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集注-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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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邪慝矣。”反，复也。经，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兴，兴起于善也。邪慝，如乡原之属是也。世衰道微，大经不正，故人人得为异说以济其私，而邪慝幷起，不可胜正，君子于此，亦复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盖以狂者志大而可与进道，獧者有所不为，而可与有为也。所恶于乡原，而欲痛绝之者，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绝之之术无他焉，亦曰反经而已矣。”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赵氏曰：“五百岁而圣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余也。”尹氏曰：“知，谓知其道也。”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赵氏曰：“莱朱，汤贤臣。”或曰：“即仲虺也，为汤左相。”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贤臣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此所谓闻而知之也。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附录

四书章句附考序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后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为“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书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立志于为圣贤，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闲也。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两闲至精之理，为孔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亦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亦手不释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习帖括。今岁，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之事也。乡使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也夫！

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吴邑吴英伯和氏撰辛未夏，儿志忠学辑四书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于予。此非易事也，得不尽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犹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维何？如大学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为定本；其初本则曰：“慊与不慊，其几甚微。”如此之类是也。犹待辨者维何？如大学圣经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欲其一于善。”论语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得于心而不失也。”如此之类是也。不可不辨者维何？如中庸首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此实非定本，其定本则曰：“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如此之类是也。

所以一为不待辨，一为犹待辨，一为不可不辨，何哉？吾苏坊间所行之本，多从永乐大全本。相习既久，人情每安于所习，而先入者常为主。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凡所习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圣经章“一于善”句、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虽有善本可证，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说，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犹待辨也。“盖人之所以为人”一段，既与所习熟之坊本不合，为见闻所骇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释本又但从定本而无所辨说，而又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骇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试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为定论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全载学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岁所亲定，为绝笔之书，未脱稿者八篇。”则殁后而书始出也。殁而始出，则学庸注岂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是则此段之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决然从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况又下及纳兰氏翻刻西山真氏四书集编亦如是。集编惟学庸为真氏所手定。真氏亲受业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则其手定学庸集编，安有不从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从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格庵赵氏四书纂疏亦如是。赵氏，其父受业于朱子之门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门之源委而作纂疏，又岂有不从最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东发黄氏所着日钞，亦全载学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黄氏亦渊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钞皆其著作，而乃载章句，岂苟然哉？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云峰胡氏四书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无辨说。然以他处有辨者推之，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决之坚矣，而坊本则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缘由，则惟辑释之故：而穷究其源，则自四书附录始也。辑释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录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书注，皆仍明胡氏广永乐大全本。大全只剿袭辑释，学庸尤无增减，虽谓永乐大全即倪氏之书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责焉？故论坊本所从之缘由，不谓大全而谓辑释也。倪氏之师，定宇陈氏栎也。陈氏着四书发明，惟主祝氏附录而已。倪氏惟师是从，亦惟主附录而已。故穷究坊本所从之源，则惟在祝氏之附录也。诸儒或多从祝氏者，只以其父讳穆，字和父，为朱子母党，尝受业于朱子。然迹和父所着方舆胜览一书，则其人近于风华淹雅，未必内专性学者。今祝氏四书附录虽未见其全书，而即辑释所载引诸说以观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为四书信道之矣。四书通曰：“如为政章祝本作‘有得于心’，则于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见也。”通之说有如此，仍倪氏后生不能择善以从，而因阿其师以及祝氏。至颠倒是非，即朱子口讲指画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无识欤？而祝本之为非定本可以决然矣。然犹可委者，曰“源略远，派亦分矣”；乃祝本之为非定本，更有即出于朱子后嗣之人之言为祝氏微辨者，即出于信从祝氏之人自呈破绽者。倪氏辑释引陈氏四书发明之言曰：“文公适孙鉴书祝氏附录本卷端云：‘四书元本，则以鉴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按此语：曰“元”，宗之也；曰“则以”、曰“所”、曰“者”，别有指之辞也；曰“得”，则已失也。子明题祝本也如是，则是明明谓祝本与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谓祝本非刊之兴国之本矣，明明谓祝本非绝笔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犹自失之而觅得之，况祝氏何从得乎？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辞其意则显然也，而祝氏不达。陈氏信祝本而载之于发明，而倪氏又述之于辑释，皆引之以为祝本重，亦未达也。又何其并皆出于卤莽耶？而祝本之为非定本更可以决然矣。祝本如此，则其相传以至于辑释，亦如此矣；辑释如此，则其脱胎于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则从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总之不知朱子改笔之所以然尔。

今取此段而细绎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窥见者。“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二句，浑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二句，不复分贴，以首节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从性命而来，性命从天而来。“修道之谓教”，即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为性”者，以经义系于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系于明性也。“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三句，一气追出“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二句来，方纔略顿，使下文“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二句，直腾而上接也。“本于天而备于我”，与此章总注“本原出于天，实体备于己”恰相针对，虽总注多“不可易”、“不可离”两层，然“不可易”即“出于天”足言之耳，“不可离”即“备于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即此“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离”之意。性、道、教无一非不可易，无一非不可离也。次节经文，特从首节三句中所蕴含之意抽出而显言之，使首次二节筋络相联耳。“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为此节经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处，正得子思吃紧启发后学心胸之旨。此节注要义在此，故下文“子思于此首发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学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乃是勉励之辞。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己之有性”云云，尚觉粗浅而未及精深，况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虽似整齐，而仍于第一句遗“命”字，于第三句遗“道”字，文亦未能尽依。董子所谓“道之大原”云云，为知言则可矣；若引来证中庸此节，则为偏重“本于天”意，而未及“备于我”意，则是仍未免遗却亲切一边意矣。定本与未定本相较，虽皆朱子之笔，而尽善与未尽善县殊。朱子岂徒为好劳？岂乐人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辑释反为引陈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尽，至定本则尽发无余蕴。”是粗浅则得解而以为尽发，精深则不得解而以为含蓄，似为无学。又引史氏之言曰：“‘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不过称赞子思勉励学者之言，不复有所发明于经。”是以钩深致远之言，仅视为称赞而勉励，似为无见。又引陈氏之言曰：“‘知己有性’六句，义理贯通，造语莹洁，‘所以为人’三句，未见贯通之妙。至‘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其义方始贯耳。”是讨寻章句而仅乃用其批评帖括之笔，似为无知。此所以缪从祝本，而致令圣经贤传传授心法之文，大儒毕生尽心力而为之以成其至粹者，千百阙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

“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本‘必自慊’，后改作‘一于善’。朱子尝曰：‘只是一个心，便是诚；纔有两，便自欺。’愚谓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阳一而阴二也。一则诚，二则不诚。改‘一于善’，旨哉！”通之说如此，则“一于善”为定本无疑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为善以去恶之义，而此节后言致知先言诚意，不比下节及第六章皆承致知来也。“一于”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与第六章注“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恰相针对也。若作“必自慊”，则终不如“一于善”之显豁而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