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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细节-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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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最后，B 打 A，C 打 B，D 打 BC，ABC 再打 E。整个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
所有人打得喊得像吸了毒一样 high 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前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电视导航》把它评为“美国最差”电视节目。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国内有人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如果整个美国也就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 Maury Povich Show； Jenny Jones Show；还有一些法官审判秀，都是温和版的斯布林格秀。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 Fear Factor，有一个程序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睾丸，下周是活蟑螂，再下周是老鼠粥。还有一个约会节目，The Fifth Wheel，总是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Ru房。还有一些摔跤秀、警察抓人秀，都一样垃圾。
这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刺激神经，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翻译成“感官刺激主义”。
对“感官刺激主义”的泛滥，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恶俗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沦丧啊，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崔永元、张承志嘴里听到的词汇，在美国评论圈里也屡见不鲜。
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制片人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滥，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自己的节目。他公然跟人说，这个秀很变态，他基本不看。他自己是个“正常人”。法律系毕业，曾任辛辛那提市市长。在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
“感官刺激主义”是文化市场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激烈竞争要求文化产品制造者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自由是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电影、音乐、美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百老汇剧院里上演的那些经典音乐剧，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些年代，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也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既是罂粟，何不把它除掉。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辨，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怎么办？要么让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要么让社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抵抗文化的病毒。
就拿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美国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
人民群众又不是傻子，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算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就不许群众偶尔看看变态秀逗逗乐，同时也偶尔听听莫扎特陶冶情操？
事实上，“感官刺激主义”横行这么多年，并没有搞垮美国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照样繁荣昌盛。相反，“感官刺激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反而黔驴技穷，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想回归细腻、回归美感，回归智慧。政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打击它，不如让它放任自流，让民众自己看穿它、唾弃它。自由的尽头，会有洪水猛兽，那又怎么样？走近了看，不就是几只不堪一击的小老鼠么。
斯布林格自己就说，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你也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以前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很欣赏美国那些敢于批评布什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左派需要非凡的勇气……我立刻纠正他，你说错了，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先从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吧。
今年10月，哥大一个共和党学生组织邀请了一个叫约翰？吉尔克里斯特的人来演讲。这个吉尔克里斯特，是“民兵”组织的发起人。这个组织专门招募志愿者，在美墨边境巡逻，阻挡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右翼势力倾向严格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左翼主张更宽松的政策。吉尔克里斯特来哥大讲演，无非是来宣传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右翼主张。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校园活动吧。不，让你个老右来放毒，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演讲之前，该活动的广告就被撕扯、涂抹。演讲那天，很多学生在讲演厅门口示威，身着 3K 党白大褂讥讽“民兵”组织。主持人一开讲，就有人不断起哄喝倒彩，有的人干脆背对讲台示威。
等吉尔克里斯特开讲时，一群学生干脆冲上讲台，砸桌子椅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吉尔克里斯特不得不仓惶逃走，示威学生们则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打出一条横幅：没有非法的人。
这个情形虽然极端，但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
这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成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就美国整个社会来说，左右选民势力是大致相当的，但在高校里，却左右比例悬殊。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 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着：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
1984 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 39％是左翼自由派。
所以我才说在美国的高校里面，做一个左派，哪需要什么勇气，简直就是随波逐流。
上面的数据与我个人的经验感受相符。我在哥大认识的所有教授、同学――只要我知道政治主张的，都是“左翼自由派”。课堂上教授骂布什，老师乐呵呵，学生笑嘻嘻，皆大欢喜。走在校园里，动不动看见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助教要求工会化的示威、反对共和党某某人来校演讲的示威――全都是左翼的声音。如果你在哥大做老师，还胆敢支持布什，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简直比作贼还要心虚。
（）
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反抗。
一些右翼团体抗议说，一个缺乏多样化声音的校园，是不健康的。对于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倾听过不同意见之间真正的辩论就被稀里糊涂灌输了一个观念，也是不公平的。
Allan Bloom 早在 1987 年就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头脑的封闭》，批评美国高校里泛滥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后导致了是非不分。前年加州洛山机分校的一个小孩 Ben Shapiro 干脆写了一本书，叫《洗脑》，批判学校里教授们清一色的声音。David Horowitz，一个右翼活动家，办了一个网站“校园观察”，督促学校里的言论自由，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授们：
美国 101 个最危险的学者》，专门“揭发”那些死硬的极左派。同时，一些校外的右翼组织，大量向高校砸钱，试图在学生中培养右翼势力。但是，这些斗争不过是老鼠斗大象而已，根本无力改变校园的“颜色”。
其实，左翼占领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 30 年代开始，就一直如此。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校园里的新左派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伊战背景下崛起的左翼势力，估计只能叫“新新左派”了。大学代有才人出，左派后浪推前浪。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有点象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整个高校都左倾，但是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人文院系 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 51％；商学院 49％。
里根上台以来，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的重新崛起，但是当草根社会在悄悄右转的时候，高校却一直在稳步左转。直到今天，一个幽灵，左的幽灵，在大学校园的上空游荡。
虽然按照美国的谱系，我自己的政治观念算是中间偏左，但是我非常反感美国高校里这种“妖魔化右翼”的氛围。人家吉尔克里斯特反对非法移民怎么了，还不让说话了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什么地干活？说到底，对自由的压制，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舆论。一个人在舆论当中噤若寒蝉，就算那个人不是我，就算那个舆论代表了我，就算是在高校这样的“精英”机构，也仍然让我不安，因为对自由的威胁，不管来自政府还是舆论，都是对真实的威胁的开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就算你交了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
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迪加、墨西哥、巴西等穷国。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latte”
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 40 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 600 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 NGO 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
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 90 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 1。26 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 TransFair USA 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 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象“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就拿美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来说，2001年它刚加入“公平交易证书”体系时，其购买的“公平咖啡”一年不到一百万吨，但是到 2005 年时，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这些咖啡明确打出“公平地交易而来”的标签，同时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星巴克之所以能够连年加码购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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