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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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建设这一政权，是摆在晋察冀党政军各方面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聂荣臻的想法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诸领域的内容，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有8000　个乡村根据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村选命令，第一次进行了选举。

　　村选的场面热烈而激动。村选时，各村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选举真正的代表”，“选举认真办事，不怕困难的先进分子作村长”，“选举代表群众利益的村长”，“选举坚决抗日的村长”，等等。有的村庄还搭起高高的五彩牌坊，无论男女老少都换上新的衣裳，每一个选民都戴着红花。那红火热闹的场面，就象是赶集上庙一样。

　　由于边区政府和各级抗日政权的工作人员，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没有旧政府官吏那种鱼肉百姓的作风，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边区政府的委员们，和八路军的抗日将士一样，没有薪俸，过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吃的是“救国公粮”。在边区政府成立两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送给边区政府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廉洁政府。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如何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这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同时又要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边区政府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势力的政策，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各级工作人员理解，聂司令员做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聂荣臻说，“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我们的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要伸手向农民要钱。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这么沉重的负担，农民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气，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完成，抗日的热情会长久不衰。边区政府和各界群众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

　　晋察冀边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有过消极的抵抗，但经过宣传教育后，最终还是接受了。边区政府执行的政策比较稳妥，不搞“打土豪”。不管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愿意抗日，就真诚团结，不把他们推到侵略者一边去。

　　不久，边区政府的政策就更趋向完善了，普遍地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这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和消费计算的，消除了过去贫苦农民既出钱又出力的现象。因为公平合理，所以在抗战期间，得以长期持久的坚持，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措施。

　　依照“新中国雏型”或“新中国的模型”来进行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它符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晋察冀边区政权的建设，也为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夜漫漫话抗战

　　长城岭位于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古长城沿着山脊的外坡筑起，在群山突凡的脊骨之上，把晋东北和冀西明显地划分开来。晋东北的群山，在渐渐凸起的高原之上；冀西的峰峦，则排列在凹地之中，云雾迷蒙，就象滚滚翻动的大海。抗日战士行经这里，总愿在关口停下，攀过布满青苔的巨石，拂着身边的流云，站在经过无数争战的墩台上眺望，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就在血液里鼓荡起来。

　　1938　年2　月1　日晨，聂司令员陪同埃文斯·卡尔逊从长城岭下的龙泉关招提寺动身，午后到了台麓寺。

　　聂荣臻穿一身草绿色的军服，马裤，脚上穿着一双草绿色的布底圆口鞋，扣着风纪扣，左胸袋的上端挂着第十八集团军的圆徽章，显得英姿勃勃，格外整洁朴素。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军情报观察员，身穿美军便装，蓝眼睛，长鼻子，满面皱纹，因为人高马大，特别引人注目。他比聂荣臻略大些，40　刚刚出头。

　　聂荣臻陪卡尔逊到台麓寺来，一方面是想满足卡尔逊瞻仰佛教圣地的愿望，一方面，这也是主要的，是想在这个僻静的处所，回答卡尔逊提出的有关八路军抗战的问题。

　　卡尔逊到晋察冀边区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37　年12　月底到1938　年2月，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　天，步行骑马走了2500　里，两次穿过日军封锁线，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卡尔逊面对眼前的一切，既感到震惊，又觉得疑惑。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众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

　　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卡尔逊的问题太多了，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渴望聂荣臻能够回答。

　　在台麓寺的一座偏殿里，聂荣臻和他一直谈了大半夜。聂荣臻用大行山的特产——核桃和红枣，招待了卡尔逊。

　　卡尔逊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夜晚：“寒夜。一钩新月从东方升起，它的光辉洒向大地，给附近的群山抹上一层淡淡的色泽，使入觉得身处缥缈的世界。头顶上是无比清澈的苍穹，闪烁着亲切的繁星，周围一片寂静。如果不是有这些进入梦乡的人，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一座山顶上。夜色何其相似。可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些身着绿色军服的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山下那些穷凶恶极企图强占中国的敌人手里拯救中华。”

　　1917　年，卡尔逊曾随美军一个野战炮团开赴欧洲战场。他告诉聂荣臻，　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们都象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筋，很枯燥。他说八路军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的艺术，一面打仗，还一面考虑许多问题，分析情况，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他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他摊开纸簿，用纸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握起铅笔，请聂荣臻回答他的问题：

