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是深圳一个贼-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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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大羽架不住东北的“死缠烂打”功，勉强焖了两盅，然后借故上厕所溜了出去。下楼后天旋地转，飘飘欲仙，比在餐厅旋转得还清爽。
　　这时，他手中的电话响了，说是又有客户送花篮、放气球，请他到赛格广场讲几句话。
　　乔大羽一直认为赛格的场子摆得经典。以前卖野药，在老东门设场子透着亲切；这会儿卖锁，在华强北设场子透着高深——那里是中国人的“硅谷”，做的可都是高科技的玩意儿。
　　接罢电话，乔大羽钻进他的“奔驰”车，一路鸣笛，直奔华强北。
　　当时，华强北的天空艳阳高照，他的场子上方全是大红的气球，映红半块天，四下里彩旗飘扬，锣鼓震得地面直晃悠。还没到地方，就被洋溢的气氛所包围。
　　这是一种容易让人激动的气氛。乔大羽远远的听见锣鼓锵什咚咚咚响，耳朵就竖了起来，眼睛就睁大了一倍，血液一股劲地往上灌。
　　乔大羽站在主席台上，望着台下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一激动忘记了该说些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也是酒闹的，往日遇到这种场合，乔大羽神采飞扬。此时，神采飞扬的乔大羽显得拘谨笨拙，一激动调门拔到高八度，就是人们常说的声嘶力竭。
　　他扯着嗓子道：“都道深圳有能人，那是没碰我这把锁这扇门，家里安上我的门，神偷也要避三分……”
　　他仿佛又回到当年卖野药的场子里，满口老江湖的词汇，说到兴奋处，一跺脚，一挑大拇指，拉开架势：“今日哪位朋友破了我的门，我一时三刻卷包袱，我出深圳！”
　　乔大羽的表演博得一片叫好声。他哈哈一笑，抱拳拱手，退到后台。
　　第二天早晨，乔大羽一梦醒来，心里咯噔一声：说漏嘴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酒醒之后，他一品味昨天的话，汗珠子立刻从脊梁骨冒了出来。他是个老江湖，人家放个闷屁都能嗅出腥膻。
　　乔大羽的脑子飞快地转动。此时他躺在自己的秘密别墅里。这儿是他的快活林，只有他和司机以及新搞上的漂亮秘书知道。司机早就回家睡觉了，小秘被他折腾半宿，这会还在梦里呻吟呢。
　　可是，他卧室的门大敞着，客厅中灯火辉煌，飘来一股股燥人的旱烟味。
　　来了，报应来了。乔大羽的心像小鼓一般，咚咚敲得皮肉胀痛。他反复琢磨半天，没有一丝头绪；最后，索性心一横，跳下床，抓起衣服冲到门口。
　　乔大羽露出光秃的脑袋。客厅里静得吓人，只听见墙角的仿古座钟来回摆动的声音。
　　没有人？
　　不！在宽大的意大利沙发中，蹲着一位干瘪的独臂老头。他的身体就像透明一般，丝毫不起眼；若不是手里端着细长的烟袋锅，差点从乔大羽的眼中滑过去。
　　是他？！乔大羽的头倏地缩了回去。
　　过了一盏茶工夫，乔大羽西装革履从卧室里冒了出来。他一溜小跑，腰弓得如同南澳的龙虾仔。
　　“哎哟！这是哪阵风，惊了您老人家的驾。”他说。
　　小老头不说话，只顾眯着眼睛吸烟。仿佛他到这儿，就是为了抽他的旱烟。
　　乔大羽轻咳一声，从卧室里走出一位穿长裙的女孩，白嫩的手托着带盘的紫砂小壶。
　　她半跪在玻璃茶几旁边，端起壶冲了盏茶，递到乔大羽手里。
　　乔大羽摆摆手，那女孩退了回去。乔大羽见没了旁人，双手捧杯盏，躬身相敬。
　　“七爷爷。”他叫道。老头斜睨了一眼，不说话。


　　“七爷爷。”乔大羽嬉皮笑脸地说：“弄这事还不是卖的糊弄买的，做广告当不得真！”老头依然不说话。
　　乔大羽沉不住气了，双膝跪倒道：“七爷爷，都怨小的贪了几盅酒，口没遮拦，犯了您老的忌讳。”
　　“都是为了吃饭嘛！”他抬高声音，又为自己辩护。
　　小老头轻声一笑，说：“大羽，我知道这是市场经济，讲竞争，我也是为了吃口饭，来领赏的。”
　　乔大羽的脸涨得通红道：“瞧您老说的，我这点道行，在您眼里屁钱不值。”
　　老头道：“不说谎，都是手艺人，靠本事吃饭哩。”
　　乔大羽沉默了一会儿，咬咬牙，起身快步走进卧室，眨眼间从里面拎出个枕头大小的包袱。
　　“就这么点现金，要不您老交代个数儿，改日小的登门拜访。”
　　小老头在鞋跟儿上磕磕烟锅，搭在肩上，将惟一的手探进包袱，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道：“不值这么多，没走空就好。”说着，一闪身没了踪影。
　　“记住，路别总往绝处走。”人没影儿了，话兀自在客厅盘旋。
　　乔大羽站在厅中间，愣了半晌儿，丢下手中的包袱，一屁股蹲在上面。
　　那小秘书手扶门框，探出头，问道：“这小老头是谁？”
　　乔大羽仰面躺在地板上，扑哧一笑，自语道：“小老头？在深圳敢叫七爷小老头？”
　　突然，他一骨碌爬起来，指着小秘书的鼻子：“马上停了报纸广告，撤掉华强北的场子！”
　　是的。在深圳，没人敢把神偷小七叫做“老头”。
　　七爷买去了我的双手
　　“神偷小七”是我师父，他的名字早就没人记得，尊敬他的人都叫他“七爷”。“七爷”是我两只手的主人——早在几年前，我的双手就已经不属于自己，它们被“七爷”买走了。
