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看见我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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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留美归来号称是国内人类学泰斗的教授接过我的稿子，只看了半分钟不到就说：“你想要我说些什么呢？”当时我的眼泪几乎要冲出来了，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世俗的眼神正在我全身上下爬动——那眼神和一个妇女有什么区别啊！他在研究我杂乱的头发、灰暗的衣服和拘谨的坐姿，而不是比我生命还重要的稿子。我颤抖着站起来，指着稿件说：“你不认为这几句是真理吗？”可是他表现得像是被打搅了午休的狮子，粗暴地回击道：“你真要我说实话吗？你要的话，我就告诉你，我还没见过比这更空洞、更操蛋、更不知所云的真理了。”我羞愤难当，急欲离开，错乱中却拉开他家卫生间的门，他又过来拍我的肩膀，说：“门在那边。就和你的人生一样，你进错了房间。”
　　我进错了房间，作为一个初中肄业生，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事无求的农民，不应该来吵着他们。可是我倒想问问这19家核心期刊、26家图书馆以及54位编辑、教授——在艰难环境下写出《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知名论文的数学家华罗庚，面对歧视不屈不挠完成《罗密欧与朱丽叶》、《亨利四世》等38篇宏伟剧作的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凭借一己激｜情发明电报、留声机、活动电影机等1500余种人类必需品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以及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哪一个中学毕业了？爱迪生连小学都没毕业呢。真理和学历有关系吗？一个人心灵深处有如大海般的思考和学历有关系吗？　
先知（2）
是不是吃碗面条也要出示学历证书啊？
　　后来，甚至于还有人以没有学历为由认定我疯了。我今日之所以用书信形式向您汇报，仅仅因为贵院保安始终将我堵在门外，他们老远说“又来了”，就不分青红皂白将我架出大门，我说干什么呢，他们就说我神志不清醒，我说你们得说清楚我哪里神志不清醒了，他们就耻笑着说：“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跑来讨论哲学问题，不是神志不清醒是什么？”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就在我最终要推导出人类公式的关键时刻，我家薄薄的木板被三个中学老师推开，他们神经病一样看着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说：“我们骑了四十里路的车，就为了专门来参观你这个疯子。”袁老，您见过如此的侮辱吗？您可曾想及，就是伽利略、布鲁诺、哥白尼三人加起来，也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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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的健康也就在这交替而来的羞辱中节节下降，长期的压抑、焦虑、沮丧、苦闷、恐惧、悲哀导致我的肾上腺素皮质酮增加，该物质进入血液循环后，一步步蚕食了我的免疫系统。今天我在这里给您写信时，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肺癌患者，持续的气短常使我以为自己就要撒手而去——而实际病例恰有许多如此。就在刚才，我还因为咳血污染了信纸，出于对您的尊重我想换纸重抄，可实在是没有气力了——医生曾警告我不要情绪激动，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了，也不需要控制了，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夕死可矣！
　　袁老，在疾病发作时，我是如此厌恨人生，可有时候却又要感恩戴德呢。要不是这不断扩散的东西纠缠着我，使我坐立不安，我哪曾如此充实地度过每一秒？阿根廷文学家豪·路·博尔赫斯曾说：“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是啊，现在，垂死的我所看到的日出不正是最后一次日出？所走过的马路不正是最后一条马路？所写的信不正是最后一封信？在这稍纵即逝的经历中，我无法不感到悲壮，我为此热泪盈眶。
