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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夕之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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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林还没有睡，一脸凄容。整个房子烟雾缭绕。他静静地听完袁主任的汇报，只轻轻说了句好吧，好吧，挥了挥手。
袁主任退了出来。
马杰睡在床上，想着柳韵翻车的事，说：“她那个司机平时很稳重的。”孟维周说： “今天可能是追我们吧，谁知道？”
马杰说：“他妈的是不是今天日子不好？听说物资公司唐总懂这个，今后出门，都请他算算。”孟维周说：“你真会开玩笑，张书记会信这一套？”孟维周对马杰总留有一手。下基层出差，晚上他同张书记一道打扑克，喝消夜酒，马杰至今不知道，总以为他们晚上办什么大事。孟维周认为有些事情弄得神秘些好处多。别人对你捉摸不透，就不敢造次。有些事则是理应保密的，像刚才说的，让人知道张书记信迷信怎么行？马杰自觉讲得不得体，立即点头说：“那也是，那也是。当领导的信科学。”
孟维周本来不太相信这种把戏的，可今天的事说起来也有点神。柳局长若是也赶在六时八分出发兴许不会有事？也难怪张书记有些相信。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都比我们发达，可他们的总统都相信占星术，专门雇请大师卜问国家大事。这怎么说？未知世界远远大于已知世界，不要怀疑自己不懂的东西。
第二天吃了早饭，大家都集中到办事处会议室，恭候有关部门领导的到来。汇报会时间定在上午九时开始。请柬早发出去了，昨天办事处又分别打电话请了一次。整个汇报活动的大体安排是，先开个全面汇报会，再由各部门分头对口活动，张兆林同陆专员再走访几位省里领导。现在不幸出了柳韵的事，陆专员找张书记研究了，总体安排原则上不变，只把走访省里领导的时间压缩一下，争取今天下午和晚上搞完。万一搞不完，下次再来。明天一早，张书记同陆专员往回赶，李秘书长留下来负责。
大家正在会议室喝着茶，办事处接到省信访局电话，地区有几家困难企业的工人代表到省里集体上访来了，说他们半年没有领工资了，生活无着落。一共三十多个，怎么也劝不走，影响很不好。信访局的同志说：“我们已给你们地委办打了电话，现在问题是人不肯散，请办事处派人去协助做一下工作。”
袁主任把这个情况一汇报，张书记和陆专员都很恼火。陆专员嚷道：“这些人，我们来卖香油，他们来泼大粪！”
张书记看看表，都八点二十多了。发火没有用，得马上处理。不然省里有关部门的同志来了，大家脸上不好过的。张书记说：“时间不等人了，我先讲个意见，大家看怎么样，总的原则是两个‘一定’，工人群众的生活困难一定要千方百计解决，煽动工人闹事的个别人一定要严厉追究。银行同志在这里，马上挂电话回去交待家里，先贷款发放职工基本生活费，花钱买稳定。李秘书长同经委、办事处的同志马上去把人劝回。要买好火车票。送他们上车才算数。”
大家同意这个意见。
安排停当，时间也差不多了。李秘书长等火速出去了，省里部门的同志陆续到来。
汇报会的气氛很好。省里同志为西州地区这几年的发展感到满意，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予以支持。
中午设便宴招待。张兆林同陆专员举着酒杯到各席巡回敬酒，孟维周紧随其后打招呼。但张兆林只沾沾嘴唇，表示表示。省里同志笑着有意见了，说你张书记的酒量谁不知道？今天怎么这个表现？陆专员忙解释说，张书记这几天状况欠佳，饶了他吧，我奉陪各位一口干。就这么一桌一桌解释着，基本可以过关。可工商银行的胡行长记得当年一箭之仇，硬是不肯放过，就由孟维周代喝了。
宴毕，欢然而散。
客人全部送走后，李秘书长几位才赶回来，个个精疲力竭的样子。李秘书长说：“人总算送走了，但工作太难做了。”
张兆林说：“辛苦了，辛苦了。先吃饭，休息一下。下午我同陆专员出去活动，你就不去了，挂个电话回去，把我们上午研究的意见同在家的几位领导衔接一下，要马上落实。”
第二天一早，张书记同陆专员匆匆踏上归程。
张书记是个讲感情的人，对柳韵一定心怀负疚或者有更复杂的心情吧。孟维周在柳韵的追悼会上隐隐感觉到些什么。那天是陆专员致的悼词，张书记只做了不到三分钟的简短发言。
短短几句话，不尚浮华，字字真切，表现出一位领导同志痛失英才的难过，感人至深。像这样的追悼会，孟维周跟随张书记参加过多次，张书记一般只保持一种礼节性的肃穆，不会大悲过恸。这也不是什么冷漠或虚伪，人之常情了。如今再说为谁的逝世哀痛至深，要化悲痛为力量，完全是客套话了。可这一次不同，孟维周分明看出了张书记内心的悲痛。张书记此后一段时间都不太畅快，孟维周却是劝慰不得的，只做视而不见。
