躺在这样的人中间，可他反倒缺乏斗志，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费德拉马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西布加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他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治病好了。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只要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能活下来就行。
裹着白色被单的死神在他前方耸立着。
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不再去追问他们的老底，不再去审查他们。不过这得有个条件，那就是他们也不得探听他的底细。任何人都不得算老账。过去的就算过去了，如今再去翻老底，看18年前谁在哪方面犯了错误，也是不公正的。
从穿堂里传来了护理员内利妞刺耳的声音，全院只有她才有这样的尖嗓门。这是她大约隔着20米在问谁，甚至任何称呼都不喊：
“喂，这双提亮的皮鞋值多少钱？”
对面那个姑娘回答了什么，倒是听不清楚，接着又是内利妞在喊：
“暧呀呀，我要是穿上这双鞋，成群的花花公子就会围着我转！”
对方大概并不完全同意，内利妞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噢，一点不错！我头一回穿卡普隆丝袜的时候，喜欢得不得了。可是谢尔盖扔了根火柴，马上就烧了个窟窿，这畜生！”
这时她拿着刷子走进了病房，问道：
“赔，小伙子们，听说昨天已经把地板彻底擦洗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稍稍擦洗一下了，是不是？……哦，对了！有一条新闻广她想起来了，便指着费德拉乌得意洋洋地宣布：“你们这儿的那个人已经盖上被单了！一命呜呼啦！”
连亨里希·雅各博维奇这样沉得住气的人也耸了耸肩膀，觉得很不自在。
大家没明白内利妞的意思，于是她又继续解释：
“赔，就是那个有麻子的！脖子上缠着老粗的绷带！昨天在火车站上。靠近卖票的地方。现在已把尸体运来解剖了。”
“天哪！’鲁萨诺夫吃力地说。“您讲话怎么一点也不讲究分寸，护理员同志！这类令人丧气的消息您何必传播呢？”
病房里都陷入了沉思。这倒是真的，叶夫列姆动不动就提到死，看来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就在这条通道上他经常停住脚步，从牙缝里吐出话来正告大家：
“咱们的事情可真有点不妙啊！……”
然而，大家毕竟没有见到叶夫列姆走的这最后一步，他离开医院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活生生的。可是现在不得不想像，前天那个人还在这通道上踱来踱去，此刻已躺在太平间里，正面腹部被开膛，像一截胀裂了的灌肠。
“你最好能给我们讲点什么开心的事儿！”艾哈迈占对她说。
“叫人开心的事儿也有，我讲出来，准会让你们笑痛肚皮。不过，有点不怎么体面……”
“没关系，讲吧！讲吧！’”
“对了！”内利姐又想起了什么。“好乖乖，叫你去照爱克斯先呢！叫你，叫你呀广她指着瓦季姆。
瓦季姆把手中的书搁在窗台上。他两手扶着病腿，小心翼翼地使它着地，然后又放下另一条腿。他朝门口走去。要不是这条不听使唤、得时时当心的病腿，他的身段可说完全跟芭蕾舞演员一样。
他听到了波杜耶夫的死噩，但没觉得惋惜。对于社会来说，波杜耶夫没什么价值，就像这个举止放肆的护理员一样。而人类的价值，归根结底，不在于可怕增长的数量，而在于至臻完美的质量。
这时化验员拿着一份报纸走了进来。
而跟在她后面的是啃骨者。他眼看就要把报纸抢过去。
“给我！给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伸出一只手，声音微弱地说。
他总算拿到了报纸。
眼镜还没有戴上他就已经看到，整个头版都是大幅照片和大字标题。他不慌不忙地把身子垫高些，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镜，看到了他预料之中的事情——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了：主席团和会议大厅的巨幅照片，紧接着便是用大字排出来的最新的重要决议。
这些决议的字体如此醒目，使人不必再去翻找某段不引人注目、但却意味深长的阐述。
“什么？？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控制不住自己，尽管他不是在跟这病房里的任何人说话，面对着报纸如此惊讶和发问，毕竟有失体面。
原来，头版头条用大字刊登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自动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满足这一请求。
鲁萨诺夫本以为是通过预算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他感到浑身疲软，报纸也从他的两手中掉落了。他无法再往下看了。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能看明白的指示，他却无法看懂了。但他知道，发生了转折，而且是重大转折！
好像是在极深极深的地底下，共处的地质岩层发出了咕啥啥的响声，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产生了轻微的颤动，可这一下却震撼了整个城市、医院乃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床。
但是，身穿刚刚熨过的白长衫的汉加尔特医生却面带鼓励的笑容，拿着注射器，从门口迈着轻软、平稳的步子向他走来，根本没有觉察房间和地板曾发生过震动。
“喂，打针吧厂她和蔼地对他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鲁萨诺夫腿旁把报纸扯了过去，也立刻着到了这条消息。
看过这条消息之后，他站了起来。他坐不住了。
他也不明白这条消息的确切的全部涵义。
不过，既然前天最高法院全部改组，今天又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那就是说，此乃历史的步伐！
不能想像，也不能相信，历史的步伐会引向更坏的地方。
还是在前天他就用两手按住想要跳出来的心，不准自己相信，不准自己抱什么希望！
但过了两天，还是贝多芬那4下有提示意味的叩门声仿佛响彻天空，震动耳鼓。
然而病人们却安静地躺在床上，居然没有听见！
藏拉·汉加尔特还是那么安详地把思比兴注入鲁萨诺夫的静脉。
奥列格匆匆地跑了出去——散步去了！
到广阔的天地去了！
第20章 美好的回忆
不，他早就不许自己存任何幻想了！他甚至不敢让自己有高兴的念头！