　　先生，我曾动摇过。当别人说我疯癫，说我当着大众吊着棒棒走路时，我也曾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我关上门吊着棒棒在镜子前走来走去，感觉到了羞愧，我据此相信自己并没有疯，我只不过是专注于思考而已，开国元帅陈毅不是专注于读书而将糍粑蘸着墨汁吃了吗？数学家陈景润不是专注于思考1＋1而撞树上了吗？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都快要被砍头了，还在说：“让我算完这道题。”我想我也如此。可是那持久的求访经历还是使我犹豫——那垂直的建筑、冰冷的门卫、先进的电脑以及来去自如的编辑、教授构成了一道森严的秩序，将我镇压，使我意识到自己终究不过是只井底之蛙，我读的书毕竟屈指可数，所受的训练毕竟少之又少，我费尽千辛万苦研究来的理论说不定别人早已研究过。我忽而害怕于自己，恐惧于自己，我真想一把火烧掉那几页纸——甚至连我这个人也可以烧掉的了！我们那里曾有一位工厂青年，他凭借自己的悟性推证出几何原理，去学院宣告时，教授们拿出初中课本告诉他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推证出，他五雷轰顶，羞而自杀，我想我真可以和他做一对鬼哥们了。
　　有段时间，我学会了自嘲，当熟人扛着锄头笑话我是“哲学家”、“马克思”时，我就跟着他们笑话：“哪里是马克思，我看我是个猪克思。”我发现自嘲是个好挡箭牌，自打如此之后，我便好像不再受到伤害了，生活中也免了很多骚扰。我尝到甜头，竟以此为乐，终于有一夜，在我恬不知耻地对自己说“你只是一介农夫”时，悲痛排山倒海而来。我想：世间诸多自嘲不过是人际交流的防御手段，带着它天生的虚伪性，而我这一桩，却分明是斩了自己的首，我是在和人们一起谋杀自己的尊严呀。于是我提笔在墙上写：你可以为之死！你可以为之死！
先知（3）
我告诫自己：学历高低和真理没有关系——正是无畏比城府先带来创见；疯癫与否和真理也没有关系——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和我正是上帝死后哲学领域并立的两座山峰；我有幸生而为哲学家，即当承受他应当承受的磨难与哀伤，我是神之子，就应当上十字架，我不下地狱，谁下！
　　袁老师，我相信当年您下放到知青农场时，也一定会对着宇宙发这声誓。我尤记得您写的诗，您说：世人啊，不要说我贫穷卑贱！眼前这沉甸甸的手稿，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这样的话我也用以自勉，不正是这样的誓言使我们远离世俗，最终站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尼采、黑格尔所构筑的哲学之河吗？我现在就愿意成为这哲学的殉葬品，我愿意用死亡来撬开人们沉重的眼皮，告诉他们祖先的来历和未来的去路。那些刊物编辑和哲学教授已经用傲慢阻挡了真理的来临，现在这个任务落在袁老师您手里，我曾因敬重您而畏惧将稿子呈交给您，但我现在决定将它完全交给您，就像圣洁的Chu女将贞操完全呈献给您。您完全合格，您的业务水平和治学品格保证了您是唯一合理的受托人，您将带着惊喜的目光看着我颠覆整个哲学体系，您击节，鼓掌，马上打电话给我，您马上就要坐火车来看我了。
　　您会的。我现在停下来阅读这信件，就感觉自己是您，我感受到您的欢愉，并由您的欢愉生产出自己的欢愉。我在这欢愉的温暖中想，哪怕人们最后不知道发现者是谁，但只要他们知道了真理——也行！这个注定影响并改变人们生活的真理，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人类的本质是一场战争。
　　在完整叙述这个发现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本人。我叫朱求是，原名朱国爱，1967年12月28日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农村，族谱修下来七代务农，至我也不例外。初二没读完我就被父亲从学校叫了出来，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接过递过来的锄头，几乎是天赋性地完成田野的工作，就好像一只鸟生下来就会飞。我在稀少的田地和果林中套种出甜玉米、木瓜、西瓜、柴胡，也套种来我的妻子，她是一名家底殷实人家的女儿，我们的婚姻被乡人认为就是皇帝皇后也不过如此。但这并不是我和他们的区别，我和他们真正的区别是读书，我看到书就和常人看到钱一样，怀有亲切的爱。我今天向您汇报，您是一定能懂得的，您懂得每个字所隐含的悠久历史、新鲜信息以及知识快感，您懂得这里边的美学，而那些乡人并不懂。包括我的父亲、妻子都在说我中了蛊，如果不是中蛊，为何走路看书，如厕看书，就是吃饭也看书？我读《毛泽东文选》，读《读者文摘》，读村支部垫桌腿的《拉丁文简义》，读赤脚医生读本和小学课本，我就像一条饥饿的鲸鱼，疯狂地吞噬一切，最后连药物说明书和电线杆上的广告也大声朗读出来。
　　但在那时我并没有深层次的激｜情，我很理性地向亲友解释：我读书就和你下棋、打牌一样，仅只是个爱好，这爱好是有点娇贵，但不至于倾家荡产，我现在就是用务农得来的钱豢养它。我很好地处理了工与读的关系，从来不曾因读书而耽误农作物的耕种。然后有一天，这样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那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夏天，有点热，又下了点小雨，就这样。但是今天回忆起来时，却觉得这天远甚开国大典，远甚武昌起义，其意义堪比上帝创世。这天稻谷有点熟了，我捏了捏，还没到收割的时机，回家吃过饭后我躺在床上发呆，很自然地与妻子发生关系，然后两人没有完成必要的程序就各自躺在一边。历史性的时刻就蕴含在这世俗的事件当中，那时应该有一匹骏马掠过我晕晕沉沉的脑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先知（4）
我问：“你想做吗？”
　　“不想。”妻子说。
　　“我也不想。”