　　几年前，我是一个诗人；在京城漂泊，趴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句子。像什么“红红的太阳白晃晃/妹妹的腰肢压太阳”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想当年，京城里有一大群像我这样自命不凡的人。
　　那时候，诗人都很穷。用一句欠文雅的话形容，那时候我们穷得卵蛋叮当响。
　　尽管这样，我们毫不在乎，常常邀三五知己，钻到胡同里的小酒馆乐呵。“一盘凉拌海带丝，一盘炒饼，二锅头随喝随上。”我们冲老板娘吆喝。因为经常来，老板娘也不见怪，诗人诗人地叫，透着亲热。
　　几杯酒下肚之后，哥们儿一个个活泛起来，筷子往桌上“啪”一搁，道：“今儿高兴，谁得了好句子，咱们切磋切磋。”
　　另一位就站起身，一脸的严肃，说：“今儿早晨我拉肚子，跑厕所的工夫来灵感啦，各位老师给批评批评。”
　　他是个少白头，不到30岁就成了“白毛男”，给人一种沧桑感，再加上长发齐肩，简直酷毙了。
　　“疯狂的鸡冠花。”那哥们儿干咳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疯狂的鸡冠花。”
　　“是什么带着神秘的暗示
　　在战栗的高空盘旋尖叫？
　　是什么狂舞着如蝠的翅膀
　　在烈风中燃烧？
　　啊，鸡冠花

（）
　　你这来自地狱的小火焰
　　就像一百个初夜中的少女
　　分张着饥渴的大腿
　　在痛苦中快乐地奔跑“
　　……
　　那哥们儿是标准的男高音，比帕瓦罗蒂差不多少。激昂处，泛白的长发舞动，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声波震得斑驳的墙皮簌簌直响，往往吓人一跳。
　　每到这个时候，喧闹的酒馆一片寂静。北京人毕竟是大都之民，处变不惊。等我们折腾完，他们附和地鼓鼓掌，继续聊他们的。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真是我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在北京当诗人的时候，我曾疯狂地爱上一位摇滚女歌手。她叫毛葳，是金太阳乐队的女主唱。
　　毛葳以前是一个书商家的小保姆，那书商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过，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套限量版金字《二十四史》，后来他把这套书折腾上市，坐庄家，玩股票，变成“亿万富豪”。据说因为这个，省里还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则一落千丈，还是因为这个，成了“诈骗在逃犯”，据说躲在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书商和我一位姓张的朋友是亲戚。老张是我们当时的穷哥们之一，写诗，写歌词，当时还没成为“药业大亨”、“歌坛大鳄”。
　　那时候，我们都渴望出名，渴望缪斯女神抛来媚眼，引灵感之水，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田。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走到哪儿都有美女和饭局。
　　毛葳和我们一样，也想在北京混出个人模狗样儿，从湖南师院毕业之后，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她是个彻底的女人，为了理想什么都肯干，包括当保姆。
　　跟老张去书商家的时候，我从没注意过这个单眼皮的小女孩。诗人的理想都是双眼皮的，比如晓庆姐那种类型。
　　书商是湖南人，却不喜欢吃辣椒，特爱喝56度的红星牌二锅头。这一点对脾气。本来他又有钱又有名，诗人们都有些歧视他，三杯酒一落肚，我们就成为亲朋好友。
　　“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哥们儿！”三杯酒一落肚，他拍拍我的肩膀，叫得黏乎乎的。
　　那时候，北京刚流行卡拉OK，在酒店包房里面唱，要120块钱一小时。书商家的客厅里，一色原装日本进口的“健伍”牌音响，比星级酒店里的都高级。
　　于是，老张就说：“哥，您这音响，哎呀！”他竖起拇指。
　　为了充分满足书商的虚荣心，我也在一边夸：“大哥，您的音响是一流的，您也是。”
　　夸着夸着，书商就迷糊了，道：“来，唱两首，助助兴！”
　　“不啦不啦，还有事。”这时，大家就推辞。
　　书商的脸一板，道：“不把我当朋友了是不！”
　　“既然都是朋友了，就满足他一回吧。”我说。
　　书商一高兴，赶紧找话筒，将音乐弄到最大音量，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唱得不着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朋友》、《冬天里的一把火》……把费翔、崔健、朱明瑛、彭丽媛、毛阿敏演绎得支离破碎。
