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毛 泽 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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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主席这些批语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水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这年10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l1月16口，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1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作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渭‘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