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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楼-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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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12针他就已经那么虚弱了，面对他的验血单医生们都直摇头，然而还得经受多少针啊？骂也没有用，病还是那么我行我素。肿瘤虽然缩小了，但真正高兴还为时尚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日子过得没精打采，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好在啃骨者也老实了，不再嚷嚷和顶撞别人，现在看得出来他已经不装腔作势了，疾病也降伏了他。他愈来愈经常地把头部往下倒垂，眼睛眯缝起来，就那么久久地躺着。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则经常服用头痛药粉，用湿毛巾敷前额，闭上眼睛避光。他们就这样并排躺着，相安无事，躺上几个小时也不发生口角。
在这一期间，宽阔楼梯平台（那个老是离不开氧气袋的小个子病号已从此处被送进了太平间）的上方挂起一幅标语——照例是白字写在长长的红布上：
病员们！不要互相谈论你们的疾病
毫无疑问，用这样的红布，在这样显著的地方，悬挂庆祝十月革命节或五一节的口号会更体面些，不过对于住在这里的病号来说，这一号召也是很重要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有几次根据它来制止病人说些使人丧气的话。
（总的说来，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不要把肿瘤病人集中在一起，而应该把他们分散在普通医院里，这样他们就不会互相吓唬了，也可以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这样就更为人道些。）
病房里人员经常变更，但从来没有人进来时高高兴兴的，都是神色沮丧、疲惫不堪。只有已经扔掉了拐棍即将出院的艾哈迈占，经常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但他只会自得其乐，不善于使别人开心，所以，说不定反而只会引起别人的妒忌。
今天，在那个阴郁的新病人来到之后约两个钟头，时间是灰蒙蒙的下午，大家都各自躺在床上，被雨淋湿的窗玻璃透不过多光亮光，还是在午饭之前人们就想打开电灯，希望夜晚早点来临；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身材不高、非常活跃的人迈着迅速、稳健的步伐，赶在护土的前面走进了病房。他甚至不是走了进来，而是急冲冲地闯了进来，仿佛他知道这里已整好了队列准备欢迎他，而人们等他都等累了。可是，看到大家都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他十分惊讶地停住了脚步。甚至还吹了一声口哨。于是他带着狠狠责备的意味颇富兴致地说道：
“喂，弟兄们，你们怎么都像落汤鸡似的？你们都能着腿干什么？”虽然他们并没准备欢迎他，可他还是以半军人的手势向大家致意，仿佛是来上了一个敬礼，介绍说：“我是恰雷，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诸多关照！稍息！”
他脸上没有癌症病患者的倦容，而是洋溢着乐观、自信的微笑，于是有几个人对他也报以微笑，其中包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个月来，鲁萨诺夫都是跟愁眉苦脸的呻吟者在一起，这会儿似乎才算来了个像样的人！
“就这样吧，”他谁也没问，凭着一双敏锐的眼睛看准了自己的床位，马上迈着有力的步伐走过去。这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旁边的一张床，先前属于穆尔萨利莫夫。新来的这位病人走进靠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床边的通道。他坐到床上，晃了晃身于，床轧轧作响。他下了个断语：“30％可以折旧了。院长用不着逮老鼠。”
他开始安放自己所带的东西，不过也没什么要安放的，两只手里什么也没有，一只口袋里是剃刀，另一只口袋里是一包方整的东西，但那不是香烟，而是一副纸牌，几乎还是新的。他把纸牌掏了出来，手指在上面弹了弹，一双机灵的眼睛望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道：
“您玩吗？”
“有时也玩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坦率地承认。
“朴烈费兰斯？”
“很少玩。多半是玩‘傻瓜’。”
“这算不上玩牌，”恰雷严肃地说。“那么什托斯呢？文特呢？扑克呢”
“都不在行！”鲁萨诺夫窘迫似地把手一挥。“当初没时间学。”
“在这儿就能教会您，还用到哪儿去学？”恰雷兴致勃勃地说。“常言道：你不会就教会你，不愿学就逼你学！”
