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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时期的爱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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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几条德国大猎狗中有一条突然得了严重的狂犬病，失去了理智，见什么咬什么，亏得邻居家的园丁胆略过人，挥起砍刀把它杀死。不知那条狗咬死了多少动物，也不知它用绿色的唾沫传染了多少动物，因此，乌尔比诺医生下令对全部幸存者枪杀勿论，并把它们弄到一个偏僻的处所烧掉。他还请慈善医院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唯一得救的是一只象征好运的雄陆龟，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它。
费尔米纳史无前例地在一件家务事上称赞丈夫做得有理，此后许久也没有再提动物的事。她拿林奈的帕然史》彩色插图作为消遣，使自己得到慰藉。她把那些彩色插图镶上镜框挂在客厅里，倘苦不是一天黎明盗贼砸开浴室的窗户偷走了一套五代相传的银制餐具的话，也许她终身再也不愿意在家中看到一只动物了。乌尔比诺医生在窗外的铁环上加了双领，用铁门闩把大门插得死死的，把贵重的东西锁进保险柜，并且从此培养了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的战时习惯。然而，即使盗贼把他们洗劫一空，他也反对买一条恶狗来看家，不管那狗是否接受过防疫注射，也不管是把它放开还是用锁链挂起来。
“不会说话的东西不准进咱们的家11。”‘他说。
为了不再让妻子啧啧叨叨地纠缠，乌尔比诺医生说出了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他的妻子固执地想再买一条狗，压根儿没想假如狗在家中一条一条地繁殖起来，终有一天会使她丧命。费尔米纳的任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地变了，她立即抓住丈夫话中的漏洞，在家中被盗几个月后，重新回到库拉索奥海盗们的帆船上，买来了一只真正的帕拉马里博鹦鹉。这只鹦鹉只会说水手们的骂人话，可是它说得跟真人一模一样。十二个生太伏的价钱虽说贵了点儿，但还是很值得的。
那是一只良种鹦鹉，比想象的还要聪明。它黄脑袋，黑舌头，这是跟曼格雷鹦鹉的唯一不同之处。曼格雷鹦鹉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不能让它们学会说话。乌尔比诺医生是个有气魄的男子，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心悦诚服地认输了。那只鹦鹉的进步使他兴趣盎然，他对自己的转变也感到惊讶。一到雨天的下午，鹦鹉由于羽毛浸湿而感到惬意，便说一些从前的老话，这些话在这个家里是没人说过的。后来，医生态度上的最后一点保留也取消了。那是一个夜晚，盗贼打算从屋顶平台的天窗上钻进来，鹦鹉居然用猛犬的吠声把他们吓跑了。它模仿得非常逼真，它还高喊有贼，有贼，有贼，这两个有趣的呼救的词儿也不是在这个家里学的。从此，医生亲自负起照料鹦鹉之责。他吩咐在芒果树下面搭个支架，放一个盛水的小碗和盛熟香蕉的容器，外带一个吊杆，供鹦鹉练走绳索的本事。从十二月到翌年三月，晚寒袭人，北风使鹦鹉在户外不能居住时，他们便把它装进一只罩着毛毯的笼子，让它睡在卧室里，尽管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它的慢性鼻疽病对人的正常的呼吸是有害的。多年以来，他们总是把它的翅膀剪短，把它撒在院子里，让它象个老骑上似的弯着身子，自由地踱来踱去。但是，有一天它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做起了杂技演员的动作，一下子掉进了木薯香蕉肉菜锅里。它吱吱喳喳地呼叫求救，幸好厨娘用大汤勺把它舀了起来，虽说热汤把它的羽毛烫掉了，它还是活了下来。从那时开始，甚至在白天，他们都把它关在笼子里，尽管人们常说关在笼子里的鹦鹉会忘掉学会的东西。只有在下午四点钟天气凉爽时才把它放出来，由乌尔比诺医生在院子的花坛前给它上课。谁也没有及时注意到它的翅膀长得太长了，那天早晨女仆们正准备为它剪翅膀，没想到它居然飞到芒果树冠上去了。
她们费了整整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在邻居的女仆帮助下，她们用了种种办法想把它骗下来，也无济于事，它继续顽固地停在原地不动，还放声大笑，使劲地高呼自由党万岁，扯蛋的自由党万岁。这种胆大妄为的呼叫，近来已经使四、五个幸福的醉汉送了命。乌尔比诺医生望着在茂密的树枝间肆无忌惮的鹦鹉；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规劝它，鹦鹉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强调的声调，同样的音色来回答他，赖在那儿一动不动。看到好言相劝无效，乌尔比诺医生便吩咐求助于消防队员，他们是他在本市的最新的玩具。