　　然后我震颤起来，既然两个人都不想Xing爱，那Xing爱为什么又举行了呢？您知道，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发问，原初的问题甚至决定了不同哲学体系的最终走向——比如我是谁，宇宙是什么，为什么在正负之间有个零。我的问题虽然粗俗不堪，却最终也将我带到危险而富足的今天。是啊，既然两个人都不想Xing爱，那Xing爱为什么又举行了呢？
　　我从床上起来，急迫地寻找答案，却是徒劳。那种感觉真可怜，就好像你隐约记起了一个人，却完全不知他的名字，你像驴一般转圈，试图通过周围环境的刺激来牵扯记忆，却终于是精疲力尽地败下阵来，你被上帝放逐了，带着血淋淋的创口被上帝放逐了。
　　我甚至要向妻子恳求，“告诉我，为什么？”
　　我愚笨而不自知的妻子惊恐地摇头，说：“不知道。”
　　我咆哮着追问，她便哭泣着跑进属于他们的世界，我追进那个世界，向那些小孩、老人发问，结果他们像看见妖怪一样仓促避开我。也就是从那天起我被认为疯癫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只是从那天起，我从被认识的世界进入到自我认识的世界而已。疯掉的不是我，而是他们，他们像牲畜一般对生命逆来顺受、俯首称命，他们玷污了人这个充满尊严的字眼，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正像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一样，以孩童般的纯真，担负着为整个人类探寻存在问题的巨大使命呢！
　　我咆哮着喊“你们真傻啊”，果决地离开寝食、农活、亲友以及一切世俗生活，开始成为一个孤独的求索者。就像一切先贤，很快我受到更大的折磨，那个原初的问题像霉斑一样越长越大，终于塞满我不堪重负的脑子：
　　既然我明知稻谷还没到收割时节，为什么还要到稻田去一趟？
　　既然小孩子读不进书，父母为什么还要将他送到学校？
　　既然成年人不喜欢打麻将，为什么还要组织人打麻将？
　　既然事情呈现出无意义的特点，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做？
　　今天我可以轻巧地将答案说出来，但当日我却痛苦得要撞墙，我的头还真撞上去了，我听到砰砰的声音，这声音似乎也在嘲笑我——既然你明知没有答案，为什么还要一遍遍去想？我像是进入到一个恐怖的迷宫。
　　最终我像是要完成任务，勉强做了一个答案：打发时间而已，可是我几乎就在同时否定了它。在我所熟知的知识领域，时间被锁定在“珍惜”这个词身上，形容它就像形容一只从你眼前跑掉的兔子，稍纵即逝、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刻千金、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你说，在这种境况下，人们还有什么权力打发时间！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曾出版劳伦斯·J·彼得的一本小书《往上爬》，当日读到它里边一句话时，我好像获取了生命的汽油，全身振奋，禁不住要朝天大呼。它说：当你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得犹豫不决时，不妨问自己一个永恒的问题，我还可以活多久呢？
　　是啊，我还可以活多久呢？我不禁来算，以世界平均寿命计，我有66年可活。66年减去6年混沌的孩童时期，是60年；60年减去6年无效的退休时间，是54年；54年减去平均教育时间12年，是42年；42年减去占1/3比重的睡眠时间，是28年；28年减去占1/8的食物补充时间，是年——如果剔除必要的交通时间、排泄时间以及医疗时间，它的总量仅够20年，这还不包括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意外。
先知（5）
而20年能干什么？它不够银杏树生长一次，不够乌龟爬20公里，不够作家写出一本《大英百科全书》，我可怜的妻子仅是怀胎就被克扣了10个月。我们的生命啊，在经历了艰难的学习之后还没派上用场，就谢幕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赋予每次行动以意义？我们Xing爱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探寻稻田不就是为了捞到收成？读书不就是为了获取知识？打麻将不就是为了在劳作间歇进行体能调配？列宁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我这样否定自己，可是又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因为我知那日之Xing爱并非为着生儿育女，那日之探田并非为着忧心耕作，人们之打牌也并非为着体能储备，对农民来说，劳作并不是持续而高强度的，其间歇甚至可以用漫长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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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像一匹踩在答案上面四处张望的兽，陷入到新一轮的痛苦当中，甚至比没有这个勉强的答案还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