说完他笑了。就他的脸盘来说，鼻子显得太大——这是一个软绵绵、有点发红的大鼻子。但正是因为这个大鼻子，他的脸才显得朴实、使人产生好感。
“没有比玩扑克更有意思的了！”他以权威的口气宣称。“下赌注全凭运气。”
他已不怀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成为牌友，接着就环视四周，继续物色别的人。但附近没有人能使他产生希望。
“我来！我愿意学！”艾哈迈占在背后喊道。
“好，”恰雷表示赞许。“你去找一件东西来，可以当桌子，放在两张床铺之间。”
他转过脸来继续环顾，看到了舒卢宾呆滞的目光，看到还有一个乌兹别克人缠着粉红色的头巾，下垂的胡须有如根根银丝；而就在这时内利她带着水桶和抹布走了进来，准备擦洗地板，可她来得不合时宜。
“噢——噢！”恰雷马上表示赞赏。“好一位大底盘姑娘！喂，你过去在哪儿？我跟你一块儿荡秋千是最合适不过了。”
内利哑撅起厚厚的嘴唇，这样算是她在微笑：
“那又怎么了，现在也不算晚呀。不过你是病号，那怎么行呢？”
“肚皮贴肚皮，什么病都能去，”恰雷把话说白了。“莫不是你见到我就胆怯了？”
“你身上还能有多少男子汉的东西！”内利娘打量着他。
“别担心，足够你消受的！”恰雷使她下不了台。“那就赶快擦洗地板吧，我倒是愿意正面瞧瞧你！”
“瞧就瞧吧，这不收钱，”内利妞十分大方地说，接着就把湿抹布啪的一声扔到头一张床铺底下，弯下腰去擦洗。
这个人也许根本没有病？从外表看他没有病痛的地方，脸上也现不出体内哪儿疼痛。莫非他是靠意志的命令那样硬挺着，以便做出病房里所没有的、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所应该给自己树立的榜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着羡慕的目光望着恰雷。
“您是什么病？”他悄声问，不让别人听见。
“我吗？”恰雷抖动了一下身子。“息肉！”
息肉是怎么回事，病人中谁也说不清楚，但往往在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会生出息肉来。
“怎么，不感觉到疼吗？”
“正是因为疼我才到这里来了。不是说要切除吗？请吧，有什么好拖延的？”
“那东西长在您什么地方？”鲁萨诺夫还是那么满怀着敬意地询问。
“大概是胃上吧！”恰雷满不在乎地说，脸上还带着笑容。“总而言之，胃得开刀。要切除四分之三。”
他把手掌比作刀子做了个剖腹的动作，同时眯缝起眼睛来。
“那怎么行？”鲁萨诺夫十分惊讶。
“没关系，我能适应的！只要伏特加渗得进去就行！”
“您可真是想得开，挺得往！”
“亲爱的邻居，”恰雷点点头，他那目光率直的眼睛和有点发红的大鼻子显得很和气。“要是不想见阎王，就不应该心情沮丧。病最好少说，少说少烦恼。我劝你也想开点！”
这时正好艾哈迈占拿来了一块胶合板。他们把胶合板放在鲁萨诺夫和恰雷的床铺之间，还挺好，稳稳当当。
“这才有点文化娱乐，”艾哈迈占十分高兴。
“把灯打开！”恰雷发布命令。
灯打开了。气氛变得更加愉快。
“还缺一个人，谁来？”
第四个人似乎还物色不到。
“没关系，您先就那么给我们讲好了。”鲁萨诺夫兴致很高。瞧，他坐在那里，像个健康人似的，两腿垂到地板上。脑袋转动时，颈部的疼痛比以前轻多了。胶合板不过是块胶合板罢了，可是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张小小的牌桌，被天花板上射下来的欢快的强光照亮。红黑花色在纸牌光滑的白色衬底上显得十分清晰醒目。也许，的确应当像恰雷那样对待疾病，说不定那样一来疾病当真会自然而然地好转？干吗要哭丧着脸呢？干吗要老是往坏处想呢？
“那就讲吧，还等什么呢？”艾哈迈占催促道。
“好吧，”恰雷以放电影胶片的速度使全副纸牌从自己那有把握的手指中间过了一遍：不需要的剔到一边，需要的留下。“要用的牌是从95gA。花色的顺序是：梅花、方块、红心和黑桃。”他把每一种花色都叫艾哈迈占看一看。“懂了吗？”
“是的，懂了！”艾哈迈占十分满意地回答说。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把选出来的牌时而弄弯弹响，时而稍稍一洗，继续讲解：
“每人分到手5张牌，其余的放在中央。现在要弄清楚牌的大小和顺序。组合是这样进行的：对子。”他给看了看。“两副对子。顺子——也就是5张牌依次相连。像这样就是。或者这样也是。接下来便是3张同点。再就是富尔……”
“谁是恰雷？”有人在门口问。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吧，您妻子来了！”
“带没带提兜，您没看见吗？……好吧，弟兄们，暂停。”
他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地向门口走去。
病房里静了下来。电灯像晚上一样亮着。艾哈迈占回到了自己床上。内利妞很快就洒了一地的水，大伙都得抬起腿把脚搁到床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躺了下来。他总是感觉到那只猫头鹰从角落里投过来的目光——带着指责似的从侧面死死地压迫着他的头部。为了减轻这种压迫，他问：
“您呢，同志，是什么病？”
