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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楼-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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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你们最近的来信（到得很快，只五天的时间）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还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在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哪怕只干上一年像样的工作也好！不过，他们会要我吗？要知道，这项工作肯定要越出监督范围的，而且，总的说来，这种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有污点的人。
你们所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我已没有机会看了，在乌什一捷列克是不可能放映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才行，可我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还能不能爬得动呢？
你们表示愿意寄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欠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一捷列克的羊皮袄——这毕竟是件东西！不是还有当毯子盖的两米黑呢料吗？而梅利尼丘科夫作为礼物送的那只鸭绒枕头呢？还有钉成一张床的那只木箱？两只铝锅呢？还有劳改营的那缸子？小勺？还有那只水桶呢？一截梭梭木！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留下遗嘱，只是由于粗心。
如此说来，如果你们能寄给我150卢布（不要多寄），我将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我找点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再想想并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的熨斗？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据您提供的气象资料来看，你们那里还有点儿冷，雪没化尽。可是这里春天的气息已相当浓了，这真有点不大像话，也有点不可理解了。
提起气象，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您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廖姆，请转达我对她的由衷问候。请告诉她，我在这里经常想到她
不过，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我。心里骚动，我到底要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希求呢？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州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祝你们永远那么幸福顺遂、美满如意，我的朋友！
你们的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
第23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3月5日这一天，外面阴沉晦暗，寒冷的细雨下个不停，但病房里却五光十色，变化异常：昨天晚上在同意开刀的单子上签了字的焦姆卡，要搬到楼下外科病房里去，这里又塞进来两个新的病号。
第一个新病号正好占用焦姆卡的床位——在靠门口的那个角落里。这个人是个高个儿，但佝偻得厉害，脊背不直，容颜苍老。他的两只眼睛如此浮肿，下眼睑如此低垂，以致一般人呈椭圆形的眼窝在他竟变成了圆圈。而在这圆圈里，眼白显得病态泛红，而淡褐色的虹膜环也由于下眼睑的下垂而显得特别大。这老人似乎是怀着令人不愉快的专注神情，用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在仔细打量所有的人。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地，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到这等地步，简直不再认为那条腿是他生命中的无价之宝，而成为可诅咒的负担，只想尽快摆脱它，以求轻松些。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被看作是得救之道了。
焦姆卡虽然在同意手术签字之前已同病房里所有的病号都商量过了，但是今天他把包裹结扎好了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让大家能够再安慰他几句，说几句使他宽心的话。于是，瓦季姆也只好再重复一下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什么焦姆卡能这样简便地解决问题，可说是够幸运的了；什么他瓦季姆要是能跟他对换一下，还求之不得呢。
然而焦姆卡还是有保留意见：
“那是用锯子在锯骨头。就那样锯来锯去，像锯圆木一样。据说，无论处在哪种麻醉状态都能听得见。”
但瓦季姆不善于、也不喜欢多劝：
“反正你不是头一个。别人经得住，你也受得了。”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宽容的、信仰上帝似的味道。