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消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车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是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混浊不堪。而大赦则一拖再拖——从胜利纪念日拖到十月革命节，从十月革命节拖到最高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大赦像肥皂泡那样破灭，要么只宣布赦免窃贼、骗子、逃兵，而打过仗、吃过苦的人则一次次失望。
为了欢乐，造物主在我们心上所创造的那些细胞，也都由于没有用处而渐渐衰亡。胸中供信心栖身的那几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也因经年空置而萎缩。
尝够了幻想破灭的滋味，做够了获释回家的美梦，最后，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一捷列克！是的，那是他心爱的地方！说也奇怪，正是从这医院里，从这个大城市，从这个奥列格觉得自己适应不了、而且恐怕也不想去适应的结构复杂的世界遥想他那一角流放之地，着实感到十分亲切。
乌什一捷列克的意思是“3棵白杨”。它因远在10千米以外的草原上也望得见的3棵古老的白杨而得名。3棵白杨挨得很近。它们不像一般白杨那样挺拔，甚至还有点腰弯背驼。它们大概都有400年的历史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它们不再往上长，而是向旁边扩展，在一条主要的灌溉渠上方织成浓密的萌盖。据说，这样的老树当年村子里还有不少，但在1931年布琼尼镇压哥萨克人的时候都被砍光了。后来这种树就再也植不活。不管少先队员们栽多少，一抽芽就被山羊啃得活不了。只有美洲枫树在区委会门前的大街上还能扎根成活。
在世上，是要爱你从孩提时期就苦恋、对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地方呢？还是爱第一次对你说“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
迈开自己的两条腿走！“带上你的铺盖，走吧！”
那是获得半自由时的头一夜！监督处暂时还监视着他们，不让进村子里去，但允许随便睡在内务部大院的干草棚下面。棚檐下几匹站着不动的马整夜轻轻地嚼着干草——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甜美的声音了！
然而奥列格半宿没能睡着。院子的石铺地面被月亮照得整个儿泛白，于是他像个精神失常的人起来按对角线方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没有任何降望哨，没有任何人看着他，在高低不平的院子里他幸福地走着，磕磕绊绊，昂首仰望白色的夜空，似乎一直在朝某个地方走去，又仿佛担心来不及赶到，似乎明天不是要去一个不毛之地的小村子，而是要进一个凯歌高奏的广阔世界。南方早春的温暖空气里没有一点儿宁静：如同一个布局松散的大火车站上空机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彻夜呼应，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对传宗接代的信心。这种求仍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鸣。
难道还有比你度过这样一夜更为可爱的地方吗？
就在那天夜里，他又恢复了希望和信心，尽管他已多次责备过自己。
经过劳改营的生活以后，流放者的世界不能说是残酷的，尽管这里在灌溉季节也会为争水而舞动农具进行械斗，有时还砍脚。流放者的世界宽广得多，轻松得多，不那么单调。但这里也有它残酷的一面，要往地下扎根可不那么容易，要让茎部吸收养分也不那么容易。还得左躲右闪，不让监督处把你打发到150千米的沙漠腹地去。还得找一个茅屋栖身，付点钱给女房东，可实际上找不出什么东西来支付。每天的面包得花钱去买，还得在食堂里买点什么。必须找到工作做，可是挥了7年十字镐，怎么也不愿拿起农具去灌水种地。虽然村里的一些寡妇有土房、自留园甚至奶牛，也都愿意招一个单身流放者做丈夫，但他觉得把自己卖出去当男人还为时尚早，因为生活似乎并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以前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估计有多少个男人到了外面也不会剩下，囚犯们以为只要摆脱了押解者的监视，碰上的第一个女人也就是你的了。都以为她们孤孤单单，整天哭哭啼啼，除了男人什么也不想。但到了村里一看，孩子多得不得了，妇女们也似乎整天忙于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单身女人还是姑娘们，都不愿就那么同居，而一定要正式结婚，并在村子里显而易见的地方盖一座房屋。乌什一捷列克的风俗习惯还是延续上一个世纪的。
奥列格早已不受押解者的监视了，可他还是像关在铁丝网围墙之内的那些年头一样，过着没有女人的日子，尽管村里也有像画上那样的黑头发的希腊女子和勤劳的日耳曼金发姑娘。
他们被送往流放地的单子上已写明永久性，奥列格理智上也认了命，准备永久性地呆下去，不可能设想还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是就在这里结婚——这想法不知为什么却不往心里去。贝利亚被推倒了，他那中空的塑像也顷刻间轰隆隆地坍塌了，大家都在期待发生剧变，然而变化像爬行般缓慢，且又是微小变化。后来，奥列格找到了从前的那个女朋友——她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地跟她通过几封信。他还打算跟很早以前在列宁格勒相识的一个女子通信，好几个月一直指望她会到这里来。（然而，谁会抛弃列宁格勒的住宅，到他这鬼地方来？）就在这时肿瘤出现了，它以持续难忍的疼痛排斥了其他的一切，连女人也不比一般的好』动人更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第39条”污点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惟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现在，身体开始康复的奥列格，又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他为有乌什一捷列克这样一小块福地而感到愉快，那里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里一切都清清楚楚，那里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当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会像回家一样回到那里去。那边已有一些亲缘的纽带在牵动着他，他也由衷想把那个地方称为“我们那儿”。
在这之前，奥列格在乌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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