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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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

诉冤，烦渎不可宥。”帝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

鼓诉冤，阻遏者罪。”

凡讦告原问官司者，成化间定议，核究得实，然后逮问。弘治时，南京御史

王良臣按指挥周恺等怙势黜货，恺等遂讦良臣。诏下南京法司逮系会鞫。侍郎杨

守随言：“此与旧章不合。请自今以后，官吏军民奏诉，牵缘别事，摭拾原问官

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问结，虚诈者拟罪，原问官枉断者亦罪。”乃下其议

于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请，从之。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厅会御史、

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打断罪囚。二十九年，并差锦衣卫官。

其后惟主事会御史，将笞杖罪于打断厅决讫，附卷，奉旨者次日覆命。万历中，

刑部尚书孙丕扬言：“折狱之不速，由文移牵制故耳。议断既成，部、寺各立长

单，刑部送审挂号，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本部。参差者究处，庶

事体可一。至于打断相验，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会同，余日止会寺官以速遣。

徒流以上，部、寺详鞫，笞杖小罪，听堂部处分。”命如议行。

凡狱囚已审录，应决断者限三日，应起发者限十日，逾银计日以笞。囚淹滞

至死者罪徒，此旧例也。嘉靖六年，给事中周瑯言：“比者狱吏苛刻，犯无轻

重，概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意喻色授之间，论奏未成，囚骨已糜。又

况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

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臣观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

类分，枷杻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服，有疾者予之

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同为奉行。凡逮系日月

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

多寡，以为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

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

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

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

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后，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

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检验尸伤，照磨司取

部印尸图一幅，委五城兵马司如法检验，府则通判、推官，州县则长官亲检，毋

得委下僚。

狱囚贫不自给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给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统二

年，以侍郎何文渊言，诏如旧，且令有赃罚敝衣得分给。成化十二年，令有司买

药饵送部，又广设惠民药局，疗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药料，皆

设额银定数。嘉靖六年，以运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籴米，上本部仓，每年约五百

石，乃停收。岁冬给绵衣裤各一事，提牢主事验给之。

犯罪籍没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余罪犯止没田产孳畜。二十一年，

诏谋逆奸党及造伪钞者，没赀产丁口，以农器耕牛给还之。凡应合钞劄者，曰奸

党，曰谋反大逆，曰奸党恶，曰造伪钞，曰杀一家三人，曰采生拆割人为首。其

《大诰》所定十条，后未尝用也。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

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

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应死，已就拘执，其捕者擅杀之，罪亦

止此。则所谓家属人等，自包兄弟在内，其例可类推也。

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

决单于冬至前，会审决之。正统元年，令重囚三覆奏毕，仍请驾帖，付锦衣卫监

刑官，领校尉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临决囚有诉冤者，直登闻鼓给事中取状

封进，仍批校尉手，驰赴市曹，暂停刑。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以囚廖鹏父子

及王钦、陶杰等颇有内援，惧上意不决，乃言：“往岁三覆奏毕，待驾帖则已日

午，鼓下仍受诉词，得报且及未申时，及再请始刑，时已过酉，大非刑人于市与

众弃之之意。请自今决囚，在未前毕事。”从之。七年定议，重囚有冤，家属于

临决前一日挝鼓，翼日午前下，过午行刑，不覆奏。南京决囚，无刑科覆奏例。

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决不待时者三人，大理寺已审允，下法司议，谓：“在京

重囚，间有决不待时者，审允奏请，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监候会审。南京无

覆奏例，乞俟秋后审竟，类奏定夺。如有巨憝难依常例者，更具奏处决，著为令。”

诏可。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

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

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恶及故犯者不赦。律

文曰：“赦出临时定罪名，特免或降减从轻者，不在此限。”十恶中，不睦又在

会赦原宥之例，此则不赦者亦得原。若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仍依常赦不

原之律。自仁宗立赦条三十五，皆杨士奇代草，尽除永乐年间敝政，历代因之。

凡先朝不便于民者，皆援遗诏或登极诏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

所告者罪。弘治元年，民吕梁山等四人坐窃盗杀人死，遇赦，都御史马文升请宥

死戍边，帝特命依律斩之。世宗虽屡停刑，尤慎无赦。廷臣屡援赦令，欲宥大礼

大狱暨建言诸臣，益持不允。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酷杀平民，都御史王廷相

奏当发口外，乃特命如诏书宥免，而以违诏责廷相等。四十一年，三殿成，群臣

请颁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登极覃恩，虽徒流人犯已至配所

者，皆许放还，盖为迁谪诸臣地也。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

于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

悛，论如律。累颁犯谕、戒谕、榜谕，悉象以刑，诰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诰》

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诰》所列

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

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

设也。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

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

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

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

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言，帝乃手

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复

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

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

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

其冤，复杖戍之。二狱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然时引大体，有所纵舍。沅陵知县张杰当输作，自陈母贺，当元季乱离守节，