张兆林问孟维周，刘禹锡有首诗，说什么什么桃千树，尽是什么刘郎栽，读过没有？孟维周早已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便说没有读过。原来孟维周听说，陶老书记对前段县处级领导班子调整有些看法。几位对安排不满意的原县委书记和部门领导牢骚满腹，有的跑到陶老那里诉苦。如南县的雷子建被安排到地委党校任校长，气得骂娘。他妈的张兆林太会玩人了。刚上去时，到处安抚人心，让大家都觉得张书记待自己不错，把自己当做他的心腹。事实上到底谁是心腹？只有他姓张的心中有数。好了，现在他根基牢了，一切都明朗化了，原来陶书记培养的全部靠边站。陶老不准他们乱说。这些人一乱说，难免让人误会是陶凡在操纵。中国政治同西方不同。尼克松下野后，从卡特一直批评到里根和布什，那是很正常的事，既不妨碍哪位在位总统的威信，也不妨碍他自己死后享受国葬。中国国情不同哪！但这些同志若硬是要嚷几句，他也只是安慰他们一下，不作什么评价。有次在陶老家中，好几个人在场，有人又提到了最近干部调整问题。陶凡摇摇手，说，不要议论这事，不要议论这事。接着随口念出了两句诗，说是刘禹锡的。
在座的听不明白，却感觉到可能同人事问题有关。不知谁给传了出来，但传得不全。孟维周听到后，对那诗有点印象，但也记不清了。回去一翻书，方知原文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说的是刘禹锡被贬官十年后，应召回到朝廷，见朝廷又扶植了一批新贵。有感到此，作诗讥讽。孟维周明白了这个曲直，当然说没有读过这诗，省得惹麻烦。有些事是要装聋作哑的。张书记问过孟维周后，便作平淡的样子，其实仍疑云不散。孟维周忽发一念：干脆效法前人，以今典古，就说那两句诗我虽没读过，但从字面上看，用现在的话讲，应该指事业后继有人，欣欣向荣。细细一想，算了算了，不要自作聪明。
孟维周终于发现张书记其实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他那大刀阔斧、敢作敢为的领导气质越来越明显。
大部分场合，孟维周都同张书记在一起，他没有再见到张书记对前次干部调整发表过一次意见。沉默可以战胜雄辩。这好像是一位哲人说的。那些对安排不如意的，有的韬光养晦，伺机再起。像林业局的陈清镜，这次也下来了，安排到科协当副主席，却没事似的。有的英雄气短，怒发冲冠。农业局的朱来琪也下来了，到地区农委任副主任，他同雷子建一样，到处发怒气。没有谁想到位置变动是因工作需要，或者自己能力不济，或者自己问题太多。一般想到的原因是失宠，被划人谁谁一线的。孟维周很想知道张书记对这些人的真实态度。但他看不出。
孟维周最近提了个正科。参加工作才三年多，就正科了，这在地委机关没有先例。这个孟维周爬得快呀！一个“爬”
字，很不好听，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官有多大，别人在背后总是这么议论你的，你有意见也没有用。说来也怪，谁也没见哪位官员爬着走，大家都是昂首挺胸勇往直前的样子。但人们都讲他们在爬。想想也真是那么回事。孟维周本人没有听见谁讲他爬得快。恭维他的，一般都说，进步真快呀！“进步”用在这个地方，既明朗又含糊。你明白别人是在恭喜你提拔了，又可以理解为别的许多意思，比如政治觉悟、工作水平、知识修养等等等等都提高很快。正因为有含糊的一面，你也就可以含糊地谦虚一下，说哪里哪里。别人若是直露露地说，你提得真快呀！你就不便说哪里哪里了。因为这等于说还嫌提拔得慢了。这就不对了。对组织的培养，人民的重托，只有感激的道理，怎么能有看法？不过一般很少有人那么直来直去地说你提得快，这么说，双方都尴尬。
孟维周也真的有春风得意的感觉。县市和部门的领导原来都叫孟维周小孟，慢慢地有人觉得叫小孟不太合适了，开始叫孟科或者孟老弟。尤其叫他孟老弟的那些同志表情十分灿烂。
孟维周每天都要为这种热情感动好多次，有时分明感觉到心脏空悬着极舒服地晃悠一阵。但他学会了不流露这种感动。易喜易悲都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这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绝对不同。那是古人们超然物外的潇洒，早过时了。现代社会了，晋身官场，于喜于悲，需要一种不为所动的老成。这是一种沉稳，一种刚毅。如果要说这是冷漠无情或者麻木不仁，那完全是贬低的说法。这不奇怪，人们看问题总是各有各的角度的。这也是辩证法！孟维周有次与同学聚会，有的说他成熟多了，有的就说他冷淡些了。孟维周只是笑笑，说老样子老样子。但他越是注意表现得老成持重，越是为内心下意识的感动而羞愧。自己看似成熟实则不成熟啊！这是否也是一种外强中干！
