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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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夏，柏林施潘道区的一栋小楼里锁着一位化学工程师。脱去实验服后他仍然注意衣服褶皱的整齐，眼镜上粗浅的度数是常年读取数据所致，他一言不发，仔细修剪的指甲因为缺乏营养而扁平。

　　这位法本化工的高级工程师被剥夺了职衔，软禁在此等待审查。前来探访他的挚友也已年过三十，略旧的西装上戴着讲究的手帕，一派巴黎青年才俊的风仪。他从法国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故人昨是今非。

　　“从你的自陈来看，情势不容乐观。”我的朋友比大学时更能克制情绪，只有前倾的上身透露出他的关注。在这个故事里，我没有在本科毕业后参军，而是读完博士，以我的进度应该是在1939年。当时很多一流的工程师因为血统或政见而离开德国，我在法本研发高分子新材料，因为前述原因而平步青云。次年，法兰西战役打响，能源紧缺使合成燃料成为科研的重点，老一辈很难改变研究领域，开发新热点就落在我这一辈人的肩上。战争时期，德军几乎所有的润滑油和炸药都来自法本，如果不是合成燃料的成功投产，二战在1944年就结束了。

　　“法本和帝国化工协会都被认为是纳粹化的组织，它们直接支持了德国的侵略，身为其中一员你难辞其咎。”我的朋友把自白书在手里收拢，陷入椅子的后部。我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而失去工作，又因为曾是法本能源部的高级工程师而身负战争罪责，“但也有另一条路，美国希望引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那里你将获得自由、从事科研的机会以及相应待遇。”

　　“我拒绝。”我看着他，我说这句话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来，“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我在当时就应该劝动你出国。”

　　当时是1934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清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玛分子，即使在舆论宽松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离职，因为发现阴极射线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勒纳德教授操纵了这里，把校园舆论导向种族主义，很多城市爆发焚烧非日耳曼书籍的运动，在学校，犹太学生遭受排挤乃至殴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那时他念大二，大学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来论证一下，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该留在这里。”

　　那时开始，德国走向极权的深渊，军国路线和克虏伯的军工业，妖魔化的犹太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执掌德国金融界的事实，沉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狂热分子，大量涌入的东欧群氓，孤悬国外的东普鲁士，纳粹以疯狂的方式让几个势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帝国，先天的罪恶变成累累罪行。

　　我们都是一流大学的佼佼者，理当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那时学者离散四方或臣服于政党，战争造成的紧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学术根底因之溃烂。“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国。”我的朋友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但是，我们应该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总得选择一个国籍，你在法国或英国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学者，但是最顶尖的化学系、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德国，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学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像真实经历里那样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朋友凭借斯特拉斯堡的交换机会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德国，按部就班成为博士，然后进入法本的科研所。每个科研所都有纳粹分子，但德国毕竟收复了莱茵河西岸和萨尔，进入但泽，将东普鲁士的飞地连成一片。

　　我该去哪里，几年后轰炸不停的黑夜里，这个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生在德意志，无论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第三帝国，乃至更早的德意志邦联，西边的国家都觊觎这片土地的衰亡。我研发的是合成燃料，当盟军的高爆弹把威斯特法伦或萨克森连片的城市化为灰烬，怎能不希望德国的飞机能有足够的燃油起飞。

　　于是到了战争末期，故事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是供给燃油的重镇，法本的一家大厂日夜吞云吐雾，合成汽油是钢铁机械的化学食粮。作为工程师而不是帝国的反谍人员，我在这里逡巡。两年以来，路德维希港遭受的空袭不下六百次，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关押者作为劳工，当泛着火光的蒸馏塔倾倒时，工厂里血肉横飞。我该选择哪一方，在前线过早死去的日耳曼少年，还是集中营的囚徒？前者也是无罪的，而设计更高效的人造汽油生产流程是我的职守。

　　于是，那位化学工程师因为支持战争，现在被软禁在这栋小楼里。无论我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无不同。我的朋友前往法国的不久后德军也开到那里，他的学业同样无法维继，直到战争结束，他以抵抗者的身份重归大学。

　　我们该去哪呢，五年以来，最好的年华消耗在战火里。

　　于是那位化学家扬起脸：“我遗漏了一段：德军所有的甲醇和润滑油、大部分炸药和合成燃油都来自法本，在纳粹上台前，它就为希特勒提供了十分之一的竞选经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但看在德意志支离破碎的土地的份上，时间先后并不影响我的选择。”我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的挚友的身影变得模糊，我所设想的对话方开始缄默。