今年老失养。帝谓可励俗，特赦之，秩杰，令终养。给事中彭与民坐系，其父为

上表诉哀。立释之，且免同系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诉夫冤，法司请黥之。帝以妇

为夫诉，职也，不罪。都察院当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减数人死。

真州民十八人谋不轨，戮之，而释其母子当连坐者。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

宁、陶凯辈，后率以罪诛之。亦数宣仁言，不欲纯任刑罚。尝行郊坛，皇太子从，

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取能去风，虽寒不伤也。”尚书开济议法密，

谕之曰：“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

济惭谢。参政杨宪欲重法，帝曰：“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御

史中丞陈宁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太祖曰：“不然。古人

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

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

宁惭而退。又尝谓尚书刘惟谦曰：“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

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盖太祖用重典以惩

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建

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

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

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

诽谤特甚。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

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复申其禁。而陈瑛、吕震、纪纲辈先后用事，专以

刻深固宠。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多无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

千户某灌桐油皮鞭中以决人，刑部当以杖，命并罢其职。法司奏冒支官粮者，命

即戮之，刑部为覆奏。帝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

奏。”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谓金纯、刘观曰：“卿等皆国大臣，如朕处法失

中，须更执奏，朕不难从善也。”因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

“比年法司之滥，朕岂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先帝数切戒之。

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为酷吏而不愧。自今审重囚，卿三人必

往同谳，有冤抑者，虽细故必以闻。”洪熙改元，二月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

谦曰：“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

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

因顾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于是士奇承旨，载帝言于己丑诏书云：

“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五，

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

背等刑，及擅用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除谋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

本身，毋一切用连坐法。告诽谤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该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杀夫之冤，帝

切责刑官，尚书金纯等谢罪，乃已。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为盗，当斩，家

人击登闻鼓诉冤。覆按实不为盗。命释群儿等，而切责都御史刘观。其后每遇奏

囚，色惨然，御膳为废。或以手撤其牍，谓左右曰：“说与刑官少缓之。”一日，

御文华殿与群臣论古肉刑，侍臣对：“汉除肉刑，人遂轻犯法。”帝曰：“此自

由教化，岂关肉刑之有无。舜法有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窜殛。可见当时被

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滥及也。况汉承秦敝，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受伤者必

多矣。”明年，著《帝训》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武进伯朱冕言：“比遣舍人

林宽等送囚百十七人戍边，到者仅五十人，余皆道死。”帝怒，命法司穷治之。

帝宽诏岁下，阅囚屡决遣，有至三千人者。谕刑官曰：“吾虑其瘐死，故宽贷之，

非常制也。”是时，官吏纳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赎杂犯死罪，军民减十之二。诸

边卫十二石，辽东二十石，于例为太轻，然独严赃吏之罚。命文职犯赃者俱依律

科断。由是用法轻，而贪墨之风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诛。都御史夏迪催粮

常州，御史何楚英诬以受金。诸司惧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驿夫愤死。

以帝之宽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英宗以后，仁、宣之政衰。正统初，三杨当国，犹恪守祖法，禁内外诸司锻

炼刑狱。刑部尚书魏源以灾旱上疑狱，请命各巡抚审录。从之。无巡抚者命巡按。

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狱上，通审录之。御史陈祚言：“法司论狱，多违

定律，专务刻深。如户部侍郎吴玺举淫行主事吴軏，宜坐贡举非其人罪，乃加以

奏事有规避律斩。及軏自经死，狱官卒之罪，明有递减科，乃援不应为事理重者，

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范至周，而法司乃抑轻从重至此，非所以广圣朝

之仁厚也。今后有妄援重律者，请以变乱成法罪之。”帝是其言，为申警戒。至

六年，王振始乱政，数辱廷臣，刑章大紊。侍讲刘球条上十事，中言：“天降灾

谴，多感于刑罚之不中。宜一任法司，视其徇私不当者而加以罪。虽有触忤，如

汉犯跸盗环之事，犹当听张释之之执奏而从之。”帝不能用。而球即以是疏触振

怒，死于狱。然诸酷虐事，大率振为之，帝心颇宽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以

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