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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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公平竞争。划下道儿来吧。”
　　“划下什么道儿来？”
　　“文比还是武比？什么条件？多长时间？让我跟老易过过招。”
　　“你不要这么固执和胡闹好不好？”
　　“你要我就这样放手？我怎么会甘心？”
　　“唉，我就知道会这样。算了算了，不说了，睡吧。”
　　“我不困。要睡你自己睡。”
　　接下来玲姐只好也坐起来，陪着我说话。说不得，我只好继续吓一吓她，告诉她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具体要怎样，我没有说，让她自己去想。她眼睛转了转，好像是有点给吓着了。她答应再想一想，暂时不跟老易结婚。接着要求我不得在外人面前胡闹，继续当她的“表弟”。我忙不迭地答应了。在那一刻，我觉得只要她暂时不跟老易结婚，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只要争取了时间，就不怕不发生变数。我知道她这一招使的很可能是缓兵之计，虽不是我想要的最好结果，但也算是颇有收获了。
　　她关掉灯，再次拉我躺下来。我乖乖地躺下来了。
第八部分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玲姐的交往可以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她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也许，她觉得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需要拿出耐心和时间来等待变数。我也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她答应我暂缓跟老易结婚（原定春节），但真正怎么样我要等到春节才知道。况且在此之前的折腾，我消耗也不小，也需要休息一下。
　　一些零星的温存和冷漠分布在漫长的平淡里。我努力用工作来对付平淡。那些工作本来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需要做了，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加我的筹码，还可以转移我的焦虑。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能一刻不停地在这座城市里跑来跑去。但只要有空，我还是会去玲姐那里看看她。我觉得应该保持小规模的浪漫攻势。有时候我会为她写一首小诗，或一首歌词，或几句话，就写在卫生纸上，她的记帐簿上，她常读的电视报上。有一个傍晚，我还把折叠餐桌搬到了阳台上，铺上一张新桌布，拿出葡萄酒和两只水晶玻璃杯，点上了蜡烛。然后我坐在烛光里等着她。外面下起了雪，雪片轻轻扑打着包封阳台的玻璃，像在轻柔地絮语。
　　整个冬天我都很忙。随着互联网投资持续升温，钞票跟雪片一起落进了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我得时刻准备着出门抓几把。公司里多数销售员都不是通信专业出身，对通信系统产品的了解，往往不及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起来困难比较大。看见我和几个专业出身的同事连连得手，有些人就去销售部经理那里吵闹。经理只好决定，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必须一个专业的和一个非专业的组合在一起。我挑的搭档是粘糊小妹。
　　再次见到粘糊小妹的时候，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巾。走进了有暖气的办公室，她也不把围巾取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为和阿伍的事吞过两次玻璃，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把她的喉管切开，她的颈子那儿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知道这些后，我每次看见暗红色的围巾都不舒服，像看见了凝固的血一样。粘糊小妹自杀未遂的事件给我震动不小，让我面对许可佳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我既想把话说清楚，又不想伤着她，结果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主题。
　　这年冬天，我跟许可佳不时见一见面，去各种时尚的餐厅里吃一吃饭。有时候我很不愿意相见，面对她，我心理压力很大。她在那种特定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门前，像一个火堆出现在一只快要冻僵的动物面前。我生病期间虽然没有跟她怎么样，也没有明确关系，但我不能不承认我跟她已经有了历史遗留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见面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可一旦见了面，我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她平和地接受我的想法。常常是她问几句，我答几句。我不忍对她太冷，太狠，我深知太冷太狠她受起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她因为我而留下身体创伤或心理创伤了，我觉得那真是一桩罪过。
　　有时候许可佳会来我的住处看看我，不过没再在我这里过夜。上次我生病的时候，她在我这里住过两个晚上，她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像要杀了她一样。她父亲还为此跟她母亲吵过一架，两个上了年纪的人都在客厅里蹦蹦跳跳的，据说最后是她母亲赢了。许可佳告诉我：“我妈说，想住在外面尽管住，只要我结婚的时候还守身如玉，家里就多我送一万美金。”接着，她转了转眼珠，告诉我最近她天天思想斗争，盘算着这笔买卖值不值得。虽然我对她母亲顿生敬意，但许可佳的话仍然让我心惊肉跳的。她不用亲密行为紧逼我的时候，我觉得她可以算是一个很令人温暖舒服的朋友，可要是哪天万一不小心，让许可佳在我的床上完成了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我不跟她结婚我简直就要从人变成不是人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不小心是很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坐在床上吹一只避孕套（她说是她妈妈从医院里拿回来送给她的），吹成一只气球扎起来，然后一次次抛向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我差点希望自己不是人。有个声音对我说，可以做点什么，跟这个女孩一起做点什么不正是玲姐希望的吗？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太卑劣了。又是几分钟后，我对这种道德的自戕失去了兴趣，因为道德的自戕太容易了，也太脆弱了。幸好那只吹鼓的避孕套及时爆掉了。
　　打这以后，我尽量不让许可佳上我的住处来考验我的意志，虽然每次拒绝都不是很坚决，但也够生硬的。一想到我生病的时候她来照顾我，我就没法子做到很坚决。坚决果断不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希望时间能帮我慢慢把关系转化为一般朋友，帮许可佳慢慢明白我的心意。这看起来也像是缓兵之计。可比拖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人身上那股快刀斩乱麻的狠劲和利索劲。
