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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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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胛傻墓倮簦缃窨吹降娜词且恍┲焊咂锇押颖笔勘游德驳幕栌菇旧莸娜宋铩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今属江苏)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


  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藩镇割据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第四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就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历史终于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45 永贞革新





昙花一现的改革,终究付诸东流


  唐王朝在经历了唐太宗贞观时期、武则天时期后,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政治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繁荣,也就达到了顶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灭亡,从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治一统,被藩镇割据所取代,赫赫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这两个恶疾附着在唐王朝身上,难以根除。总的说来,唐中期以后的皇帝多是庸人,虽然有个别皇帝曾在一些朝臣的帮助下,试图清除这两个毒瘤,但终于由于根深蒂固,难以奏效。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就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


  宦官是专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被作为皇帝的家奴,服务于皇宫中。宦官作为一个集团,其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多数是来源于社会下层,由于肉体被残害,所以心理上也常常是畸形的。众多的宦官集中在宫内,很容易结成集团。唐朝前期,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到唐玄宗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到3000人,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尤其被重用,玄宗还委派宦官任监军,到藩国出使。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当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所以更加信任宦官,任用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才能实行。到唐德宗时期,他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便依靠宦官。德宗设护军中尉2人,中护军2人,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以后,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从唐代宗时开始,还以宦官2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传宣诏旨,权力很大。


  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的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选任,宦官势力日渐膨胀。


  皇帝和朝臣都要受到宦官的支配,因而非常不满。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唐代宗为了敢得暂时的安定,把仍有较大实力的安史部将任命为节度使,同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给以节度使的称号,到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节度使数量已相当多。这些节度使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大的占有十余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自己任命官员,掌握本地赋税收入,父死子继,或者由部将拥立,完全独立于唐朝的政治体系之外。平时互相攻战,强大时就向唐王室发难,威胁唐王朝的安全。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这就是唐顺宗。他在东宫20年,比较关心朝政,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唐顺宗即位时已得了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王伾,杭州人,一个是棋待诏,一个是侍书待诏,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他们常与顺宗谈论唐朝的弊政,深得顺宗的信任。在顺宗即位后,他们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王叔文、王伾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兼盐铁副使,推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共同筹划改革事谊。


  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罢宫市、五坊使。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卖炭翁》诗就是对宫市的控诉。早在顺宗做太子时,就想对德宗建议取消宫市,当时王叔文害怕德宗怀疑太子收买人心,而危及太子的地位,所以劝阻了顺宗。永贞年间,宫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五坊使也被取消。这二项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悦。


  第二,取消进奉。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50万缗,少也不下30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革新派上台后,通过唐顺宗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


  第三,打击贪官。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的转运盐铁使之职。京兆尹李实,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罢去其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百姓非常高兴,市里欢呼。


  第四,打击宦官势力。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这些都是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革新派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在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这个重要步骤未能实现。


  第五,抑制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刘辟,刘辟狼狈逃走。


  此外,王叔文等还放出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百人还家,与家人团聚。


  从这些改革措施看,革新派对当时的弊政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但同时,革新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当时最强大、最顽固的宦官势力和藩镇武装的,所以革新派面对的阻力很大。


  因为实力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而革新派则是一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皇帝,而皇帝基本上又是在宦官们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宦官们随时都可以把改革派一网打尽。


  早在永贞元年三月,宦官俱文珍等人就一手操办,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


  七月,俱文珍又伪造敕书,罢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王伾竭力争论,才允许王叔文三、五日到一次翰林院。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归家守丧,王伾孤立无援。这时王伾请求宦官起用王叔文为相,统领北军,继而又请起用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但都未得允许。革新派人士已感到人人自危。这一天,王伾又两次上疏,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知道大事已去。当天夜间,王伾得中风病,第二天回到自己的府第。


  同时,韦皋上表请求由皇太子监国,又给皇太子上书请求驱逐王叔文等人,荆南节度使裴均、严绶等也相继上表。于是,俱文珍等以顺宗的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政事。八月,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位,即唐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


  到第二年,顺宗也被宦官害死。


  在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而像杜黄裳、袁滋、郑絪等依附于宦官的官僚纷纷得到重用。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第二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6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


  因此,这次革新运动也叫“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


  永贞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表面化了。


 


 



























46 会昌灭佛





教派斗争在党争的淤涡中浮沉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


  “会昌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隋炀帝时,命僧人法果在洛阳缩写佛经经目。所以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朝统治者虽也有几次抑制佛教的活动;但总的说来还是提倡的。


  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


  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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