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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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嘛代表刘三阳为此发表讲话说：“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全国一致抗日的期间，我们也是抗日的。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拿枪去杀日本鬼子，我们也肯于的！因为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有个老佛爷，也还要给他烧香点灯，我们出家人就没良心和血性吗？日本鬼子把火烧到佛祖门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

　　参加筹备工作的黄敬、邓拓支持刘三阳的意见，邓拓说：“和尚喇嘛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有着抗日的一致要求的。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照样可以打日本。

　　这个问题提交给聂荣臻，要他表态。聂荣臻到筹备处专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邓拓同志的发言。是的，在这全民抗战的时候，在这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上，我们应该和各民族紧紧地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应该因为和尚喇嘛们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便把他们摈弃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们应该有坚定的团结。我们不能干涉任何人的宗教信仰，应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我们政府、军队和人民应当加以保护和尊重。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并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也有抗日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取同一待遇，把他们看成同其他的人一样，不可稍存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除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隔阂，我们反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大汉族主义，要各民族一致坚固的团结，起来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筹备处终于统一了意见，一致赞同和尚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军政民代表大会。当和尚喇嘛的代表走进大会会场的时候，与会的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还呼了欢迎的口号。

　　聂荣臻这番掷地有声的谈话，在五台山峦一座座寺院中广为传诵，从来被列为“三教九流下等人”的和尚喇嘛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更有不少年轻的僧人毅然脱去袈裟，穿起戎装，参加抗日队伍，并响亮地喊出“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的口号。

　　五台山寺院在全国憎侣界是很有影响的，延安的新华社还为此发出快讯，说五台山和尚也参加抗敌了，动员的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全国僧侣界引起了震动。据报载，在新四军工作的陈毅，为动员安徽九华山寺院的僧侣起来抗日，还拿着这篇报道宣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他说：“聂荣臻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动员起来了，希望九华山的僧众也照他们的榜样，走出经堂，破除杀戒，用刀枪来保证如来的爱。”

　　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对五台山僧侣的发动，讲述了当年他的一些想法。

　　他说：进入五台山之后，有一点我是非常明确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非常爱国的，和尚喇嘛也不例外，他们也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党的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自然会得到一切爱国僧侣的拥护和爱戴。对五台山和尚喇嘛的态度，对五台寺庙和文物的保护，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策问题，也是在另一条战线上粉碎敌人的阴谋，战而胜之的问题。进入五台山后，我们反复对部队进行了宗教政策的教育。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上避免了失误。

　　毛泽东对聂荣臻在五台山的行动，是很称赞的。他在延安接见即将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时，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接着，他又风趣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这个新鲁智深，同《水浒传》上的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聂荣臻却团结僧侣一道抗日，保护了五台的庙宇。”

　　五台山众僧奋起抗日，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流传的美谈。

　　聂荣臻及其率领的部队，不仅在五台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的文物圣地，也是这样做的。

　　在五台山东北百余公里处，从滦源到易县的大路旁边，有一座清朝的皇陵——西陵。西陵始建于1729　年，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　个皇帝及成群的皇后、王公、公主、妃子。在永灵山陵区内，立有宫殿1000　多间，　石雕100　余座。

　　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率队来到西陵地区。看到八路军武器差，供给困难，当地有人给部队出主意说，要解决部队的生存，可以从地下找宝，开挖西陵，武装八路军，让埋在地下的珍宝为民族的抗战服务。这些人还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易县城，说不定哪天就会占西陵，与其让敌人抢劫，还不如自己趁早动手。有人甚至建议挖雍正墓。因为人们传说，雍正有尸身而无头，头是用金脑袋顶替的，挖出这个金脑袋就是无价之宝。

