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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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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3）
接下来是作家长久的“沉寂”，达十年之久，甚至有个杂志戏称之为“一个忘了写作的作家”，似乎斯卡尔梅达在文坛上消失了，他或许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影人，电视人。因为他以前发表的所有小说全部拍成了电影。人们说，斯卡尔梅达“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此外，他还受邀为几本名著改编成电影，如埃娃？鲁娜；又如智利著名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等；共达二十几部。虽则如此，他一天也没离开过他所爱的文学事业。1990年他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祖国，在首都圣地亚哥定居。在诸多他所投入的文学和文化工作中，他发起创办了电视节目“书秀”， 并亲自出马担任主持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书先生”。这一文化性质极强的节目，用幽默风趣、生动活泼的形式介绍文学，介绍作者，介绍新书，是个健康、高品位、受到广泛欢迎的节目，特别是它所起到的刺激人们阅读兴趣的作用，受到一致好评，先后在智利、西班牙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获奖。后来这一节目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它的影响日益扩大，走出国门，由美国有关部门制作，通过美国《人民与艺术》有线频道向美国、西班牙、拉美，包括巴西和葡萄牙转播。节目的名称是“书塔”。RRE de los papeles）节目邀请拉美地区最著名的作家共同参与，可以相信，在这些知名作家和学者的努力下，定会对介绍和传播拉丁美洲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不是斯卡尔梅达回国后的全部工作。在文坛上“沉寂”了十年，“不写字的作家”，终于首先在西班牙，然后在智利，向读者奉献上他的新作：长篇小说《诗人的婚礼》。
小说先在西班牙发表，一个月后在智利出版，拉美各国文坛上再次掀起了斯卡尔梅达热潮。小说以移民问题为题材。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写道：“我爷爷在安托法卡斯达时对我说过……”众所周知，作者的祖父母是从南斯拉夫移民到智利的，作者本人虽出生在智利，作为移民的后代，他是熟悉移民的生活的，特别是1973年智利军人政权上台后，他和千万个背井离乡的智利人一样，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斯卡尔梅达和家人移居德国多年。因此，他对移民的题材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但是如果认为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那就错了。作家本人认为，当今世界战事频频，随之而来是大量的难民问题，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中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存在和使人关切，加上他本人天生具有的移民情节，这些都是他写作的初衷。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亚得利亚海岸一个叫赫玛的小岛上，小岛隶属于奥匈帝国。描述的主要情节是，奥地利人赫罗尼莫？菲朗克；即书中的富人移民到这个岛上；收购了本地的一家商店；并准备和岛上最漂亮的姑娘阿丽亚？埃玛尔结婚。生活在岛上的一家人；父亲柯贝达？何塞；长子科贝达？雷依诺；次子埃斯特万一家两代人都力图从帝国中独立出去，他们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行动 。作者通过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情节表达了独立和反独立两派之间的抗争。诗人科贝达？埃斯特万也和岛上最漂亮的女子深深相爱；最终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奥匈帝国的代言人；一名盲目听信帝国命令的“将军”，带领士兵破坏了新婚家庭的生活；并用武力制服了整个小岛；新人乘坐的船只被俘；新娘爱上了别人；科贝达两代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无果而终，甚至家破人亡，走上了移民流亡的道路，两兄弟一人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登陆，另一人抵达了美国的纽约。这两个城市发生的事情，也为作者下两部小说打下了伏笔。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用非常现代的方式把人的爱情、心理活动和历史有机地浓缩为一体，书中的主人公全是小人物，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完成了一些英雄创举，而他们正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牺牲品。有人把这部作品称之为反史诗（CONTRA…EPICA）文学。作者的这本长篇小说于2000年五月获得智利阿尔达索尔（ALTAZOR）文学奖。 小说在西班牙连续六个月高居畅销书榜首；并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等等。估计不久就会看到被改编成的电影。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4）