　　在书商家喝酒，我们不必为安全担忧。这是私人领地，再说他家还养着大狼狗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什么时候唱的，那天费翔在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把全北京的女孩子都迷跑了，就连书商的老婆也不例外。书商总爱骂费翔杂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夫妻双双把家还》是男女声二重唱，没有女孩子配合，男人又怕捏起嗓子被人骂“二尾子”（也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就想把那首歌删除。
　　书商睡着了，我们又不懂，就叫小保姆摆弄。
　　毛葳挺大方，说：“别删，我来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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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踢了我一脚：“你上吧。”
　　“上”这个词是男人的黑话，内容暧昧，和深圳的“搞”是同义词。
　　“上就上，谁怕谁。”
　　“关原唱关原唱。”
　　“已经关了？”
　　毛葳一开唱，把我们都震住了。她的嗓音又脆又甜，如果不是现场直播，还以为“七仙女”严凤英下到了凡间。
　　望着这个单眼皮的湖南妹子，我这个写诗的董永眼里泛起万般柔情。不知不觉，俩人的肩膀凑到一块儿。
　　那会儿，那位姓张的朋友后悔得牙痛，是他一脚把我踢到葳葳身边的。
　　不久，韩野组织地下摇滚乐队，正缺一位女主唱，我就拍着胸脯，力荐葳葳入伙。
　　毛葳也不简单，在花芗公寓的“摇滚之夜”音乐会上，一曲《爱我你就干我吧》，震得北京唱摇滚的眼珠子发绿。
　　当时，著名乐评人黄了源也在场，当即一拍桌子，盛赞她为“用身体唱歌的美女歌手”，当即决定个别谈话。不过，当时他还没成名，葳葳没拿正眼瞧他。
　　人永远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人就像提线木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没法把握自己。
　　和葳葳在一起，注定了我一生的悲哀；和葳葳在一起，注定了我人生经历的离奇。
　　和葳葳经过几个月的热恋，我们就正式进入临战状态。
　　当时，我们有了一笔积蓄，在亚运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在那个如水的晚上，葳葳就像一团温暖的棉花，听凭我这台打包机折叠挤压。
　　她没有大声呻吟，像孩子一般吮着指头，鼻孔轻轻哼着《爱我你就干我吧》的曲调，给我粗鲁笨拙的呼吸伴奏。
　　当葳葳哼出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我们同时进入痉挛状态，相互撕扯着皮肤，企图钻进对方的体内。
　　那天晚上，葳葳这团雪白的棉花，染成了猩红色。
　　一连数天，我俩就像一对连体婴儿那样，将门反锁，赤裸裸地黏在一起。饿了，用开水煮方便面。一只碗，两双筷子，互相给对方喂食。
　　有时候，我们吃饭，底下也不闲着：摩擦，呻吟，滚烫的汤水顺着喉管往下流。
　　葳葳演出的日子里，我们同时出现在酒吧，演出一结束，就急不可耐地回到两个人的世界，我们共同的小爱巢。
　　但是，这种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我们不是神仙，需要钱来生活。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分离。
　　当时，葳葳所在的摇滚乐队在酒吧唱火了，租了辆军用吉普，满北京城转悠；在这儿演出结束后，又赶那个场子。我呢，从书商那儿领选题，在家里当枪手，写一些署别人名字的文章。
　　6月20日，那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葳葳一出门，我的眼皮就跳个不停，整个心就像铅做的，坠得我直想哭。
　　晚上11点29分，韩野敲我的门，告诉我，毛葳死了。
　　他们从三里屯出发，去赶香山的场子，吉普车开得太急，轮子一滑，撞到路碑上。当时，司机反应快，车刹住了，只碰掉一小块漆。大家虚惊一场，叫着骂着继续赶路。
　　乐队的贝司手是个姐妹儿，大男人捏着嗓子，一路上向葳葳推销避孕知识，滔滔不绝，从荫道的黏湿度到药物的使用，无所不包。好像他是妇科专家。
　　葳葳怀里搂着吉他，倚在后座上很安静，似乎在闭目养神。
　　等到了目的地，贝司手摇她的肩膀，叫她醒来，才发觉她的脸颊冰凉，心脏已停止跳动。
　　葳葳的死，到现在都是个谜，除了左边太阳｜穴一片淤血，身上没有一丝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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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没发现任何疾病。
　　可是，她就死了，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终于体验到生命的无常，人迅速堕落。半夜去敲大学女生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