　　杨成武听到这些议论后，断然谢绝。他说，西陵不光是封建帝王的陵墓，还是劳动人民费尽血汗修建的名胜古迹，八路军绝不做挖陵盗墓的事儿，还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西陵。他向聂司令员汇报此事，聂荣臻当即赞扬他想得对，做得也对。聂荣臻说：“八路军不是孙殿英。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挖了清东陵，这是遗臭万年的事情。我们虽说是为了抗日，也决不能办此类事情。八路军不能做第二个孙殿英，绝对不能！清西陵和五台庙宇都是国家的文物，既不能让敌人破坏，我们也不能损害，要尽最大力量把它们保护好。待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这里浏览，他们会说，多亏八路军的保护，我们才看到了这样好的名胜古迹。”他还同杨成武商讨了保护西陵的措施：一，我军要立即撤出西陵陵区；二，要对部队普遍进行爱护国家文物的教育；三，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协助八路军保护文物，使之免遭敌人破坏。

　　无论是五台，还是西陵，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受到了八路军的保护。现在，凡是到过五台和西陵的人，都会对五台碧瓦红墙的古寺院，对松柏参天的西陵陵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胜利之花遍原野

　　从五台山向东南行，便是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长城岭。长城岭是山西五台和河北阜平的分界地，它是阜平的高山，却又是五台的平地。从长城岭顺山而下，是阜平县的重镇龙泉关。从龙泉关沿崎岖的山路东行，在沙河边上，高入云天的大小太白山之间，有一座山城，这就是阜平县城。阜平东靠曲阳，南接平山。河北乡间流传：“平山不平，阜平不富。”是说平山是一个大山连绵的世界，阜平则是一个穷地方。

　　阜平县第一任抗日县长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张苏。平型关大战胜利结束后，张苏随115　师685　团政治处开赴阜平，参加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一天，该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从县城打来电话，要他立即赶到阜平当县长。

　　他立刻拎上仅有的一只小皮箱，匆忙赶到县城。

　　张苏当了华北敌后根据地第一个县长，做的头一件事，是颁发布告。他的书法造诣很高，找来一张大红纸，按照罗荣桓的指示，用文言写了一个官样告示：奉八路军总司令部电令，委任张苏为阜平县县长。此令，等因奉此。

　　遵于某月某日就职视事。张苏写好之后，盖上他自己的桦木印章，亲自把布告贴在县政府大门口，立即轰动了全城。有文化的人，看字看文，赞赏不已。

　　不识字的人，听到别人议论后，添枝加叶地说：“咱八路军里有能人，把国民党的县长比下去了。”一位国民党时期县政府的老司法科长翘起大拇指说：

　　“贵县长年轻有为，写作俱佳，堪称吾地方父母官也！”

　　不久，聂荣臻和他领导的晋察冀军区进驻阜平城。因为阜平处于冀西山地的腹心地区，西离五台不远，东距冀中平原又近，北靠平面、平北地区，对领导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抗日战争，它是一个适中的地方。聂荣臻回忆说：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我按照党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军事上进行了部署。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选中了五台山，但是，与此同时，也部署了开辟其他地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五台山，不能有宽阔的活动余地。

　　我们把活动的范围扩展到河北，后来选中了阜平这个地方。阜平虽然很穷，但地理位置很好，不久成了我们的落脚点。”

　　张苏对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往阜平很支持。他对聂荣臻说，冀西地形好，群众基础也好，供应部队没问题。军区机关抵达阜平城的时间是1937　年11月18　日下午。这个往昔无人注视的山城，一变而为华北新的政治军事中心，　城镇顿时繁盛起来，商业恢复而且比战前更加发达，充溢着新兴的气象，抗战的歌声在沙河两岸沸腾，新的抗日民主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这里产生起来，扩大出去。从此，聂荣臻便在这个小山城里，运筹帷幄，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也最为辉煌的岁月，在晋察冀这一奇特的战场上，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日史诗。

　　50　年后，聂帅回忆起阜平——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这段历史，当年小山城的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仅记得在那段日子里，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乡亲的音容笑貌，而且记得阜平南街那两棵古老的槐树，沙河的流水和那座建造久远的石桥，那是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中，得暇散步的地方。

　　他始终也没有忘记，就在抵达阜平的那天夜晚，他在阜平的十字街上，买过一碗豆腐脑，吃起来是那样味道鲜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一直患着牙痛病，为此，他还曾到西安拔牙、镶牙。进入阜平、吃上一碗豆腐脑，实在软和可口。于是这碗豆腐脑，便与连天的烽火，晋察冀军民的伟大斗争一起，永不磨灭地留存在这位叱咤风云的著名将帅的心中了。