　　“将军阁下，这次访问，多次听到你的部下谈起根据地建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还不很清楚，你能不能谈得更详尽一些。”

　　聂荣臻稍稍思索了一下，说：

　　“上尉先生，你在考察中大概已经了解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地区是比较早的一个。如何进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我是按照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注意了波浪式发展的问题。关于波浪式发展，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建立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左’倾冒险。”

　　“你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卡尔逊问。

　　“关键是要得到群众的支持。”聂荣臻回答说，“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不然，划那么一块地方，没有群众的支持，既不能控制，又不能发挥影响，那块地方就成了空头支票。晋察冀军区4　个军分区的成立，就是以发动群众为坚实基础的，各有各的活动区域，简直可以说，是各据一方，而又在军区的统一指挥之下，这就把根据地的姿态摆了出来。建立根据地需要开展艰苦的工作，要执行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聂荣臻又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进一步向卡尔逊解释建立根据地的至关重要性。他说，红军在长征的时候，因为没有根据地，那个苦头是吃够了。这里站不住脚，那里也站不住脚，想停留休整一下，都是非常困难的。部队要进行作战，必须要有根据地作为依靠，否则，后方的勤务，伤员的医治，都没办法安排。所以，要依靠根据地。

　　“这些，就是你在敌后指挥作战的经验？”卡尔逊不时地提问着。

　　聂荣臻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建设根据地，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和经验。特别是波浪式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作过深入研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聂荣臻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早在1931　年他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曾接到过毛泽东就根据地建设问题所写的报告，中央军委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聂荣臻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体会就更深了。他说，尽管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有毛泽东的理论和经验作指导，他对创建敌后根据地是充满信心的。

　　在卡尔逊的军人涯中，从未听说过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问题，感到非常新奇。在这次考察中，他曾有过不少疑惑：日本人占领着周围的大城市，控制着四周的铁路线，而且经常调集重兵来这里“扫荡”，根据地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及时接济。八路军究竟靠着什么力量，能在日军背后建立起一个面积辽阔的战斗区域？现在，他好象是有些懂了“发动群众”，把那些贫穷并且在他看来甚至有些愚昧落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这正是八路军的神奇特异之处。

　　“农民，就是你说的群众，怎么会一下子就组织在一起了？据我所知，农民是缺乏纪律性的，一盘散沙，能够把他们结成一个拳头吗？”卡尔逊说着，伸开五指，然后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的看法与你有所不同。”聂荣臻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发动群众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问题，既要有客观上的条件，更得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的条件，就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谁也不愿做亡国奴；主观上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党在抗战中间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上尉先生，你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任何一个侵略者，要想吞并、奴役甚至灭亡另一个民族，那是极其困难的，也可以说，最终是办不到的。”

　　卡尔逊一边用铅笔在纸簿上记着，一边点了点头。

　　“日本侵略集团就是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和力量。”聂荣臻继续说，“它们以为，只要它一进来，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再把伪军和维持会建立起来，中国人民会规规矩矩听它的奴役。其实，哪有这样的事情！日寇在华北搞了一个王揖堂的汉奸政府，一个德王的蒙疆政府，想利用汉奸来维持它的统治，结果怎么样？只是一个空架子，谁听它的！再说，中国是这样大一个国家，中华民族是这样大一个民族，要想征服它，更是不可能的。除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好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你要老百姓投降你，俯首贴耳地听异国侵略者的奴役，老百姓是死也不肯答应的。有了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我们就不愁在敌后呆不住。因为八路军是积极抗战的，自然也就会得到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拥护和爱戴。上尉先生，你亲眼看到了，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把我们当成主心骨。日本侵略军打到自己的家门来了，老百姓在家里睡觉都睡不安宁。有抗日的八路军在，他们就感到有了依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八路军来了，俺们吃饭也香，睡觉也甜。’”

　　卡尔逊听着，记着，思索着。他很想把这套新奇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军队中，他问得很仔细：

　　“发动群众，主要靠什么形式？”

　　“我们最初采取的是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的办法。”聂荣臻说，“各地成立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及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就是这种组织形式。当然，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反复艰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

　　卡尔逊急切地期望着聂荣臻能告诉他更多的东西。他一个又一个地向聂荣臻提着问题：

　　“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聂荣臻说，“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听得十分认真，一双蓝眼睛一眨不眨。

　　“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聂荣臻继续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一大批公粮，要有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起来，还有敌人经常‘扫荡’的问题，能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