确实，不久前，火灾都是让声愿人员架起泥瓦匠的梯子，用水桶来泼水扑灭的，他们的秩序是如此紊乱，以致造成的灾难比火灾更为严重。但是，前年开始，由于公共福利社——乌尔比诺医生是这个团体的名誉主席——的募捐，这儿有了一个职业消防队和一辆配有警报器、警铃和两条高压水龙带的贮水卡车。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当听到教堂敲钟报警时，为了让孩子们看消防队救火，学校甚至宣布停课。最初，消防队的任务只是救火，但是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在汉堡看到消防队员们曾救活了一个在三天大雪之后冻僵在地窖里的孩子，他还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小巷里，看到消防队员从第十层楼的阳台上把一具装着死人的棺材运下来——因为楼梯弯弯曲曲，家人无法把棺材抬出来。这样，这儿的消防队员便学会了其它紧急服务项目，如撬锁开门和杀死毒蛇。医学专科学校为他们专门开了一般事故急救课。因此，请消防队把一只跟绅士一般具有种种美德的高贵鹦鹉从树上捉将下来自然也是义不容辞之责。乌尔比诺医生说：“请告诉他们，这是我的鹦鹉。”说罢他便去寝室换衣服，准备出席丰盛的午宴。事实上，这会儿他已被阿莫乌尔的信弄得昏头昏脑，并没有把鹦鹉的命运放在心上。
费尔米纳穿了一件齐臀的又宽又松的丝绸衬衣，戴了一条长长的绕了大小六圈的真珍珠项链，穿着一双只是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穿的高跟缎子鞋，年龄已不允许她经常打扮了。对一个可敬的老太太来说，时髦的华丽服饰已不太合乎时宜，但穿在她身上还是挺合适的。她的身材修长而挺拔，一双富有弹性的手还没有一块老年斑，粗硬的头发闪出蓝钢般的光芒，在面颊两侧对衬地剪得整整齐齐。跟她的结婚照片相比，此时唯一留下的是那双明亮清澈的杏仁眼和民族的自豪感，不过在她身上，由于年龄而减少的东西却在性格上得到了补偿，而勤奋使她赢得的东西，更超。过了年龄使她失去的东西。这身衣服使她感到很舒适。她既没有偷偷地束胸，也没有束腰，更没有人为地用布将臀部垫高。她的身体各个部位都是自由自在的，呼吸也是舒畅的。总之，她身体的轮廓显现的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七十二岁的费尔米纳·达萨。
乌尔比诺医生看到她坐在梳妆台前，电扇在她头顶上缓缓转动。她正在戴一项钟形的帽子，帽上装饰着紫罗兰型的绒花。寝室宽敞而明亮，英国式的床上挂着玫瑰色针织蚊帐，两扇窗户朝院里的树木敞开着，刺耳的蝉鸣从那儿传进来，预示着快要下雨了。从蜜月旅行回来后，费尔米纳一向根据气候和场合给丈夫挑选衣服，头天晚上就把它整整齐齐叠好放在椅子上，以便他从浴室出来时就能穿上。她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先是帮他穿衣服，后来就干脆替他穿衣服。她记得这样做，最初是由于爱他，但是自从五年前开始，她就非这样做不可了，因为他自己已经不能穿衣服了。他们刚刚庆祝过金婚。他们相依为命，谁也离不了谁，谁也不能不顾谁，否则他们一刻也活不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这种感情越来越不理解。无论是他还是她，都说不清这种互相依赖是建立在爱情还是舒适的基础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两上人都不愿意去找这个答案。
她已经逐渐发现了丈夫脚步声的拖沓，情绪的变化无常。记忆力的衰退，最近甚至常常在睡梦中哭泣。但她没有把这些看做是迅速老化的确凿无疑的征兆，反而认为是返老还童的表现。因此，她没有把他当做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看待，而是把他当做孩童。这种自欺欺人，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天意，使他们避免了互相怜悯。
如果能及时懂得绕开婚姻脚种种灾难比绕开日常的微不足道的贫困更为容易的话，他们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但是，如果说他们俩在共同生活中也体会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明智只是在吃了苦头之后才来到他们身边。多少年来，费尔米纳一直怀着冷酷的心情忍受着丈夫在黎明时分欢快地醒来。当他以孩子般的天真醒来时——他觉得每过一天，他又长大了一点——她却仍紧紧抓住最后的一丝困意，不愿去正视每一个新的清晨的不祥之兆所预示的必然的命运。鸡刚打鸣，他就醒来了，他活着的第一个标志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是故意要把她惊醒。她听到他一边摸索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嚷嚷，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她不得安宁。然后在黑暗中咯咯地迈步走到浴室。一个钟头之后，她又睡了一觉醒来，听到他从书房里回来，摸着黑穿衣服。有一次在客厅里玩牌，人们问他怎样看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夜游神。”