　　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看书，许可佳突然笑嘻嘻的爬上了床。她抱着我，说要跟我好好谈一谈。看样子她是有备而来，我心里跳了一下。我马上联想到我跟玲姐那天晚上交手的情景：壁灯的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四周一片幽暗，让那张大床看起来很像舞台，也很像技击场。
　　很久以后我知道她这一天果然是有备而来，她身上又揣着避孕工具。这次她想把跟我的事明确敲定，不想再不清不楚地拖下去了。
　　我挣脱许可佳，跳下了床，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我不能在床上跟许可佳谈她要谈的事情。那次我在床上跟玲姐交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我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如果换一个交手的地点，如果不是在那张床上。有一本古籍上记载了一种说法：床，天生就是女人占优势的地方。床是女人的庇护所，是女人忠实可靠的同谋。男人要站着说话才有力量。至少得坐起来。躺在床上跟女人交手，男人十有八九得丢盔卸甲。
　　看见我坐到沙发上去了，许可佳噘着嘴溜下了床。她叉着腰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不知道她跟什么人聊起了天，聊着聊着她的眼睛就红了。后来她把上网电缆拉到了洗手间里。她坐在马桶上，抱着笔记本电脑，边哭边聊。我在洗手间门口转了转，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听见她鼻子里发出的抽泣声，我有点心烦意乱。我走到楼下的雪地里转了好几圈，第二天出去跑业务的时候，鼻子里不时流出一点清亮的鼻涕。
　　有时候我很想请教一下粘糊小妹，我该怎样做才不会引起许可佳的激烈反应，可一看见粘糊小妹那副憔悴的样子，又觉得自己这么问太过份了。后来，我感觉粘糊小妹苍白的脸色和暗红色的围巾太影响我跟客户谈判的情绪，隔几天我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一下。粘糊小妹也很乐意，反正我每做成一单，财务部都会自动分成给她。
　　这年冬天，我一连做了十几单。有时候走在街上，望着漫天飘飞的雪片，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喜欢北京的冬天了。我本来就觉得北京的冬天比南方小城的冬天好过。赚了点小钱后，我一高兴，就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来北京过春节。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一高兴，就提前两个星期来了。没来几天，他们就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几乎没人扶过的楼梯扶手也擦得干干净净的。
　　望着父母在一起做家务活，有说有笑的，我心里很宽慰。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和睦相处过。离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像离婚以前一样不停地吵架。现在，父亲心中的烈火似乎已经熄灭了，母亲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要强了。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两位老人似乎到了晚年才发现了平淡生活的价值，有重归于好的趋势。一天晚上，我跟父亲睡一间房子，问他有没有可能跟母亲复婚。父亲很有点不好意思一样，把头扭向一边，说他没意见，就是不知道母亲的想法怎么样，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我马上走进母亲住的屋子，告诉她父亲想跟她复婚。母亲的眼睛像少女一样亮了一下，接着呸了一声，让我不要瞎操心，“你把你自己的事操心好就行了。”接着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我告诉她要想在北京成家，得先挣够成家的本钱。母亲点点头，开始抱怨北京的房价和菜价，接着抱怨我父亲不中用。她说他要是早点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挣下一百万什么的，我在北京的亲事也会好办得多。听她这么说，我赶紧打岔扯别的，然后赶紧收住话头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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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的一个下午，许可佳突然来了。
　　上午，她打电话约过我，我告诉她这几天有事，当时她没说什么，没想到下午她就突然敲门了。我向父母介绍了许可佳，只报了她的名字。许可佳似乎毫不在意我这么简陋地介绍她，她拉起我母亲的手就聊开了，很快又拉起我母亲的手逛街去了。我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把我母亲哄得那么高兴的，这天母亲给她买了两件衣服，还把祖传的一对耳环从耳朵上取下来一只，送给了她。另一只，逛街回来后母亲悄悄给了我，要我在结婚的时候再送给许可佳。母亲笑着对我说：“这姑娘乖，说话像电视里的人儿一样。”我有点给吓着了，说：“你不要乱来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母亲问：“你生病的那几天，是不是她住在这里照顾你？”我说是，不过不是我要她来的。母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
　　送许可佳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许可佳的耳朵上晃荡着我母亲送的那只耳环。那是一只镶有祖母绿宝石的耳环，是我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虽然不算名贵，但意义非同寻常。我很想要回来。我陪许可佳走出了小区，一直没想好怎么开口。听着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点一点变冷变硬了。走到了大街上，我有了主意。
　　我对许可佳说，耳环有点问题，我母亲忘了告诉她，套宝石的箍子不牢实，得修一修。
　　许可佳站住了，说：“是吗？”她取下耳环，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看了看，“挺牢实的呀。”
　　我说：“看着牢实，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上次宝石掉下来，我母亲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许可佳说：“那我拿去换个箍子好了。”
　　我说：“最好是换个箍子。不过也可能是我母亲的那一只有问题。反正一只换了，另一只也得换。两只得弄成一样的。”
　　许可佳笑了，说：“没事，哪天我都拿去换好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对她说：“你给我，还是我明天去修吧。”
　　许可佳说：“看你不放心的，好像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一样。”
　　她笑着把耳环放在了我手心里。放下前，还往上提了一下，才放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２２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