　　故事讲完了。在真实的世界里，我在1936年取得本科文凭，放弃深造而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一员。操纵海德堡的那位勒纳德教授引荐了我，他是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那时，我对扩军的真实目的或旧普鲁士贵族的虚荣一无所知，自认能以优秀学生毕业，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度过一段充实的大学时光，海德堡的开明氛围允许我崇慕各种主义，我选择了唯一的意志。当我离开实验室，把结项报告交到导师手里时，他惋惜的话语没有说完，我的挚友摆出一副要对我大动手术的外科医师的架势。人生有多种可能，现在三十岁的我身披死囚的红马甲，在战犯监狱里想象另一番故事，仍然殊途同归。

　　“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故事里我的挚友如是说，故事以外，他成为党卫队的御用学者，但德国没有别的历史学，某天我惊悉他的犹太血统，而他在布痕瓦尔德死里求生。

　　现在我想知道，如果他仍然能够坐在我面前，会摆出怎样的道理，来训斥我这个囚牢中人。

　　1946年7月23—25日

　　【编者注】

　　加兰先生早年学习化学，其后在军队或情报机构工作。三十岁后他第一次用文字写下内心所想，比较于他的知识背景，这篇文章显现出罕见的流畅。或许这故事已在他脑际盘亘多时，只当契机到来落笔成篇。

　　“如果按照优秀学生的人生套路，在学术领域走到尽头。”他以全知视角回顾人生，重新选择，但是1945年坐在施潘道小屋里的化学家仍然逃不脱被审讯的命运。直到篇末，作者仍在设想那位故友会拿出怎样的理由，说服他本该走上另一条无罪的道路，但人生和历史一样不容假设。

　　值得补充的是，战后盟军起初想把法本化工彻底解散，不久后美苏对峙却让德国成为双方的砝码。五十年代，法本化工在拆分成几个子厂之后重新融合，战争中被炸毁的厂房掩盖了其下珍贵的机器，德国化工迅速崛起。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位虚构的化学工程师不久后就会回归本职，在战后重建中度过余生吧。

　　☆、鲜花战争

　　【编者注】

　　本篇和紧随其后的《帝国安全》是1938年3月德奥合并时作者的经历。当时加兰先生是警卫旗侦察部队的排长，他参加了这场不懂一刀一枪的“战争”的全过程。在他笔下，德奥合并在军队进驻中顺利完成，人们走上街头，欢迎这些讲着同一种语言的外国军人。

　　质疑者声称这是纳粹的谰言，鲜花战争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很奇怪，这些人却无偿相信着美利坚东部十三州西进运动的合理性，罔顾西部一度是印第安语和西班牙语的世界。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真正的思考者来洞悉这段历史，从而发现德意志兰的真正边界。但是对于这篇文章，仍要指出作者是和一切身在历史当中的人一样，并未写下全部的事实。

　　片面的真相都不足以成为后人的导引，但人们已经一再触犯这种无心的错误，远至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近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君王们所造的历史。鲜花战争是真正的民心所向，还是彻底的政治宣传？这些两极分化的问题并无助于确立公正的立场，无非能揭发双方各自规避的真相。

　　那么以下是一位跟随军队进入奥地利的纳粹党人所见的事实。跟随美军到来的人看到了另一些事实，但然而成王和败寇，不过是两位最引人注目的说唱家。奥地利人拥有另外的事实。为了不使编者高于作者，我将在《帝国安全》（它与本篇在时间和逻辑上都衔系紧密）的末尾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实进行综述。愿人们在获得尽量多的真相之前，不要自行陷入“我还能相信谁”一类的虚无论中。

　　【原文】

　　1938年3月10日深夜，一声紧急集合号响彻利希特菲尔德军营。我从床上爬起来，扯出早已放在枕边的背包，汇入冲往阅兵广场的大军。这是我进入警卫旗后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也是德军自挺进莱茵、萨尔回归之后，第一次在境外活动。不过那里很快也是帝国的领土了。德国与奥地利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并肩前进，战后分隔两方，现在德国要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与奥地利合并。

　　我把瓦尔特P38式手枪在腰间别好，站在排前清点人数。二十出头的列兵身型挺拔，飘着冰沫的夜里，原野灰制服的银帽徽闪闪发光。担任仪仗和警备工作的旗队如今身负国家扩张之责，成为帝国的尖兵。

