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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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加兴致勃勃地一次次转换着念头，就像跳舞时不断变化舞步似的。每一次转换都给她带来新的乐趣，跳舞的乐趣亦在其中。

也许，该先把《要塞》和《柏树》挂上？不，这要动用锤子、钉子，而干男人的活最使人不愉快。暂时就让原来的画那么挂着好了！

于是她拿起一块抹布在房间里抹灰尘，一边以微弱的声音哼着小曲。

但她几乎是一眼就看到昨天收到的那张彩色的明信片，它斜靠在一只凸肚的香水瓶上。明信片的正面是红玫瑰、绿缎带和一个浅蓝色的“8”字。反面则是打字机用黑色字体打出的几句祝辞。这是基层工会寄给她祝贺国际妇女节的。

凡是节日，对于单身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而妇女节，对于一个年华正在逝去的单身女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姨居和未嫁的女人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似乎表示她们很快活。这个院子里昨天就有这样一次聚会。有个妇女的丈夫也在她们之中；后来她们喝醉了，就轮流跟那个男人接吻。

基层工会对她的祝贺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祝她在劳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祝她个人生活幸福。

个人生活…有如一副总是滑下来的面具。无非是一条被抛弃的死蛹。

她把明信片撕成了4片，扔进了废纸篓。

她继续收拾屋子，指试香水瓶、展示克里米亚风景的一座玻璃的金字塔式模型、收音机旁的唱片盒、电唱机的塑料匣子。

此时此刻她可以听自己的任何一张唱片了，无须担心触到痛处。可以放那张使她忍受不了的：

如今，跟过去一样，我仍然独自一人……

不过她找了另外一张放上去，打开了收音机上控制唱机的开关，尔后坐到妈妈留下的深靠背圈椅里，把穿着长筒丝袜的两只脚也蟋到了椅子上去。

揩灰尘的抹布一只角仍握在她心不在焉的手中，像一面三角旗垂向地板。

房间里已变得晦暗，收音机的刻度盘清晰地闪着绿光。

这是芭蕾舞剧《睡美人》组曲。现在是柔板，接下来就是“仙女出现”的段落。

蔽加听着，但不是为自己听。她想像着，一个被雨淋湿、疼痛难忍、濒临死亡、从未得到过幸福的人从歌剧院的包厢里听这段柔板，该有什么样的感想。

她把这段柔板再放一遍。

又放了一遍。

她开始谈话了，但不出声。她在想像中同他谈话，仿佛他就坐在那里，隔着一张圆桌，也是在闪着绿色微光的晦暗中。她在说她必须说的话，并且也听他说：她能正确无误地听到他可能回答的话。虽然很难预料他这个人会做出什么反应，但薇加对此似乎已经习惯了。

她就今天的话题继续跟他谈。根据他们目前的关系还怎么也说不出口的话，现在倒是可以说了。她在向他阐述自己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论。海明威笔下的超级男人，不过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人的生物罢了，海明威还只是在浅水里浮游。（奥列格必定会嘟哝说，他从未读过海明威的什么书，甚至还会夸耀：部队里没有那种东西，劳改营里也没有，）女人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的完全不是这个：女人需要的是温柔体贴，需要的是安全感——同他在一起，有如有了挡箭牌、避风港。

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感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

关于女人的说法则更为混乱。卡门曾被宣布为具备最典型的女性特征。被认为最具有女性特征的是那个积极寻求享乐的女人。但这是假女人，是伪装成女人的男人。

这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解释。然而，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他似乎一时不知所措。正在细细地思考。

而她再一次重放那张唱片。

天完全黑了，她忘记了继续抹灰尘。刻度盘的绿光颜色愈来愈深，房间也愈来愈被这绿光照亮。

开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可是她又必须看一下不可。

不过，即使在幽暗中，她那可以信赖的手也找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只镜框，她满怀深情地将它摘了下来，拿过去凑到刻度盘前面。即使刻度盘没放出自己那幽幽的绿色星光，甚至此刻熄灭了也罢，薇加仍能继续看清照片上的一切：这是一个男孩清秀的面庞；一观尚未见过世面的眼睛有如万里晴空；雪白的衬衫上系着生平第一条领带，身上穿的是生平第一件西服，而且，不惜在翻领上扎个小洞孔别了一校正规的像章：白色的圆圈，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侧面头像。照片是6X9英寸，像章极小，但白天还是看得很清楚，而此时凭记忆也能看出，这是列宁的侧面头像。

