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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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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荣桓的倡导和带动下，115 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从1941 年5 月26日开始，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校开课，给党校和师直机关干部系统讲授《联共党史》。当时参加听课的肖华，记了3 万多字的记录。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大家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罗荣桓待人诚恳，态度谦虚，对同志和部属充满热情和信任，既像温柔敦厚的兄长，又像诲人不倦的老师。他最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响鼓不用重锤敲”。
在一次会议上，有位支队长和别人吵起来，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摔，搞得全场哗然。
“你要干什么？有话好好讲嘛！”坐在会场上的罗荣桓，语气平静，然而份量很重。那位同志讪讪地把枪收了起来。罗荣桓接着把这位干部的历史，从在江西永新当学徒，到参军、入党，在红军中当连长、营长、代理团长，讲了一遍，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忘记，你是党培养起来的干部，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资本？！”他的批评和风细雨，然而严肃诚恳，句句切中要害，那位支队长低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脸上直冒汗。
有一天，那位支队长又和同级干部闹了别扭，背着驳壳枪，到了罗荣桓的住处。一进门就说：“罗政委，我跟你当警卫员吧！”罗荣桓一下就猜到了他的心思，不动声色地问：
“你知道警卫员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他答不上来。罗荣桓严肃地说：
“警卫员起码的条件是要遵守纪律，这一条你就不够格！”
“我跟着你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回去了。”
“不行，越是象你这样，越需要去好好锻炼。”接着，罗荣桓针对他的毛病，讲了搞好团结和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罗荣桓的批评很严肃，但是那个支队长感到很亲切。后来他成了很有威望的指挥员。 1943 年3 月，他在海上与敌人遭遇，英勇指挥战斗，不幸身中三弹，临终前他对身边的战友说：“我跟陈、罗首长工作了很久，你们把我的尸体抬到师部，让我最后见首长一面，我就安心了。”罗荣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
有一位团长，也是罗荣桓手下的一员猛将。他参加过长征，在攻占天险腊子口战斗中当突击队长。陆房突围时，他率领部队坚守肥猪山阵地，为掩护师部立了大功。一天出早操，团部的通信排长带操，有个通信员因为冻了脚跟不上队，被排长打了耳光。宣传队的同志给部队的小报写了一篇稿子，批评了这种军阀作风，其中有一句“这种军阀作风要不得，应该铲除它。”
通信排长看后以为是要铲除他，满腹委屈地拿着报纸去找这位团长。这位团长也没有细看就发起火来。他在团直属队出操时，把办报的同志狠训了一顿，还说了一些挖苦知识分子的话。这事很快让罗荣桓知道了，他通知这位团长到师部来。罗荣桓拿出那张小报，递给那个团长：“你先念一念。”团长接过报纸，嗑嗑巴巴地念了一遍。罗荣桓一一指出他念错的字，然后严肃地说：
“你自己还没有看明白，就去批评人家，还挖苦知识分子，这要不得！”接着，罗荣桓拿过一本《战士识字课本》，说；“这个课本你过去学过，给你1 个月时间，再从头学一遍。你现在指挥1 个团，将来形势发展了，需要你指挥1 个师、1 个军，没有文化怎么成？”
这位团长听了罗荣桓有理有据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回到团里作了检讨。
1 个月以后，罗荣桓检查了他的文化学习，很有进步。他按照罗政委的要求开始自己起草工作报告。罗荣桓逝世时，这位团长已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
1944 年夏天，山东分局的一位部长骑马来到罗荣桓驻地，门口的哨兵叫他下马，他就是不下，与哨兵吵了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将这位同志请进屋里，为他倒了杯水，诚恳地说：“你是部长，他是哨兵，他执行的是哨兵守则，出入驻地要下马接受检查，没有错，是你的错。你是部长，你看该怎么办？”这位部长想了想，认识到自己不对，说：“我去道歉。”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陪着这位部长出来，目送着他向哨兵赔了礼，牵马出村。