　　“我们将告别施普雷河，在一天内穿过萨克森的密林，越过巴伐利亚的群山，在马达声中飞速前进，在第二天清晨就来到奥地利——我们自己的领土上。”迪特里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旋即宣誓声响起，“我的荣誉是忠诚”。没有哪种语言比德语更适合发布军令，更适合军人的誓言。

　　这次的主力是国防军第二装甲师，从维尔茨堡出发。警卫旗以摩托化步兵团的配置紧随其后，从柏林长驱420英里，与之会师于德奥边境的帕绍。轻型卡车从利希特菲尔德开出，车的两面装饰着旗帜，铮亮的武器在士兵们手中握紧，让这场出征更像是凯旋。残冬的雪水把军用卡车的篷布濡湿，车声震撼了勃兰登堡的荒地，两旁是不见五指的漆黑。车灯犹如火炬般照亮前路，人们的眼睛也被车灯照亮，个个睁得铜铃般大。

　　我领着侦察排开动了摩托车，施令时声音有点抖，嵌着三颗星钮的领章勒着脖子，仿佛在发烫。

　　由于统帅部确定这次军事行动不会开枪，因此侦察连只需要夹在队伍当中前进。我坐在三轮摩托的斗车里，不时摸摸手里的望远镜、新发的地图、仅仅在射击场上用过的枪，激动的心情和其他的新兵蛋无异。

　　从柏林到帕绍一直是急行军，二十多小时不间歇地行进，在第一个晨曦初露进入莱比锡，第一个落日越过雷根斯堡。3月12日凌晨，我们来到边境。步兵团的很多人由于兴奋而整整一天没合眼，而全部配备摩托车的侦察连，根本没有合眼的机会。到帕绍时，整个排的人艰难地翻下车，恨不得给自己的关节上机油。

　　帕绍是一座安宁的小城，多瑙河在这里最后一次眷顾德意志兰，奔向奥地利。天色很黑，景色无缘得见。睡意潦草地安抚了我们，风尘仆仆的军容和疲惫的黑眼圈未及休整，我们在清晨又跨上摩托车，冒着飞雪和横风继续向前。

　　一进入奥地利，市民马上包围了我们。参加过一战的男人向我们敬礼，女人则拿出食物，我的斗车立刻装满了各种面包。本来是不允许收受市民的东西的，但是拒绝这样热忱的馈赠就太矫情了，我们只好拖着面包向前开去。

　　在维也纳，照样受到了盛大的礼遇。人们在欢庆中涌向军队，撕扯他们的扣子。我不得不让士兵们把子弹卸下来以防走火或丢失。两挺冲锋枪的保险栓不太严实，干脆就把枪托拆了。余下的几天里，高级军官与奥地利上层互相访问，普通士兵徜徉于维也纳的名胜。3月15日，警卫旗作为帝国最优秀的仪仗部队参加了大阅兵，希特勒在阅兵台上演讲，“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帝国”。这的确是一句政治口号，但谁能造出另一句口号，来驱散这油然而生的心愿？

　　几天欢庆下来，我几乎忘记了这本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合并过程十分顺利，警卫旗抵达维也纳后一直待命，除了阅兵就没有什么任务了。那天我们列队走过多瑙城的笔直道路，欢呼声缭绕耳边。我在柏林的外交场合或纽伦堡的党代会上已参加过几次阅兵，仪仗靴又紧又硬，但只要拔高腰杆就能让动作流畅，这个诀窍是仪仗连教给我的。

　　不过由于奥地利警署正在交接，侦察连收到了旨在防止潜在的破坏活动的巡察令。我所在的排被分配到利奥波德城。

　　这是犹太区，在多瑙河的另一面。大量的流动人口和非德意志裔使之历来是犯罪多发地，为跨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了掩体。在德奥合并的时局下，肯定有大量的反对派和境外势力蠢蠢欲动。但这时奥地利已经是德国的一部分，国内安保工作本不该由军方出面，连长再三交代不要贸然行动，开枪更是严令禁止的。

　　利奥波德城拥挤的街道两边黑压压地林立着各色商铺。东欧式的混乱当中，连空气都弥漫着犹太小食店特有的味道，清戒派犹太男信徒穿着黑色长袍穿街过巷，蔚为奇观。我们分成三队逡巡在杂乱狭窄的街道上。人们对一支德国军队的到来感到好奇，满面髭须的东欧人干脆停在路上，用油腻的眼睛打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