2001年，《诗人的婚礼》的姊妹篇《长号手带来的女孩》如约而至。埃斯特万·科贝达流亡到智利的安托法卡斯达。一天，从欧洲来了一个长号手，他把一个两岁的女孩交到埃斯特万手中，说是他的孙女。尽管他对此持疑惑的态度，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她，于是女孩在他身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们之间由于爱、痛苦、嘲笑和幽默发生的许多事情，使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远远超过了血缘的关系。当得知当年地中海那个岛上那位不幸的新娘阿丽亚可能是她的祖母，她决定要把这件神奇的事情进行到底，她相信这就是自己的身世，并使用祖母的名字给自己冠名。阿丽亚·埃玛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移民一样，特别喜欢电影，爱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举动，执着地向往着纽约，梦想着有一天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叔爷雷耶诺·科贝达，而且相信他就是神奇的电影的发明家，于是在寻找同行去冒险逃往纽约的过程中，她认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也发生了一千一百件、作家用其特有的讽刺、夹杂着欢乐讲述给我们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同时也为尚未问世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本书，即赫玛岛上的人逃到纽约后发生的故事留下了一个活扣。
纵观斯卡尔梅达的主要作品，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拉美“爆炸后文学”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斯氏在1973年发表故事集《热情》之后，特别是发表《瓦房顶上的裸体人》获美洲之家奖后，以立即引起文学界的极大关注，甚至可以说，斯氏的开山之作也是“爆炸后文学”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下面就让我们在斯氏发表的主要作品中去印证这一看法。
1973年斯氏《热情》一书发表，读者感到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了在此之前智利文学作品中从未见到的题材和典型人物。这本故事书中的主人公们，或游荡在大街上，或痴心地爱恋着，他们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面目出现的。如果说“爆炸文学”中的主人公们沉陷在一种神秘的、昏暗的、甚至有时是为某种任意的、不可认识的信条所束缚，则可以在斯氏笔下看到一个面目全新的群体。他们大胆、活跃、充满激｜情。虽然他们大多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有生活，（也许是极其艰辛地生活在社会上），他们有激｜情，（也许仅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但是，作者赋予了他的主人公一种信念，使某种行动成为可能，使某种想法成为可能，某种“幻想”或是“魔幻”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一个新的文学的境界就这样产生了，而这正是“爆炸后文学”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看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视，也可以称之为“爆炸后文学”的另一特点，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爆炸文学”中几乎被作家们遗忘的对感情的描述，具体来说就是对爱情的描述。按照作家发表作品的大致顺序，让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在70年代发表的短篇故事中的一篇《相好》：一位生活在纽约的智利青年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年青姑娘，看见她第一眼便疯狂地爱上了她。但他不会说英语，他不知如何去沟通，他唯一想到的是偷她一只鞋。他拿着她的鞋子不知如何是好。故事叙述的是直到姑娘下车这段时间内年青人所想到的一切事情。他想了很多，想得很远，想到会和这个在瞬间所爱上的姑娘在一起共同生活，一起购买唱片、听音乐、买房子、早晨七点体面的早餐、那是充满了笑声的日子，还有无尽的温存和亲热，还有“性”，“我会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停放在你的深谷之中……”，总之，面对面前真实存在的女孩的身影，通过无边际的幻想，使一个智利孩子的梦想得以实现，虽然就在此刻之前，在纽约的小酒吧里“他早已将自己消耗殆尽：收拾桌子上的残粒７埂⑶迳ù勺┑孛妗⒂每闪睦投寐虻皆谄凭傻男÷霉葜猩彼泪烛氲娜Γ刻欤诠褡由系睦渡撑枥铮阃伦湃崭匆蝗盏募拍庥靡豢榭梢园哑ü砂卜畔碌哪就罚梢酝渫淞酵龋纯醋约涸谑澜缟险飧鲎畲蟮某鞘欣镆虮コ⒘肆で喽溲煺偷乃取比欢词乖谡庋木秤隼铮髡呓柚魅斯目谄档溃骸叭缓螅惆趺聪刖驮趺聪氚伞Ｄ憧梢曰倜鹞摇⒊胺砦摇⑷绻冶吃加谀悖呐略谖业拇采希憧梢院捅鸬哪腥怂酰牵紫纫栉蚁虮鹑遂乓愕幕幔梦蚁蚰阆允荆魏我桓鲋兰⒍觥⒚挥幸靶牡亩锒寄芄怀晒Γ寄苊蜗搿薄Ｈ梦颐蔷痛酥魈夂汀氨ㄎ难А弊鲆幌露员龋魑桓鑫�###动，近二十年来，虽然“爆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各式各样，但总让我们感到或看到了某种空白，那就是存在的空白，感情的空白……，而斯氏笔下的主人公们，毅然决然地从空白中走了出来，即使生活在下层，即使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充满激｜情、幽默自嘲，他们冲破使人之间分隔开的诸如语言、不信任、恐惧感、强烈竞争等等障碍，而去和对方沟通、交流、表示爱慕……因此可以说，感情、爱情是斯氏作品中“爆炸后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5）
