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秋-第1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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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人既然承认自己是中华，那么他所在的地方，东北，大漠，自然也是中华的一部分，中国的固有领土，也是这么来的，这与俄国的套路完全不同。

　　　　中华自古就是靠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来影响周边蛮夷，而影响辽的正是许多人眼中的弱宋。

　　　　宋这样一个朝代，为何能存在三百多年？崖山之时，为何有十万军民，愿意为这个朝代殉葬，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向往汉唐，但“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是否是百姓想要的生活呢？

　　　　蒙元灭宋，用了四十多年，灭同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用了多久，现代成为主流文明的西方人，同样干不过蒙古人，宋的灭亡，不是因为宋的落后，而是因为宋更为先进。

　　　　历史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看历史会发现，在近代是落后就要挨打，但在火器和粮食产量提升之前，确实谁先进谁挨打。

　　　　有人说，宋的版图小，满清的版图大，我觉得他多少占了一点时代的便宜，他正处于一个游牧民族生产力提高，丧失战争**的年代。

　　　　这时不仅是东方，西方的游牧也一起不行了。

　　　　中华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北统南，大体而言是因为南方的生存条件更好，人们没有战争的**，战争成本高，而北方相对而言，战争成本低，战争**更为强烈。

　　　　王介之听到这里点点头，“君臣之争，在赵宋时，确实得到了解决，蒙元灭宋之后，蛮夷之邦，无法理解宋制的精髓，改中书省集权，设左右丞相，等于又回到了隋唐之前，结果蒙元入主中原百年，权臣辈出，除了开始的元世祖和逃入漠北的顺帝在位时间长一点，各坐了三十多年江山之外，蒙元中间短短三十多年，却历经十帝，基本都是被权臣所杀，平均三年一换，可谓混乱不堪。”

　　　　王夫之也说道：“蒙元之祸，对我大汉而言，确实是一场灾难，使我中华道统中断百年。太祖皇帝逐蒙元出中原，虽号称继承宋制，但实际上百年隔绝，宋制如何，已经很难效仿，大明实际上是承接元制，所以太祖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此后太祖集权于一身，整个中华制度，其实走向了歧途，不过后来设置内阁，又转了回来。士衡是想，恢复宋制吗？”

　　　　王介之眼前一亮，“有宋一朝，被杀的一品大员，只有张邦昌，岳飞两人，而岳飞还是武将。若复宋制，君臣制衡，我王氏一族或许能昌盛百年。”

　　　　王彦摇摇头道：“历史向前发展，彦虽崇尚宋制，但宋毕竟灭亡了，既然宋亡了，那就说明宋制也有很大的缺陷。这就是我要说的中央与地方，朝廷与武将的关系了。”

　　　　（感谢悦冻窝芯，凭栏的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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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9章存孔孟斥儒术灭理教

　　　　明朝走到现在，肯定需要改变，但治国如治病，必须先明病理，查其究竟，才能对症下药。

　　　　明朝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与太祖皇帝最初的国策分不开，宗室人口的问题，阉竖的问题，商业的问题，以及皇帝与士绅阶层对立的问题等等。

　　　　当一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那其他各种问题就会跟着出现，皇帝集权，官僚内部间的制衡，转化为皇帝与文官的对抗，皇帝为了引援，只好拉入太监，这是一条逻辑线，形成明朝独有的政治特色。

　　　　王彦这时继续说道：“宋朝在君臣制衡方面已经接近完善，但其在军事上，强干弱枝，对武将的压制，也造成了宋朝的败亡。彦的想法是借鉴宋制的君臣制衡之道，改革大明的内阁制度，并且适当提升武将的地位。将大明改造成富比赵宋，强比汉唐，传承万世的大帝国。”

　　　　“赵宋君臣共治，大臣与君上亦师亦友，确实令人向往。”王朝聘开口道：“前些天我查看史书，见宋代侯延庆的《退斋笔录》上有记载，宋神宗时，打算将一名犯罪的转运使处死，宰相却反对，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良久后说：“可与刺面，发配远恶处。”门下侍郎惇又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理由反对，最后神宗只得作罢，皇帝感叹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大臣们则称，“如此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若我大明朝君臣之间，能够如此，那就是我士人之福，我王氏之幸。”