罗荣桓非常重视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师部在抱犊崮时，有个搞联络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住在万春圃的院子里。他叫靳怀刚，21 岁，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两次出任国务总理；他的父亲靳云鹗曾任吴佩孚的副司令、河南省省长。靳家在北平、天津、山东等地有许多工商业、房地产，在原籍邹县也是第一号的大地主。靳怀刚原在北平读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想在家乡发动抗日武装未成，就到延安学习，并且入了党。1938 年跟张经武、黎玉到山东，分配来鲁南工作。他工作很积极，能吃苦耐劳，但是，“从这样一个反动家庭里出来的人能靠得住吗？”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罗荣桓对靳怀刚这个年轻人，非但毫无歧视，而且非常关心。当靳怀刚从罗荣桓门前走过时，罗荣桓常常邀他到屋里坐一坐。开始，靳怀刚觉得罗荣桓很严肃，不免有点紧张和拘束。但是接触几次，他就发觉罗荣植非常平易近人。罗荣桓很少和别人开玩笑，有时却破例地和靳怀刚开个玩笑，叫他“大少爷”或“靳少爷”。他们常常围坐在火盆旁边，椎心置腹，无所不谈。
靳怀刚深有感触地谈到，他那罪恶的家庭，犹如《红楼梦》中的贾府，除了门前那对石头狮子以外，没有干净的。在鲁南，很多人都知道靳怀刚，还有些亲戚给他送礼物。靳怀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包袱。罗荣桓鼓励他，不要把出身不好当做包袱，要把包袱变成动力，鞭策自己更好地为党工作，同时可以利用一些社会关系，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鲁南根据地医药非常缺乏，靳怀刚就给天津的“家”写信，要他们帮个忙。不久，价值4000 多元的药品就送到了115 师卫生部。在罗荣桓的充分信任和热情帮助下，靳怀刚担任了115 师后方政治部主任，负责统战工作。
罗荣桓最善于教育人，首先是因为他善于了解人。他总是尽量抽些时间同干部接触，一有空就到干部中走一走、看一看、谈一谈、听一听。接触多了，了解就多了，许多同志的籍贯、出身、年龄、特长都记得清清楚楚。师教导队队长50 岁生日那天，罗荣桓特意去看望他，表扬他老当益壮，为部队培训了不少人材。老队长深受感动，教导队的同志也很受鼓舞。
青年，是我军的基本成员，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罗荣桓对青年工作一直很重视。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对青年工作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青年的组织是群众性的教育组织。这一点虽在理论上为大家所承认，但在实际执行中，认识还很模糊。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还缺少创造。青年的积极性，要在不断的工作中去充分发掘出来。如果对他们的要求提得太高了，把他们当成理想中的青年，那是不适当的，相反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今天那些繁多的‘模范’要求，可以说成了青年的镣铐。青年的特点，并不在于要求特别地做模范，去超过成年甚至党员。这种要求不是青年自发的真正要求。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应从这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于推动整个部队的工作，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是有很大意义的。”
罗荣桓对青年战士总是循循善诱，从不过于苛刻的要求。师政治部秘书处的小勤务员王汇川，参军时才13 岁，平时很爱唱歌。有一天，他手里干着活，嘴里哼着一支《敬茶歌》：“第一杯茶呀，敬我的妈呀，儿去当兵莫啼哭呀，。。第六杯茶呀，敬我的妻呀。。”他正唱得起劲，李秘书打断他说：
“不要鼻子，胎毛没退，就想老婆。”正当小王满脸通红无言答对时，罗荣桓走过来了。他拉着小王的手说：“你唱给我听听。”他那和蔼的语气，使小王感到温暖，也更感到羞愧。其实，罗荣桓早就知道了歌词的内容，他摇着头说：“这歌是老百姓唱的，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要唱英勇杀敌的雄壮歌曲嘛！你也是在政治部工作的，也要有点政治头脑呢！”罗荣桓亲切的教诲，对小王教育很大。可是，罗荣桓通过这件事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青年战士喜爱唱歌，而过去没有重视这件事，很少组织他们学唱歌。他向部队提出，要广泛开展歌咏活动，组织战士大唱鼓舞革命斗志的歌曲。勤务班的小青年们都组织起来，机关的指导员亲自教大家唱。歌词写在黑板上，学会了唱歌，也学了生字，小青年都很高兴，部队生活更活跃了。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1940 年，师机关发给每人一份羊毛和布，由自己做棉衣。小勤务员王汇川领到羊毛，在河里先用脚踩，又用手揉，洗了半天拿起来一闻，还有很大的腥臭味。他把羊毛摊在石板上晒干，羊毛又成了一块块、一团团的，这怎么絮棉衣呢？小王正在发愁，恰好罗荣桓走过来了。小王当着罗荣桓的面发起牢骚：“也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怪点子，叫人穿羊毛。”