“我不需要别的勋章，”男孩的微笑仿佛在说。

就是这个男孩为她想出了“薇加”这个名字。

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之后很快就会死去。

薇拉·汉加尔特的恋爱也是这样。当时她很小，还坐在课桌旁。

可是他——在前线牺牲了。

从此以后，这场战争无论属于什么性质都可以：正义的也罢，英雄的也罢，卫国战争也罢，神圣战争也罢——对于薇拉·汉加尔特来说，这反正是最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她同未婚夫在一起被打死了。

她是那么希望这时候自己也能够牺牲！当时她抛弃了医学院，立即要求上前线。但是没被批准，因为她是日耳曼人。

战争爆发后头一年夏天的两三个月，他们还在一起。当时她也明确知道他很快就要去参军。到了现在，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谁都无法解释：当时他们怎么没有结婚？纵使不结婚，他们怎么竟让这几个月——最后的仅剩的几个月给白白过去了？当一切都在崩塌、断裂的时候，他们面前还能有什么障碍？

障碍还是有的。

如今，这件事在任何人面前也讲不清楚。哪怕对自己，也是如此。

“薇加！我的薇加！”他从前线大声呼喊。“在你还没有属于我之前，我不能死！现在我已经觉得：只要我能有3天工夫抽出身来——度假也罢！住院也罢！——我们就结婚！是吗？你说是吗？”

“你不要为这件事心里难过。我永远不会属于别人。我是你的。”

她曾这样满怀信心地写信给他。而当时他还活着！

可是他没有负伤，他既没有机会住院，也没有得到假期。他是当场牺牲的。

他死了，可是他的星还在闪耀，一直在闪耀……

但是那颗星的光在盲目闪耀。

这不是本身已经熄灭而放出的光仍在照耀的那种星。这是本身还在闪耀，还在灿烂地闪耀，可是它放出的光谁也看不见、谁也不需要的那种星。

她要上前线没有被批准——想死也不成。那就只得活下去。只好回医学院去读书。在医学院里她甚至还是个班长。收割庄稼、大扫除、星期日义务劳动——她总是带头。她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指导她实习的奥列先科夫医生对她十分满意（是他把盗加推荐给东佐娃的）。她的事情只剩下治疗，和病人打交道。她只能从中得到解脱。

当然，如果站在弗里德兰德的水平上考虑问题，那末，念念不忘一个死人而不找另一个活人，简直就是荒唐、反常、发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体组织的规律、激素的规律、年龄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她可知道，这些规律在她身上统统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认为自己被“永远是你的”这一誓言终生束缚住了。不过也存在这个情况：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亲近的人，不可能完全死去，这就是说，他多少能够看到一些，多少能够听见一些，他还在场，他还存在。他会在无能为力的状况里默默地看到你怎样欺骗他。

如果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哪里还谈得上细胞生长、反应和分泌的规律！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还谈什么细胞？谈什么反应？

只不过是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迟钝罢了。变得疲惫而已。我们在悲痛和忠诚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们把悲痛和忠诚都交给了时间。唉，我们只是在每天都填饱肚皮、舔舔指头这方面才堪称寸步不让。如果两天不给我们吃饭，我们便会变得失常，我们便会气得发狂。

我们人类就前进了这么远！

薇加表面上没有变，但心却碎了。她母亲也死了，而她本来只跟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也是因为伤心而死的：她的儿子，薇加的哥哥，是位工程师，在1940年被投进了监狱。头几年他还有信写来。头几年她们还给他往布里亚特一蒙古自治共和国那儿寄过邮包。可是有一次邮局发来一份使人纳闷的通知书，结果母亲领回来的是自己寄出的邮包，上面盖了好几个邮戳，地址也一再被划去。她把邮包带回家来，像带回来一口小棺材。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这匣子差不多能盛得下。

这使母亲垮了下来。再加上儿媳不久又嫁了人。母亲对这一点怎么也不能理解。她对薇加倒是理解。

就这样，只剩下薇加了然一身了。

当然，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例。

全国有那么多单身女人，使人简直想根据自己所认识的女人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单身的是不是比有丈夫的更多？这些单身的女人都是她的同龄人。年龄相差一岁、两岁……最多10岁。她们也是在战场上牺牲了的那些人的同龄人。

对男人，战争是慈悲的，把他们带走了。而把女人留下来受痛苦折磨。

要是有谁从战争的废墟下幸存归来而尚未结婚，那他就不会选择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做妻子，而是挑年轻些的。至于年轻几岁的人，那他可说是整整年轻了一代，还是个孩子，不曾经受过战争的辗压。