　　　　王夫之看着王彦却提醒道：“君臣之争，延续千年，如今体制，乃皇权独尊，士衡想要制衡皇权，进行改革，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到时不仅是皇帝，还有大批理学士人也会出来反对，但凡革新，都需要有思想，理念来吸引同道之人，士衡的革新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是推动一切的源头，自礼崩乐坏以来，春秋之际，百家争鸣，那是中华民族思想最为辉煌的年代。

　　　　无数先辈，为了整个文明的出路，并发出无数思想的光辉，但大体而言，春秋之时，还是儒、法、墨、道四家争雄。

　　　　彼时儒家思想，讲仁者爱人，民贵君轻，让国君施行仁政，孔圣人也说他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可见儒家思想在列国纷争的春秋并不受待见。

　　　　墨家思想主张“上贤”，“兼爱非攻”，可以说代表社会底层的墨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不受统治者待见的思想，“上贤”的意思是让有才能的人来做官，恨不得国君都由大家一起推举，这与今天的民'主选举有点像，“兼爱非攻”则是大家之间要有大爱，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

　　　　这样的思想，虽最符合普通民众的利益，但显然最受统治者厌恶，在历朝历代都要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说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在春秋战国时代，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有为，你无为就得被有为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兼并，诸侯们希望的是五霸那样的有为。

　　　　百年演进，儒法道墨，最终以秦行法家，一扫**，而结束了天下的纷争，看似法家成为了四家纷争的赢家。

　　　　秦以法家得天下，但却也因法家二世而亡，只得一说的是，法家的以法“制”国，以法“制”民，与今天的强调的法治完全不同，现在是“治”，秦法是“制”，是要制你。

　　　　秦的灭亡，证实了光靠法家，无法统治天下，所以汉初选择了道家，无为而治，使天下修养生息，随有文景之治。

　　　　此时天下修养生息数十载，地方已经恢复过来，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事实正明道家也不能维持一个国家的长期运转。

　　　　随着天下经济民生恢复过来，地方的实力逐渐强大，如果中央政府接着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态度，地方上的诸侯藩王们就要开始有所作为了。

　　　　七国之乱，使道家也与法家一样失败。

　　　　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该选择什么样的思想，除去根本不被统治者考虑的墨家之外，就只剩下儒家还为登上历史的舞台。

　　　　这时一个名叫董仲舒的男人出现了，向汉武帝提出被他改进过的儒家思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君权神授，来迎合统治者，随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

　　　　此时儒法道墨四家之争，虽然以儒家的获胜而告终，但此儒以非彼儒，等发展到宋明时期，儒家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等思想，都被压制。

　　　　从春秋战国，到董仲舒分流，再到南宋朱熹，儒家思想，也从一门学说，变成一种统治技术，最后成了一门宗教，其过程就是儒家—儒术—儒教。

　　　　王彦听了王夫之的问题，心里一阵沉思，半响之后，才站起身来，毅然道：“正本清源，存孔孟，斥儒术，灭理教，仁者爱人。”

　　　　王彦的话语，王夫之并不吃惊，他本人也是反对理学的先锋之一，此外浙东黄宗羲也有“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等等言语。

　　　　“士衡是要复兴古儒，以春秋儒家的思想，来限制皇权吗？”王夫之微笑道。

　　　　王彦点点头，“我是有这种想法，但自古改革，时间漫长，反复极大，而要复兴古儒，传播思想，就更是难上加难。眼下我还是以抗清为第一要务，传播思想，进行改革，只能先慢慢布局。”

　　　　王朝聘听了这么久，已经完全明白，“打击理学之事，并不简单。自王守仁创立心学以来，我王门子弟，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派，先后与理学抗衡，等到泰州学派的李贽，自刎死于狱中之后，我心学更是日渐势危矣。如今阳明心学已经有百年有余，而我江右王门的心学却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可见理学的根深蒂固。”

　　　　王夫之点点头道：“父亲说的不错，理学有朝廷支持，其他学说很难发展，士衡现在就开始布局，是十分必要的。现在有士衡在朝中，想要传播新学说，要比之前心学的传播容易许多，士衡打算先从哪里开始呢？”

　　　　王彦坐下，看着王介之道：“我之前写信给兄长，其实就是想让兄长过来国子监教授心学。我王氏家学师承江右王门，乃心学一支，而心学出自孟子，符合我复兴古儒之意。如今朝廷官员缺额严重，国子监的监生肯定会受到朝廷重用，如果他们都受到心学和古儒的影响，对于今后的改革，必然大有易处。”

