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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英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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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进入2008年以来，接连遭受了一系列严峻的天灾人祸的打击。这打击不可谓不重，这打击不可谓不痛。这些打击暴露出中国的现代化还远未达到可以保证我们国泰民安的地步，暴露出我们的政府、社会、国民都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但是，在擦干泪水之后，我们也分明看到，中华民族没有被击倒，没有被击溃，没有被击败！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以来，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伟大精神在神州大地的复活。这种精神，一方面来自悠久的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华传统文明，一方面来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遗产，一方面来自新世纪中国人民宽阔的世界胸襟和国际视野。这几方面，共同组成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08精神”。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就不但能够战胜眼前的巨大痛苦，而且能够再次建立起崭新的民族之魂，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过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遭受了数不清的天灾人祸。从晚清到1949年，这个生育率极高的民族，人口始终徘徊在四五亿，有数以亿计的同胞，都被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夺去了生命，我们的社会、文化、风俗乃至人性，也遭受了深重的摧残。但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没有被压垮。以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改革先驱，看到了这个民族的精髓，看到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也看到了真正振兴这个民族的关键——那就是改造国民灵魂。只有我们的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用鲁迅的话说：“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为了这个“立人”的宏伟目标，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呐喊，无数的英雄豪杰牺牲，中国终于走出了灾难的最低谷，从一个几乎亡国灭种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的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现代工业国家。在这个雄伟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走过了许多弯路，丢弃了很多美德，委屈了很多好人，损失了很多财物，但是，我们的国家终于一天天成熟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不再随便挨打了，也不再年年挨饿了。这就很让某些持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世界观的人士，感到威胁、感到恐惧，于是，我们就遇到了新的麻烦。加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失误，特别是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和吏治的腐败，使得我们在遭遇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反应虽快但体制不够合理，激｜情澎湃但措施不够科学，人心虽齐但彼此不够信任。所以，一方面是万众一心，另一方面又相互争吵指责；一方面主要领导亲临前线，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职能部门玩忽职守。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的08精神既可贵，又可忧。我们应该坚持这种精神，警惕“五分钟热血”式的爱国主义，在大力肯定民族精神的同时，勇于直面各项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我们的人民，不会因为那些弊端的存在，就不热爱我们的国家了，就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了。
在这次08灾难系列中，全体中国人民，不论左中右派人士，不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受到了一次人性的教育，一次仁爱的教育，一次公德的教育。灾难总会过去，重建和恢复的工作，是更艰巨，更寂寞，更容易被人忘记的。既然我们第一次为大规模的普通死难者降了半旗，那么就让我们记住这泪水与希望交织的2008年，发扬08精神，重建我们的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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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九一八”与传媒
“九一八”与传媒
“九一八”到了，不忘国耻的朋友们，自然又会聚到媒体上念叨一番。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东北人，自然每年也会感慨一番。然而年年念叨，年年感慨，日本却依然富强，中国则过去是“贫强”，现在是“富弱”，离真正的富强总差着一个“三八大盖”的射程。
中国很早就有了一种“富强”牌面粉，我们过去叫“富强粉”，包饺子擀面条，都很好吃的。然而为什么“富”跟“强”，总不能统一呢？可能问题就出在“粉”字上。经过鲁迅等几代先觉者的奋斗，中国人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了，已经进步甚远了。可仍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号召的“团结起来”的程度，只是由一盘散沙，进化成了“一袋面粉”。面粉虽比沙子要和气善良些，但自己仍是不乐意团结的，必须经过一番暴力整顿，拿、捏、揉、揣、摔、打、按、压，这才乖乖地联为一体，变得坚韧筋道，刚柔相济。毛泽东时代据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七八亿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很团结的，亲友邻里同事干群之间都相当友善的。百十来万受了委屈的“上等绅士”后来也基本都平了反，继续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而且天天大骂毛泽东，随时准备向美国老爹献图献城，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一片光明。而当今的社会，大小富豪们号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则天天人斗人，人骂人，人害人，甚至人吃人。富强粉早已绝迹了，我们吃上了朱自清宁肯饿死也拒绝吃的美国面粉，而原来那些为富强粉种麦子的农民，都涌到矿井下锻炼肺活量，或者是跑到高楼顶表演跳楼秀了。那拨无耻的歌星唱得多好哇：“咱老百姓，今儿啊今儿啊，真啊真高兴！”
不过时代毕竟总还有进步之处。民工只要正常拿到了劳动报酬，也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美国面粉也好日本汽车也罢，只要是平等的贸易往来，总有个“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时候。人斗人虽然很凶猛，但一般不开批斗会了，而是主要利用媒体来含沙射影或血口喷人，一般主要是精神伤害而宽恕肉体。如同鲁迅的研究报告所说：最好是惊吓忧愁死了，“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因此，当今的媒体从业者很有必要自省：救世还是杀人，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古今的例子都举不胜举，就随便拣一则跟“九一八”相关的吧。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堵着东北军的被窝枪射刀挑，哀嚎震天，惨不忍闻。伟大的自由民主领袖蒋介石先生密令不许抵抗，乖乖让出了东三省。而全国人民不知内情，都把责任推到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身上。媒体推波助澜，马上就有八卦记者绘声绘色地报道曰，“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正抱着中国第一影后胡蝶小姐跳舞。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从此张学良戴了几乎一辈子，国人大有车裂张学良油炸胡蝶之愤慨。著名文人马君武很快做诗二首，其一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连赵四小姐也骂在里边。其二曰：“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写得仿佛亲眼看见一般。客观地说，诗是好诗——假若背景属实的话。然而问题就在于，谁看见张少帅跟胡小姐在一起了？
实际上，张学良跟胡蝶，从来没有见过。“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北平会见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后到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梅兰芳后来特别证明说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里看我演出。”而胡蝶那时还在天津，根本不在北平。有人劝胡蝶控告马君武诬蔑人格，但胡蝶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想制造更大的“刺激眼球”新闻，只冷冷说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人家也是个演艺界的“超女”，听听人家说的这话，某些无良记者和没脑艺人岂不愧煞？
国家要真正富强，光有面粉厂钢铁厂军工厂是远远不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应该拥有强大而充满良知的媒体。媒体适当搞些风花雪月和丰｜乳肥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以此为主流，更不可无中造谣轻易信谣漫天传谣。面粉腐败了，吃坏的是肚子。钢铁腐败了，砍断的是刀子。而媒体腐败了，瓦解的是民众的意志和英雄的豪情，好不容易进化到一袋面粉的人群，恐怕又要退回到一盘散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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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漫话抄手过三九（1）
漫话抄手过三九
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欤B”，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奸，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奸，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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