“嘴上叼着康乃馨的男人”，也是作者早期发表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因为作者的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写的是一个叫豪尔赫的葡萄牙青年，他在推翻葡萄牙独裁争权后，曾发誓要嘴上叼着康乃馨度过每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即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在全民欢庆新年即将到来的夜晚，他偶遇一位姑娘。青年人虽然并不知道她来自何方，姓甚名谁，便邀她共度美好的夜晚，继而提出一块睡觉，遭到姑娘的婉言谢绝。应当说，这篇故事虽然也属于“爆炸后文学”以爱情为主题的范畴，但与此同时它还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拉美现实生活中更加深层的东西，那就是在这些国家极为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义。在拉丁美洲，这一社会现象既有其历史渊源，又有其现实表现。故事的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了“姑娘沿着树木行走，带着只身一人的女子在公共场所所特有的正经、谨慎、又似乎心不在焉的神情急匆匆地走着，就像孤独是一种难堪，就像所有男人的嘴巴都大开着，要去舔她的脖子或咬她的嘴唇。”故事的戏剧性在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从长达四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刻，全民在这里庆祝，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层和肤色，而我们的女主人公还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因为她是没人陪伴的女性，于是她必须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想法，装出朝向一个目的地行走的样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才那样自然地接受年青男子的拥抱。这名男子在法西斯垮台时宣誓；要在嘴上叼着康乃馨度过新年的第一个夜晚。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年青人豪尔赫的进入和他对女主人公的拥抱认定为女主人公此刻又恢复到了男权为主的传统的社会位置中，于是，她不再是一个没有男人陪伴的“另类”，她可以放松自如地呆在人群里了。她几乎下意识地被牵着走，然后，和所有新结识的男女一样，在小餐馆里分享面包和酒，豪尔赫要向女子倾诉自己的快乐，而到此刻我们还不知道女子的来历，只知道她讲西班牙语而不是葡萄牙语，在故事的结尾处我们才知道她是智利人，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祖国，移居罗马尼亚。对他们俩人相识过程的描写，表现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女性的忽略和漠视。这种“大男子主义”综合症在斯氏的早期作品中是常见的。“但是最终；小伙子什么也没问。”女子在象征“力量”和“权利”的男子面前，自始至终是被动的，卡尔门是豪尔赫欲望的对象，而他完全受自己主观愿望的支配，于是他说道：“我现在就付账，我们回家，你留下和我睡。”按照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做法，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在相遇相识后，卡尔门是这道大餐的“饭后甜点”，而豪尔赫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安排了这一切。故事中两人的话语并不是很多，这种以“静默”代替语言的手法在作者的作品中很常见，在上面提到的《相好》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在类似这样的男女之间感情特别微妙的时刻，爱情成了主人公，而故事中的人物和话语都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话语说的不当，还会“扼杀”爱情。可是，没有话语就没有故事，就没有进展，于是《相好》中的小伙子就在内心独白中度过了和姑娘一起在车厢中的时刻。这篇故事中的女子则只简短地说了“我不想”“我不能”，以不能不顾母亲职责为理由，委婉地回绝了男青年。结局是年青人又返回了女子入住的旅馆，来到了她的房间，但并不是强求女子做她不想做的事，而是一本正经、非常温柔地把那支他曾发誓整个夜晚会叼在嘴上的康乃馨放到了她的花瓶中献给了她，这时他发现，她的花瓶中摆放的也是康乃馨。在这篇故事中，康乃馨也和葡萄亚社会党有关联，该党在推翻萨拉萨尔的独裁政权后，夺得了第一次民主选举的胜利，党徽就是一支红色的康乃馨。此刻小伙明白了，她不是大街上偶遇的风情女子。使豪尔赫改变态度的另一原因是，他从女仆口中得知女青年是智利人，而且她和为数众多的智利人一样，和我们的作者一样，正离开祖国准备移居他国。豪尔赫对她的同情和尊敬之心、对自己曾有的漠视的悔恨之意油然而生。西班牙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戏剧家加尔西亚？洛尔加在他的《血的婚礼》中早已把康乃馨比作“大男子主义”或“少爷”作风的象征。豪尔赫最后说道：“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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