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冷长河-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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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的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学生听了很惊讶，连忙问：“就这些？”老人回答：“就这些。”不可能再有的一天，梦幻中的二十四小时，居然不是与意大利总统共进午餐，或去海边享受奇异和奢侈！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太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侈，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行为；真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这样的自我不再物化，不再忙着从外部世界争夺利益向自身搬运，而只会反过来，把自身向外敞开，在自己对他人的关爱中来建立生命的价值。这样，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成了人生追寻的中心。在莫里看来，既然物质的需要微不足道，那么对他人的关爱和奉献就成了验证自身生命价值的迫切需要。生命如果没有价值，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这种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有没有使很多其他生命因你而安全，而高兴，而解困。莫里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相爱，或者死亡。

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莫里老人对爱的呼唤，总是强调社会的针对性。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给予他们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我忍不住摘录了莫里老人的这么多话，我想人们如果联想到这些话字字句句出自一个靠着重力敲打才能呼吸的老人的口，一定也会同样珍惜。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学生米奇听的，米奇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目的是为了不让老人看到自己的眼睛。米奇的眼神一定有点慌乱，因为他毕业后狠命追求的东西正是老人宣布要摈弃的，而老人在努力呼吁的东西，自己却一直漠然。老人发现了学生的神情，因此讲课变成了劝告：

“米奇，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看了学生一眼，问：“我就要死了，是吗？”学生点头。他又问：“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关心别人呢？难道我自己没在受罪？”

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这样，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根本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莫里老人最后课程的主旨。

因此，学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态不仅仅是心理调节的结果，他有一种更大的胸怀。什么叫做活着？答曰：“一个能够救助其他生命体的生命过程。床边的人在为他的病痛难过，他却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结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转化成了关爱；学生不止一次地发现，原来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让他看新闻，而他却突然扭过头去，为新闻中半个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泪。”

终身的教师

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他的有些感受，是讲课前刚刚才获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老友曾让自己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现在莫里一回想，无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

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他把自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已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本文是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写的序）

　绑匪的纸条

我是长年的旅行者，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在路上，因此家里不订报刊杂志，订了也没法看。说来惭愧，我读的报纸大多是机场、码头随买随丢的那些刑侦破案读物。选择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材料必须出自于正规的司法机关，二是必须真人真事，如实报道，不能有文学描写。一般所谓的“法制文学”，我还来不及去看。

读这些刑侦报道，原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几乎成了习惯。也曾自警是否阅读品位下堕，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未必。历来我接触最多的是文艺作品，而当今许多文艺作品的通病是虚假而又令人厌倦；这些刑案报道正恰相反，既真实又有吸引力。这种巨大的逆反带给我一种兴奋，有时甚至还想推荐给文化界的朋友也屈尊读几篇。

当然，我读这些报道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在这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绝的怪异世界，而是处处与我们的身边相连。刑案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关及正常部位的痛痒，具有不少思考价值。

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旧年悬案，搁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多数会写成“有”，但只有用“见”，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屡见不鲜，监狱里关着大量聪明人，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但对这个人，我们仍会沉思片刻。原因是他与“文化”这个概念牵扯得不明不白，使我们对“文化”也疑惑起来。

他的文化水平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吗？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犹豫的。犹豫的理由，是觉得“文化人”这个称呼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已经承认他文化水平高，那么“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定。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都行，于是产生误会。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宇，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导就频频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儒商”，即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招牌，相反，一个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一洗文化上的耻辱，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这一切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心理习惯，诱使更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去靠贴文化。在未必有排恶功能的地方出现如此拥挤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点上，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有人解释道，文化可以使人读很多书，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么事实早已反驳，天下最毒辣的阴谋、最凶险的恶念，也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传达的文宇，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沦为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堪称精雅的文词功能，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他完全可以吟咏着“无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权谋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的笔触写下心得，一有机会便小试身手。

我觉得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见白纸黑字还是付给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诈文人也见过不少，但一听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识还是笑脸相迎。于是，越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往文化里钻，文化成了一个宽阔的掩体，一个洗手的金盆。连天下最残酷的社会动乱，也称之为“文化革命”，连明目张胆的诬陷和谋害，也名之曰“文化论争”。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回答人们百思不解的难题：我们拥有那么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识上却需要从头启蒙？

我知道我已经把事情说得太大，再说下去这篇短文就难以结束了。回到绑匪的纸条，我只能说，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他揭发了文化什么呢？那就是：“文化”一词涉义太泛，极易藏垢纳污。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智能的梦魇

“构思过度”对创作是一种危害，营养过度对健康是一种摧残，而江河湖泊水质中的营养过度，实际上是一种污染。智能也是一样，过分地运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就会导向灾难。

前一篇文章提到一个绑票杀人的大学教师，从案情看，似乎不必先把“性本恶”的帽子加到他头上。

事情的起点竟然是一次愉快的嬉戏。这位教师从老家回单位的半道上看到河堤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耍就凑了过去，后来其他孩子陆续走了，他还在与一个七岁的孩子玩着左转右转的游戏，十分开心。没想到孩子转晕了，一头栽进河堤边的污水沟里，摔落了几颗牙齿，满脸是血。这位教师紧张又慌乱，担心孩子的家长加罪于自己，只能用手去捂孩子血淋淋的嘴，这一捂他的手就没有放下来……

不知犯罪心理学家是如何论述胆怯和疯狂之间的关系的，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极端却总是相辅相成、互相转换。一切疯狂背后总隐藏着胆怯，而极度的胆怯又会转化为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导致多大的疯狂，在事过之后大多还是会良知复苏的，尽管这种复苏有时已经于事无补。

也有一种东西能阻止良知的复苏，那就是全然失控的智能梦游。智能梦游一旦开始就进入自己狭小的逻辑坑道，坑道外的风景看不到，逻辑外的道义也喊不醒，只知下一步接着这一步，着魔一样走下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