她听得明明白白，那些声响没有一种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却偏偏故意弄出来给她听，还装做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她明明醒着，却装做睡着一样。他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他从来没有象在这些惶恐的时刻那么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她的睡态比谁都高雅，她给曲的身子摆成一种舞蹈姿势，把一只手放在额上。但是，当她想睡而不能入睡时，她比谁都暴躁。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在等待他弄出哪怕是最小的声音，甚至会因此而感谢他，因为那样她就可以将早上五点钟就被吵醒的过错推倭给他了。事情确实如此，有几次他找不到拖鞋，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时，她突然以睡意蒙脆的声音说：“昨晚你把它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以清醒的声调斥骂道：
“这个家，最倒霉的就是不让人睡觉。”
于是，她打开灯，没好气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为这一天的初战告捷而洋洋得意。实际上，那是双方的一种神秘而恶劣的游戏，但却使她感到惬意，因为它是夫妇之间既冒险而又轻松的事情之一。可是，正是由于这种轻俘的游戏，他们在开始共同生活了三十年之后，险些为某一天浴室里有没有肥皂的事儿闹得各奔东西。
事情是由一件不值一提的日常小事引起的。当时，乌尔比诺还能够独立洗澡。他回到卧室，开始摸着黑穿衣服。她跟往常一样，到这时还象婴儿似的甜甜地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微微地呼吸，把那只女舞踏家的手臂庄严地放在头顶上。但是，她也象往常一样，似睡非睡，这他知道。浆过的亚麻衫在黑暗中沙沙响了一阵之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洗澡没找到肥皂了。”他说。
她终于醒过来了，想起了那件事，气鼓鼓地翻了个身，因为她准是忘记在浴室里搁肥皂了。三天之前，她就发现没有肥皂了，但当时已站在喷头下，她打算以后再去拿。然而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忘了。第三天又忘了，实际上不是如他说的那样一个星期没有肥皂，他那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过失，但是三天没有肥皂，却是事实，这是推倭不了的。被别人抓住了过失，她心中很不是滋味，终于恼羞成怒。象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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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我天天洗澡，”她怒气冲冲地叫道，“每次都有肥皂。”
尽管他很熟悉她的争辨方法，这一次却忍不住了。他随便找了个工作上的借口，搬到慈善医院里的住院处去住，只是在黄昏外出巡诊之前才回家换件衣服。他一回家，她就躲到厨房去，装着干这干那，直到听见他乘马车走了才出来。在以后的三个月中，他们也曾几次想解决纠纷，结果火却越投越旺。在她不承认浴室没有肥皂之前，他不准备回家。而她呢，在他不承认自己故意说谎话折磨她前，也不想让他回来。
自然，这次冲突又使他们想起了其它的冲突，想起了在许许多多灰暗的黎明发生过的数不清的小纠纷。一些恼怒引起了另一些恼怒，老伤疤被重新揭开变成了新伤疤。他们痛苦地看到，多年的争吵仅仅培养了夫妇间的仇视，这一点使他们不寒而栗。他甚至提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一同去找大主教做公开忏悔，以便由上帝来裁决，浴室的肥皂盒里到底有没有肥皂。她本来就十分恼怒，这一下更是火上加油，骇人地嚷道：
“让大主教先生吃屎去吧！”
这句话震动了全城，引起的后果难以消除，最后，人们甚至编成流行的小调来打诨：“让大主教先生吃屎去吧广她意识到把话说过了头，便抢在丈夫前做出了反应。她威胁丈夫说，她要一个人搬到她父亲从前的房子里去住，那房子尽管租给了政府部门的办事结构，但仍然归她所有。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她真的要搬走，对社会舆论满不在乎。她丈夫及时注意到了这个动向。他没有勇气向她的固执挑战，只好让步。他的让步并不意味着他承认浴室里有肥皂——设若如此，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是为了两个人必须在这个家里继续住下去，但是他们要分室而居，而且互不说话。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并且巧妙地绕开那种僵局，让孩子们从餐桌的一边往另一边传话，而孩子们竟然没有察觉他们互不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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