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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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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别人的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其含意我现在才开始理解。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鼓励并诱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第十六节世界博览会
1893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克利夫兰总统宣誓就职时，我去华盛顿旅行，后来又去尼亚加拉瀑布并参观了世界博览会。
我们是在3月份去尼亚加拉的。站立在瀑布边的高崖上，只觉得空气颤动，大地震抖，此时此地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许多人都感到奇怪，像我这样又育又聋的人怎么也能领略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胜景。他们老是这样问我：“你既看不见波涛汹涌澎湃，又听不见它们的怒吼呼啸，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很明显的，它们对我的意义重大极了。正像“爱”、“宗教”和“善良”不能以斤称以斗量一样，它们的意义也是无法估量的。
这年夏季，我和莎莉文小姐以及贝尔博士一道，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小时候的许许多多的幻想，都变成了美妙的现实，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我每天都在想像着周游世界。今天，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我很喜欢去博览会的万国馆，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充满了各种新奇的事物。那里有陈列着欢乐神和象神的奇特市场，再现了书本中的印度。那里有开罗城的模型，有金字塔和清真寺，还有列队而行的骆驼，再过去是威尼斯的环礁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喷泉灯光的照耀下，我们泛舟湖中。我还上过一艘北欧海盗船，以前在波士顿时，我曾登上一艘兵舰，不过使我感兴趣的是这只海盗船，因为这只船上只有一个水手，他总管一切，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一面高喊“我们是海上英雄”，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与大海搏斗，表现出无比的自信和高昂的斗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的水手则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庸。“人只对人感兴趣”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
距离这艘船不远，有一个“圣玛利亚”船的模型，我也仔细参观了一番。船长领我参观了当年哥伦布住的船舱，舱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沙漏。这个小小的仪器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它勾起了我一连串的想像：当他绝望的伙伴们企图反叛的时候，这位英勇无畏的航海家看着一粒粒沙子往下漏，一定也感到焦躁不安吧？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尔博特姆先生特别照顾我，允许我抚摸展品，我就像当年皮扎罗掠夺秘鲁的财宝那样，迫不及待而又贪得无厌地用手指去触摸。每件展品都让我着魔，尤其是那些法国铜像，一个个栩栩如生，我疑惑他们是天使下凡，被艺术家们捉住而还以人形。
在好望角展览厅，我了解了许多开采钻石的过程。一有机会，我使用手去摸正在开动着的机器，以便清楚地了解人们是怎样称金刚石的重量，怎样切削和磨光宝石的。我在淘洗槽中摸着了一块钻石，人们连声称赞，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惟一的一块真钻石。
贝尔博士一直陪着我们，向我描述那些有趣的事物。在电器展览大厅里，我们参观了电话机、留声机及其它发明。贝尔博士使我们了解了金属线为什么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传递信息，为什么它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人类从天上取火。
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厅，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古代墨西哥的遗迹——以及那个时代中留下来的惟一记录——粗糙的石器。石器往往是远古时代的惟一见证，是为那些还没有创造出文字的大自然的子孙竖立的丰碑，它们将永世长存。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埃及的木乃伊，不过我对它敬而远之，没有敢用手去碰一碰。从古代遗物上，我了解到了有关人类发展的种种知识，其中许许多多都是我以前未曾听说过，或未曾在书中读到过的。
博览会上度过的这3个星期，使我的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从童话故事和玩具迈到了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而平凡事物的热爱。
第十七节求学
1893年10月以前，我杂乱无章地自学了许多东西，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我有一本凸字版的法语语法书。我已经懂得了一点点法语，常常用所学到的新词在脑子里做练习，自娱自乐，对于语法规则或其它用语不很注意。那本语法书对一些词注了音，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我试着去掌握法语的发音。当然，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困难了，就好比企图以微弱的力量去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却使我在雨天总算有点事可做，而且确实学会了一些语法，使我兴趣盎然地读拉。芳登的《寓言》和拉昔姆的《被强迫的医生》。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来提高说话的能力。我摸着书高声朗读给莎莉文小姐听，并且能背诵几段自己最喜欢的诗句。她不断地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在哪儿断句，怎样转调。直到1893年10月，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中恢复过来，才开始在固定的时间上课，学习固定的课程。
那时，莎莉文老师和我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休尔顿市，我们专程去探访韦德先生一家人。他们的邻居艾伦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拉丁语学家。所以，我就在他的门下开始学习拉丁文。
我仍然记得他是一位温和且博学的人，主要教我拉丁语的语法，但有时偶尔也教我算术。我觉得算术既困难又乏味。艾伦先生和我一起阅读坦尼森的《回忆》一书，我虽然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用评论的眼光去读。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了解一位作者，识别其文风，这种感觉就像和老朋友握手一样，既亲切又温和。
最初，我不怎么愿意学拉丁语语法。因为学语法得浪费时间去分析每一个字，什么名词、所有格、单数、阴性等等，真是烦琐死了。我想，也许我该用生物学的分类法来了解我养的那只猫吧。目：脊椎动物；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种：猫。具体到我那只，则名叫塔比。但随着学习的深人，兴趣则越来越浓，拉丁文的优美使我陶醉了。我常常念拉丁文的文章来做消遣，有时则利用认识的单词造句。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放弃享受这种消遣。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用刚刚学会的文字，来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和感情更美的了。就像让变化多端的幻想，去塑造掠过心灵空洞的观念，并且为它涂上多样的色彩。
当我返回亚拉巴马州的时候，修学的拉丁文，刚好用来阅读凯撒的《高卢战记》。
第十八节信心与希望
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在夏达奎市举行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在那里，我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莱特一赫马森聋入学校上学。
1894年10月，我由莎莉文小姐陪同前往就读。我特别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是为了提高语音和唇读的能力。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在学校的两年中，还学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懂得手语。我稍稍学了一点儿德文后，便时常找机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差不多能全部明白她所说的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已经可以愉快地阅读《威廉。泰尔》这部小说了。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都要大。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法语要比德语难得多。教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字母，只能以口头教导我。而我要弄清嘴唇的动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结果法语比德语进步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虽然很有意思，但还比不上《威廉。泰尔》。
唇读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像我和老师以前想像得那么大。我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说话，而且老师也相信我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但是，尽管我十分努力，且充满信心苦练，依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
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
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不仅时常胡乱推测，而且还武断地乱下结论。因此，愚笨之外再加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失望常常使我情绪沮丧，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无穷的兴致。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四处景色恰人，变化多端，我停留在纽约的9个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么多姿多彩，令人愉悦。
春天里，我们到处漫游，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绿草如茵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赖恩特吟咏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的足迹遍布西点、塔里敦、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睡谷”穿行而过。
莱特一赫马森聋入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这些光明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凄惨的黑云突然笼罩天空——我陷人极大的悲戚之中，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波士顿的约翰。
P。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何等重要。他是这样一种人——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起他对我们慈爱和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学习所给予的关切，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填补不了的。
第十九节剑桥女子学校
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
不过，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该读的书本内容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
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
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
德语老师葛洛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惟一学过手语来指导我的老师。虽然葛洛小姐拼字时，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一片苦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为我上两节特别课，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
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完恺撒《高卢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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