但是，那个阴郁老头甚至没有迎着问话的人做出任何有礼貌的表示，仿佛那不是在问他。他那泛红的钱褐色的圆眼睛似乎是从鲁萨诺夫的脑袋旁边望了过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等他回答，就开始逐张查看手中那光滑的纸牌。就在这时他听到低沉的声音：
“同样的东西。”
跟什么是“同样的东西”？愚昧无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现在不再看他了，只顾仰卧在床上，就那么躺着寻思。
恰雷的到来和玩纸牌的事使他分了心，本来他在等报纸。今天这个日子太令人难忘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根据报纸可以对未来做很多预测。而国家的未来也就是你个人的未来。报纸会不会整个版面都加上黑框？还是只加在头一版上？照片占通栏还是占四分之一的版面？标题和社论会用什么样的措辞？自从2月份撤换了一大批人以后，这一切就格外意义重大。要是像平时那样上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倒是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消息，可是在这里，消息的推一来源就是报纸。
内利妞在床与床之间挤来挤去，任何一条通道都容纳不下她。但她擦洗得很快，瞧她快收尾了，马上就会把横贯整个病房的那条通道擦完。
瓦季姆照完了爱克斯光回来，就沿着这条通道走进病房，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那条病腿，面部不时由于疼痛而受到牵动。
他随身带着报纸。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他招手：
“瓦季姆！到这儿来坐一会儿。”
瓦季姆停住脚步，踌躇了一下，随后拐进鲁萨诺夫床边的那个通道，坐下来时两手稍稍提着那条裤腿儿，免得擦到痛处。
看得出报纸已被瓦季姆打开过，现在折得跟刚到时不一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接到报纸，马上就发现版面的四周没有黑框，第一版上也没有照片。他急忙往下翻，仔细察看，报纸飒飒响，但是直翻到最后一版，哪儿也没找到照片、黑框或大的标题，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文章？！
“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问瓦季姆，可是不敢说出究竟没有的是什么。
他跟瓦季姆素昧平生。虽然瓦季姆也是个党员，但是还太年轻，也不是领导干部，而只是一个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很难想像他头脑里可能装些什么。不过有一次他倒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十分放心：病房里在谈论一些民族被集遣的事，瓦季姆从他的地质学书本上抬起头来，朝鲁萨诺夫看看，耸了耸肩膀，悄声对他一个人说：“那就意味着，总是有点问题。在我们国家，不会无缘无故让人流迁。”
就是通过这句正确的话，可以看出瓦季姆的聪明和思想上的坚定。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错人！此时他无须向瓦季姆解释自己指的是什么，瓦季姆本人已经先找过了。他还把鲁萨诺夫由于激动而没有留意的一篇底栏文章指给他看。
这是一篇普普通通的底栏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没有任何照片。只不过是科学院院士写的一篇文章。而且，不是为逝世两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没提全民的悲痛！没提他“活着并将永世长存”！而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
难道仅此而已？难道只是“若干问题”？仅仅是这些问题？建设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谈到建设？这样也可以写有关防护林带方面的文章9赫赫战功哪里去了？哲学天才在哪儿？科学泰斗哪里去了？全民敬爱何以不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紧了额头，怀着痛苦的心情透过眼镜望着瓦季姆那黝黑的面孔。
“这怎么可能呢？…，”他谨慎地扭过头去看看背后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睡着了：眼睛闭着，头还是那么倒垂着。“两个月以前——才两个月，可不是吗？——您该记得，是诞生75周年！一切都还按过去那样：巨幅照片！大字标题——《伟大的继承者》。可不是吗？……啊？……”
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是这么回事，”瓦季姆说得很轻，“形式上前不久颁布过一项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但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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