罗荣桓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你说羊毛不好吗？它在我们革命史上立过不少功劳呢。我们长征过草地以后，幸亏陕北红军送来用羊毛絮的棉衣，我们才进了延安。现在鲁南山区人民生活很苦，没有棉花给我们，就是这羊毛，也是他们节省下来支援部队的。”罗荣桓说完，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条，教王汇川抽打起羊毛来。经过一阵抽打，粘在一起的羊毛松软了。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而且一坨一坨地向下坠，穿在身上并不舒服。罗荣桓和大家一样，穿着这种羊毛棉衣，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红军时期在1 军团创刊的《战士报》，抗战以后由115 师继续出版。罗荣桓要求《战士报》努力宣传革命的英雄主义，积极发挥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他经常亲自审改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还自己动手写稿。
油印的《战士报》每期两版，只能登2000 多字。当时有的编辑同志写文章好用倒装句，形容词太多，句子罗嗦，有的一句话长达几十个字，文章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短句子，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解决问题，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保证部队夜间行动的方便，根据地展开了“打狗运动”。起初，群众不太理解。《战士报》上的宣传文章也没能从群众利益出发，说明打狗的必要性。罗荣桓得知后，对报社的同志说；“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能只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者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
老乡们养狗是为了看家。现在根据地里，白天有儿童团站岗放哨，夜里有民兵巡逻。养狗已没多少用处，反而要粮食喂养，又会招来敌人，对老百姓有害，对八路军也不利。八路军打鬼子，是为保护老百姓。狗叫影响部队夜间行军作战，仗打不好，鬼子伪军不消灭，老百姓过不了太平日子。这样宣传打狗，就比较全面，有说服力。”报纸按罗政委的指示改进宣传，各村也召开了动员会，打狗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有一次，印报的纸张没有了，报社没有经费买纸。印刷厂的负责人只好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何敬之。”他们一同骑马到了供给部。罗荣桓对供给部长何敬之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可不要轻视报纸工作，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为了改进报社的印刷设备，罗荣桓听说在湖西教导4 旅那里有1 台铅印机没有用，便亲自交代去教导3 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专程去教导4 旅，组织人员把印刷机从湖西运到滨海的蛟龙汪。
115 师政治部的宣传队，又称战士剧社，也是在红军时期成立的。为了在敌后战争环境中，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罗荣桓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觉悟》。剧社社长失明演老太婆，非常逼真。罗荣桓去看了两三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1941 年“八一”举行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还发了5 元钱的奖金。
中秋时节，罗荣桓邀请经济学家薛暮桥到住处对弈。其实，罗荣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虽然爱下棋，但并不精通。加上眼睛又近视，有时别人开玩笑，偷了他的棋子他也不知道。他从来不在乎输赢，只是把下棋当作联系群众、谈话、消遣的一种方式。这一次，他是想同薛暮桥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下完一盘棋，罗荣桓便开门见山地对薛暮桥说：“中央又来电催你回延安去罗，但是山东的经济工作还需要你呀！这1 年你在山东工作成绩很大， 我就不必多说；只想强调一点，经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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