这就样，千千万万的妇女来到世上盲目地生活着，她们从未被编成什么大军。这是历史的差错。

但她们之中有的人也并非命运不济，只要能aufdieleichteSchulter去对待生活就行。

日常的和平生活的漫长岁月渐渐流逝，而薇加却始终有如戴着防毒面具，脑袋老是被那可恶的橡皮套住。她简直要发疯了，她被闷得虚弱不堪，于是把防毒面具扯下来了。

看起来使人觉得她的生活比较合乎人情了：她允许自己得到别人的好感，开始注意穿戴，也不回避同人们见面。

忠贞包含着崇高的满足。也许是最崇高的满足。即使别人不知道你的忠贞也没有关系。甚至你的忠贞不被别人赏识也不要紧。

但只要它是一种动力就行！

然而，如果它什么也推动不了呢？如果谁也不需要它呢？

防毒面具的圆眼孔不管有多大，从里边往外看毕竟不怎么清楚。摘去了防毒面具，没有玻璃片隔着，薇加就会看得清楚了。

然而，她并没看清楚。由于没有经验她撞得很疼。由于不够谨慎，她失足了。这短暂的、不值得的亲近关系，不仅未给她的生活带来轻松和光明，反而使她受到玷污和屈辱，反而破坏了她的生活的完整和匀称。

可是现在要忘记那段历史却不可能。也无法抹掉它。

不，她可不会以轻率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一个人愈是脆弱，就愈需要有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偶然的机会才能接近一个跟自己类似的人。每一次新的巧合，只会多少提高一点点接近的程度。然而，只要有一点儿合不到一起，就会马上前功尽弃。这种合不到一起的现象又总是那么很早地出现，那么明显地暴露出来。简直没有人可以商量：该怎么办？日子该怎么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生活道路。

很多热心人劝她领一个孩子。这件事她同各种各样的女人认真地商量过很久，她已经被说服了，自己心里已经热乎起来，到儿童收容所也去过几回。

不过最后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可能出于无计可施一经决定马上去爱一个孩子。危险还在于，以后她可能不再爱那个孩子。更为危险的是：他长大后也许会跟她格格不入。

要是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好了！（一定得是女儿，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对男孩就无法那样去培养。）

然而，她也不能同一个陌生人去重走这泥泞的路。

她连灯也没有打开，在圈椅里一直坐到深夜，从傍晚开始急于要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收音机刻度盘的这点光对她来说已足够亮了，凝视着这柔和的绿光和黑色的刻度，她陶醉于沉思默想之中。

她听了好多张唱片，其中最令人心情压抑的几张听了也不觉得难过。她还听了几首进行曲。听进行曲的时候，她仿佛觉得在她前面的晦暗中举行凯旋式似的。而她高高坐在古老庄严的高靠背椅里，把两条修长的细腿蜷在身下的一边，有如一个胜利者。

她穿过了14片荒漠，总算走到了。她度过了14个疯狂的年头，结果证明自己是对的！

正是在今天，她多年的忠贞获得了新的、完美的涵义。

她几乎是保持了忠贞。可以认为那是忠贞不渝。在主要的方面保持了忠贞。

然而，正是在今天，她觉得那个死者是个孩子，而不是现在的同龄人，不是一个男人——没有那种能使女人感受到安全的男子汉的魁伟体魄。他既没有看到战争的全貌，也没有看到它的结局，更没有看到战后多年的艰苦岁月，他始终是一个有一对晴空般眼睛的青年。

她躺到了床上，但并没立刻入睡，也不担心今夜会睡眠不足。睡着了以后还常常醒来，做了不少梦，一夜做这么多梦似乎是太多了。有些梦毫无意思，可也有一些梦她竭力想留在脑海里，直到天明。

早晨她醒来，脸上泛起了笑容。

在公共汽车里她被推来挤去，甚至脚上被踩，但她毫无怨恨地忍受着这一切。

穿上了白长衫走去开5分钟的碰头会时，她从老远就高兴地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从楼下的走廊里迎面走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虎背熊腰，像大猩猩那么可爱而又可笑，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薇加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他的两条胳膊实在是又长又重，垂着的时候几乎把两个肩头也拖着往下沉，这看起来仿佛是身材的缺陷，事实上倒是优点。他的脑袋很大，成梯次配置，向后鼓出个圆顶泊色的船形小帽像平时一样很随便地、可有可无地扣在头上，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