瓦季姆还同刚到此地时一样精神专注、懂得自爱和彬彬有礼，只是在山区晒黑了的皮肤渐渐变得颜色浅了，再就是嘴唇往往因疼痛而微微颤动，前额因焦躁和困惑而受到牵动。在这之前，他只是口头上说还能活8个月罢了，而事实上还是照样骑马，飞莫斯科，跟切列戈罗德采夫会见，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能闯过这一关。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那8个月中的一个月，说不定已不是那8个月中的第一个月，而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月了。走路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很难设想还能再骑上马到野外去。疼痛已波及到腹股沟。带来的6本书他已经看完了3本，但原先认为根据水情可以找到矿藏（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信心不足了，因而他已不是那么坚持不懈地看书了。打的问号和惊叹号也不那么多了。瓦季姆一向认为，要是一天的时间总感到不够用，排得满满的，那才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他似乎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绰绰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像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下来了。他已不是经常一清早就醒来，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了，而常常是就那么蒙头盖脑地躺着，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认输，就此拉倒，要比奋斗来得轻松。这里俗不可耐的环境、愚蠢无聊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和可怕，他恨不得打破自己一向认为光彩的自持力，像野兽面对陷阱那样嚎叫：“玩笑也算开够啦，松开我的腿！”
瓦季姆的母亲奔走了4个高于接待室也没有弄到胶体金。她从俄罗斯带来了恰加，跟这里的一位女护理员讲好了，让她每隔一天把煎好了的几罐药汁带给瓦季姆，她自己则又飞到莫斯科去了：到另外一些接待室去弄那种胶体金。她不甘心眼看某个地方存放着放射性金，而儿子的肿瘤转移却要渗透到腹股沟。
焦姆卡也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说几句或听几句临别的话。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自己的床上斜躺着，两条腿搭在床架子上，而脑袋则从床垫上向通道倒垂。这样，对焦姆卡来说，他是颠倒的，而焦姆卡对他来说也是颠倒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伸出一只手，轻声地（现在他感到大声说话很困难，会使肺底下震痛）道出临别赠言：
“别害怕，焦姆卡。我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回来了。他三下五除二就会把手术做好。”
“真的吗？”焦姆卡的神情变得开朗了。“你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那就好了！……我总算等到他回来了，那就好！”
的确，只要那位两只胳膊显得很长的大高个子外科大夫在医院里一出现，病人们的精神便会为之一振，仿佛恍然大悟：这里整整一个月正是少了这位又高又瘦的人人。如果允许外科人夫一个个从病人们面前走过去，然后让病人们自己挑巡．那人概会有很多人登记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做手术。可他在医院由老是显得无精打采，连他的这种表情也被人们这样理解：今八个是手术日。
对焦姆卡来说，虽然叶夫根尼她·乌斯季诺夫娜没有任例不好的地方，虽然娇小的叶夫根尼妞·乌斯季诺夫娜是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躺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那双长臂猿般多毛的手下，情绪就会完全不一样。不管结果怎样，能不能得救，反止这位大夫不会出什么差错，这一点，不知为什么，焦姆卡深信不疑。
病人同外科大夫的亲近为时很短，但是却比跟自己的父亲还亲近。
“怎么，那位外科大夫很好吗？”眼睛浮肿的新病人从原先是焦姆卡的床上闷声闷气地问。他的神态显得惶惑，似乎茫然不知所措。他怕冷，甚至在屋里也把绒市长衫罩在睡衣外面，或子没扣上，也没把腰带系上。这老头左顾右盼，仿佛他是在自己家里被夜间的敲门声惊醒，刚从床上下来，也不知祸是从哪里来的。
“啄——！”焦姆卡啤叫了一声，神情愈来愈开朗，愈来愈满意，仿佛他这次手术一半已经成功。“那可是把好手！让人一百个放心！怎么，您也要动手术吗？您得的是什么病？”
“也要，”新病人只简单地这样回答，仿佛没听全整个问话。他脸上没有受到焦姆卡轻松神情的感染，他的呆滞的大眼睛没有丝毫变化——不知是过于专注，还是完全视而不见。
焦姆卡走了，有人给新病人铺好了被褥，他坐到床上，身体靠着墙壁，又默默地瞪着他那显得很大的眼睛。他并不转动眼珠，而是盯住病房里的某一个人就那么久久地望着。尔后又把整个脑袋转过去瞧另一个人。也有可能视线从旁边掠过。他对病房里的任何动静都毫无反应。他不说话，不问也不答。一小时过去了，从他口中所探听到的仅仅是：他来自费尔干纳。再就是听护士说，他姓舒卢宾。
他简直是一只猫头鹰，鲁萨诺夫一下子就认定这双动也不动的呆滞的圆眼睛像猫头鹰的眼睛。病房里的气氛本来就令人不快，而这只猫头鹰可说来得又很不合时宜。他阴郁地盯着鲁萨诺夫，瞧得那么久，简直使鲁萨诺夫浑身难受。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盯着看，似乎这里大家都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他们病房里的生活已不可能像原来那样自然地进行了。
昨天，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了第十二针。他对这种针剂已经适应了，不再陷入指妄，但他经常感到头痛和虚弱。最主要的是已经搞清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不消说，那是一家人的一场虚惊。肿瘤已缩小了一半多，而依然留在脖子上的那一部分也变软了，虽然碍事，但没有多大影响，头部已逐渐能自由活动了。剩下的问题只是虚弱。虚弱倒是能够忍受，就这一点来说，甚至还别有乐趣：爱躺多久就躺多久，看看《星火》画报和《鳄鱼》杂志，喝点滋补剂，如果想吃就挑好吃的吃，跟知心人聊聊天，听听收音机——不过这都是回家以后的事。要不是东佐娃医生每次都用手指生硬地在他腋下触摸，像用棍子戳似的，那就只不过是剩下虚弱问题了。她在寻找什么，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是能够猜到她在寻找什么的：第二个新的肿瘤。有时她还把他叫到诊室里去，让他躺下，然后摸腹股沟，同样是那么戳得人受不了。
“怎么样，会转移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安地问。他那由于肿瘤的消退而产生的整个喜悦神情顿时蒙上了阴影。
“治疗的目的正是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东佐娃摆了摆脑袋。“不过还得打好多针才行。”
“还要打多少针？”鲁萨诺夫吓坏了。
“这要看情况需要。”
（眼生从来不把话说死。）
打了12针他就已经那么虚弱了，面对他的验血单医生们都直摇头，然而还得经受多少针啊？骂也没有用，病还是那么我行我素。肿瘤虽然缩小了，但真正高兴还为时尚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日子过得没精打采，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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