　　　　（这两章比较费神，第三章肯定赶不出来，又要食言，只有明天再更了，感谢滋野三郎的打赏，锦衣卫同知的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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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0章连接江南

　　　　儒学发展到宋之后，理学开始盛行，等到明朝时推行八股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读书人成了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而士大夫阶层也多成了道貌岸然的理学卫士，使的整个社会受到压制。

　　　　明代工商业发展之后，兴起的新兴阶层，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打破理学的禁锢，心学诞生之后，被给予厚望，心学七派之一的泰州李贽，u000b便扛起对抗理学的大旗，批判重农抑商，赞扬商贾的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不过这虽然符合明代商业发展的要求，但也使得士绅重利轻义，给社会思想造成混乱，被温和派批判，觉得他太过激进。

　　　　眼下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弘光朝只剩下五百万两，现在就更不值一提，这与偏安一隅的南宋岁入一亿，平均也有六千万，简直无法比较。

　　　　任何一个改革，都至少需要一个阶层的支持，要么是百姓支持，要么是皇帝支持，要么是士绅支持，王彦要解决财政问题，看准的自然是新兴的商人阶层，以及与商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大家族，大官绅的支持。

　　　　中国在先秦时代，商人的地位，其实并不低，儒家在这个时候，并不压低商人的地位，孔子有“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主张，七十二贤之中的子贡，就是善于经商之人。

　　　　商人地位真正被压到最低，是在理学盛行之后，“存天理，灭人欲。”，在理学家看来追逐财富的商人，显然是人欲表现，所以商人被压制。

　　　　王彦不是书呆子，他要复兴古儒，并不是要全盘照搬春秋儒家的思想，任何时代都有其特殊性，他要做的是从古儒的思想中提取有利于他对抗理学的部分，打破理学的精神禁锢，以推商业的发展，改革明朝的财政。

　　　　西方人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之中，寻找到了人文主义的光辉，冲破了宗教的精神禁锢，掀起了伟大的文艺复兴。

　　　　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辉煌的年代，自然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去复兴。

　　　　王氏家族的子弟，基本都是心学门人，心学从诞生起，就肩负着与理学分庭抗礼的重任，王介之自然不会拒绝。

　　　　王彦见他点点头，于是高兴道：“既然兄长应下，那彦会推荐兄长担任司业之职。”

　　　　明朝二百七十多年来，开科八十九次，共录取进士两万四千多人，平均每科二百七十人以上，也就是说，近三十年内，只有不到三十千人的进士。

　　　　考虑到中进士的年纪，以及古人的寿命，近三十年来，能够补充进入官场的人，并且活到现在的人，肯定还要少于三千。

　　　　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的官职，如果在以前，王介之以举人功名，自然不能胜任，但现在朝廷的官员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举人也成为了朝廷倚重的人才。

　　　　近三十年来，朝廷只录取三千人不到的进士，但甲申国变，南京失陷，杭州失陷，福州失陷，每一次损失的官员，都是以百来计。

　　　　现在朝廷迁入广州，之所以立马开恩科，也是因为官员的储备基本耗尽了，国家已经开始缺少大量的人才，必须马上补充，才能使中央正常运转。

　　　　王彦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急于掌控国子监。

　　　　这时他又看向王夫之道：“兄长之前在湖广以及赣南的功绩，我和万督师都有奏本上去，左阁老与我商议之后，吏部给出了两个官职，一个是国子监忌酒，一个是市舶司提举。我的意思是选国子监忌酒，但具体做什么选择，还是要看兄长的意思。”

　　　　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官职虽然高，但是个清闲之职，不过却有利于培植党羽，而市舶司提举虽然是从五品，但权力极大，掌控朝廷财政的命脉。

　　　　王夫之明白王彦的意思，他知道王彦想让他出任国子监祭酒，这样他与王介之配合，国子监等于就是王氏的天下，培养出来的太学弟子，就都是受到王彦思想影响的王门之人。

　　　　如此将人脉建立起来，近期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当王彦稳定时局，进行全面革新之时，那就是一股决定性的力量。

　　　　王夫之明白王彦的意思，但他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古代官场上有规定，被下放到地方做官的官员，第一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坐官，第二父子、兄弟同为地方官时，须要隔开三百里。

　　　　现代人总是小看古人的智慧，但古人在制衡之道上，其实一点不输于现代，这些好的东西学起来，也不会出现一些老子局长，老婆副局长，儿子科员的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