　　在阜平，聂荣臻还给边区部队起过一个响亮而贴切的名字——子弟兵。

　　土生土长的子弟，保卫家乡，保卫边区，保卫祖国，与生他养他的土地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

　　在聂荣臻的记忆里，珍藏着晋察冀人民的优秀子弟热烈参军的场面：“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晋察冀群众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情。每逢参军动员，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被批准入伍的青年，胸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村村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场面就象过年一样热闹。

　　聂荣臻说：“晋察冀人民认识到子弟兵匝是自己的抗日武装，因而热烈地拥护子弟兵团，支持子弟兵团，同时积极地参加子弟兵团。”

　　子弟兵穿黄绿军装。绿色的千军万马，同晋察冀的青山绿水浑然一色，溶为一体。

　　说起黄绿军装的来历，山城阜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1937　年年底，聂荣臻带领的队伍，从晋东北的五台山，进驻到当时还颇为萧条的阜平城。那时节，旱平城外的大小大自山已盖满皑皑积雪，清清的沙河水早已结成厚冰。

　　八路军将士挺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在街头的石板路上开会，教歌，向群众宣传；在乱石滚滚的沙河滩上投弹，会操，练兵。他们身上穿的却是夏季8　月从陕北出征时匆忙发下的灰布单装，不少人的军衣还残留着平型关炮火烧穿的焦洞。

　　看着子弟兵革薄的军衣和冻裂的双手，还在挥汗演练的情景，山城的父者们心如刀剜。正在筹备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号召：全面动员抗日群众，赶在严冬到来之前，让子弟兵穿上棉衣、棉鞋，戴上棉帽。

　　山区的乡亲们绑紧脚上的“老山鞋”，披着朦胧的夜色，越过日寇占领的平汉铁路，踏上了冀中乡野的田埂小道，从“土布之乡”高阳城肩挑手拎运来一捆捆上布。冀中几个县的老百姓推着吱吱扭扭的独轮车，把平原上盛产的棉花运到阜平城边的场院中。刚成立起来的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派出能干的采购员，化装下了天津卫，在爱国商人和青年学生的协助下，购来了黄、绿多种颜料。一位曾在东北军被服厂做过裁剪的老裁缝闻讯赶到阜平城关，说是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抗日口号召唤下，要用自己的裁剪手艺，为抗日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座小小的军服厂在阜平山拗里诞生了。子弟兵们乐呵呵的，心窝里流淌着一股暖流。

　　聂荣臻审定了军服的式样。他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选定黄绿色做为新军服的色彩。他说，黄色寓意着我们是黄河的子孙，中华民族的脊梁；绿色，则是生命长青的象征——身着黄绿军装的子弟兵，将如同得水的鱼儿一样，在华北的群山、丛林、青纱帐，展开一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殊死斗争。

　　开始配调染布颜料时，新成立的被服厂对土布着色久攻不下，不是着色不匀，就是容易掉色、褪色。

　　正在指挥部队向辽阔敌后挺进的聂荣臻，得知染布失败的消息，他那镇静而娴雅的目光注视在山城父老乡亲的身上，那皂青、褚石、土黄的山里人衣装，那永不褪色的色调，使他得到了启发。他说，穷苦的太行山人民肯定有染布的土办法，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从土生土长的山区人民那里，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他还说，多用土办法，应该成为解决部队被装和其他装备问题的方向。八路军经费困难，要善于就地取材，土法上马。

　　聂荣臻的指示拨开了人们心中的阴影。果然，在阜平南街的大槐树下，几位正在染布的妇女，向前来访问的八路军献出了祖辈相传的染布“土方”：

　　将春季收获的槐花碾碎，调匀，和颜料拌在一起，染出的布不仅色调鲜艳，而且日晒雨淋不褪色。

　　热情的山城妇女还传授了操作技术：“用槐花染布，糟的时间要长一点儿，再把水挤出来，加上白矾和醋，白矾能上色，醋能保色，掺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