孟维周有意无意间研究了张兆林的晋升轨迹，看上去是那么容易，三蹦两跳就到了地委书记的位置。这让他更加充满革命信心。孟维周看报纸，最留意本省各地市及全国各省市领导的情况，所以官场上走马换将来龙去脉他了如指掌。张兆林同其他领导有时闲扯，喜欢议论某人到某省当书记，某人到某省当省长。如果场合随便，孟维周也插几句话，将那些外省领导的出身及经历讲得一清二楚。张兆林就说，啊，啊，是的。其实他并不清楚这些。张兆林有几次表扬孟维周政治觉悟高，政治敏感性强，是不是就指这事？后来，孟维周连外国总统的情况也感兴趣了。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报纸上总要登一段来访者简历。孟维周特别喜欢研究这玩意儿，比如这位总统毕业于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属于什么党派，有什么特点和爱好，什么政治主张，主要对手是谁，从事过哪些职业，当总统之前奋斗过多少年等等。尤其是每一次晋升同上一次晋升的时间距离他最好琢磨，看别人多少年之间共升了多少次，平均几年升一次。每一位政治家的升官图在孟维周的眼里似乎都是寥寥几笔，简单明了。从政是多么容易而又惬意的一件事！
那天，孟维周在马杰面前做的有关“精神”的演讲不能自圆其说，也让孟维周感觉出一种危机。这是他目前觉悟到的惟一的前进障碍。现代政治演说才能太重要了。当领导的谁一张口不可以讲个一二三？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种看法早不合时宜了。做领导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太重视做了，往往事必躬亲，陷入事务圈子。这几年层层领导不都呼吁要超脱，要跳出事务圈子吗？君子不事俗务。领导同志不能在琐事上太过用脑，而应用宝贵的智慧去想大事谋难事。一旦谋出个什么宏伟蓝图之类的东西，就号召群众来实施。这可不是只讲空话不办实事的意思。领导的职责是什么？除了用干部，就是出主意。你的主意要让群众理解，就得长于演说。列宁教导我们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列宁不就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吗？全世界无产者通过他的演讲知道了一种伟大的理论。我们就是用这种理论来搞革命的。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脖子上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现在有人说，西方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演讲政治。政客们从竞选议员到竞选总统，所有的高官厚禄都是咿里哇啦喊出来的。选民们明明不信他们那一套，但还是看谁讲得动听，就投谁的票。那些国家文化发达，人都聪明，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这么没有觉悟？原来有人说，那些国家的人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就只有相信谎言。人就是贱，总要信点什么心里才熨帖。
我们要号召群众啊，就得学会演说。孟维周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口头表达能力。准确地说，是恢复这种能力。他在工作中不可能有多少机会讲话，于是尽量坚持每天睡觉前搞一段无声演讲。虚拟自己是什么什么职务的官员，在做报告，在接受电视采访，在找干部谈话，在批评下级。他很容易进人角色，慢慢地弄得自己很满意。若是在外出差，就钻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演哑剧。这事不能让马杰察觉。对着镜子，连自己的仪态都可以检视，训练效果更佳。他自我感觉不错，认为完全可以这么练就出色的演说才能。记不准是戴高乐还是邱吉尔，原来是个结巴，便专门面对大海强化训练演讲，结果成了优秀的演讲家。自己的基础好多了，还怕不成功？难道只有我孟维周这样吗？别的领导譬如张兆林，他们在成大器之前是否也暗地里做着种种素质准备？想必不会太例外吧。谁也不是神仙下凡，都是从凡人做起的。
有次，孟维周随张兆林坐在疾驰的轿车里，街道两旁的行人飞快晃过，晃成一片模糊。他不由得琢磨起这片模糊来。不知古人把人间唤做红尘是哪来的灵感？坐在飞奔的轿车里看芸芸众生，只见一片模糊，才真可以说是红尘万丈。这种联想极容易培养人的伟大感。心想张书记和马杰都不可能知道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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