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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匪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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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个托关系，那托谁呢。我爷爷想了想说，只有找原地委书记马大林。我一下想起来了：“就是三反五反时，既害我爸爸又拉我爸爸的那个人？”
“对，就是他。听说他已中风瘫痪在床。其实他比我小多了。”
“老天爷惩罚他。”我愤愤地诅咒着。
“别这么说，快死的人了。”爷爷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怜悯。
爷爷毕竟年纪大了，最后决定由我一人去潍坊。祈安哥将他刚买的桑塔纳拨给我专用。我带着我爷爷的一幅字和我写的一部长篇，急匆匆赶往潍坊。在地委大院的宿舍里，我找到了马大林书记的家。唉，这是怎样的一个老人呀，用风烛残年、行将就木、气息奄奄来形容都不够恰当。我只能这么说，对他原有的“害父之恨”，在见到他后竟荡然无存！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位老人骨瘦如柴，双目呆滞，两腮塌陷，颧骨高突，眼看就……
听完他夫人的介绍，他顿时激动起来，嘴里发出着哇哇的声响，两行浊泪夺眶而出。我无法控制自己，急忙上前，紧紧握住了这位老人如柴的双手。在这一瞬间，长达30多年的恩恩怨怨顿时化为乌有。
还好，现任公安处政委是他的老部下，他答应尽全力。他当即示意夫人给公安处打电话，找到那位政委，把意思一说，政委十分痛快，表示马上就到家里来。
总算顺利，8月26日，我爷爷的申请被上报省公安厅，在整个潍坊地区，算是最快的。
这时，距九月底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根据以往的经验，紧研究慢研究，没有两三个月是下不来的。而且，我听说，省里申请的人更多，有的已经一年多了。
这可怎么办？只好走后门，到处托人，但我这样的小文人托来托去只能是省作协的这些人。而这时的作家，已经不太吃香了，吃香的是刚刚富起的个体户。
祈安大哥出手了，他一下拿出了三千块钱让我在济南搞“腐败”。
李祈安的钱你不拿，你不拿他真跟你急，他会一张一张地把钱撕得粉碎。
但这钱最终还是没花完，因为我托来托去，只托了个公安厅的副处级干部，而且这老兄还不是外事处的，跟外事处的人也不熟。就这样，紧赶慢赶，9月底到了。我气愤不已，我爷爷则仰天长叹，我要是能见到邓小平就好了……我叔叔白白在香港等了一个星期后，黯然返台（他回去，别人才能来）。
临行前，他给我爷爷打了个长途电话：“爹呀，我烦哪，我烦哪。本来，我还想为家乡做件大事的，但这事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不想办了……”他说的这事就是捐款。
我爷爷说，你叔这是真生气啦。
第六部分
第60章
重修爱济小学，捐款汇给谁
骨肉分离30多年的重逢计划泡汤，我叔叔原有的心脏病一下又犯了，回到台北，就住进了荣军医院。医生的结论是：“不能劳累和生气，否则，会随时引发致命的心肌梗死……”
叔叔的秘书把情况告诉了爷爷。
我爷爷在电话里很干脆地说：“什么事想开点，别动不动生真气，就他这脾气若是在大陆，早气死九九八十一回了。”
三个月后，我叔叔出院了。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有时需要坐到轮椅上。他似乎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就又给我爷爷打了个电话：“爹呀，我老是累，好做梦，梦见回到了你身边，回到了老鹰崮……”说着说着就哭了。
“瞎说什么？咱爷俩还没见面呢。等上边政策松些的时候再说。”
“爹呀，我上次说的要为家乡办的事，还是得办呀。”
“这才像老二嘛。”我爷爷高兴地问，“那你想办什么事呢？”
“还记得我上学的爱济小学吧，我想捐笔钱给他们。”说着说着又抽泣起来。叔叔说，他一生清贫，辛苦积攒了约几十万台币（合人民币30万），如今儿女均已学成独立，都用不着，就想为家乡……
“好事，这是好事！”我爷爷马上喊道。接着，我爷爷告诉他爱济小学解放后就换名了，现在是县实验中学。又说，此事重大，容再三斟酌。
这样的大事我爷爷肯定与我商量。很快他又把我叫到了老家。
这时，祈安哥提出了一个问题，挺尖锐的：“爷爷，我看这事要冷静。一、爱济小学已不复存；二、现在的县实验中学是全县最好的中学，县里也重视，整天拨款，根本不缺钱。我倒想，俺叔叔这钱不如捐给最需要的学校，就像那崮下村小学。”祈安哥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凭什么城里的孩子上那么好的学校，农村的孩子就上差的学校。好学校的孩子将来可以考好大学，差学校的孩子日后只能是种地。这太不公平！照这样下去，到了下几代还是不平等。当年，我只上了五年级……”
祈安哥的公司虽有了很大规模，但他一直怨恨自己上学太少，他只上到五年级就辍学了。这其中既有当年的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你别说，祈安的话我爱听，像我的孙子。”爷爷表态了。他最后说：“不行就把钱使在崮下村小学。正好，可解决附近七八个村的上学问题。”
“可叫崮下村中心小学。”我说道。
“不，还是叫爱济小学。人老了有个怀旧心理。”最后证明，我爷爷说得对，我叔叔也坚持叫爱济小学。
把这意见给我叔叔一说，叔叔当即同意了：“好主意，自古救穷不救富……”
最后，他爷俩还商定：可以立个纪念碑，但只许这样写：爱济小学原学生，王续荫捐建。别的什么不注。同时，爱济小学四个字，由我爷爷书写。
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在30万元可是笔巨款。
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来了，很殷勤地到县政协看望我爷爷，言谈话语间，很是关心款子什么时候到位。
县教育局长来了，请我爷爷到的德顺楼。那个时候的德顺楼虽然还没有上“临朐全羊”，但已承包给个人（后在1991年被祈安哥一次性买断至今）。饭菜十分丰盛，据说上了当时还很稀罕的鲍鱼。
县实验中学的校长也来了，这校长走的是人情路子，七拐八拐，居然续上了他的一个大爷早年曾在山上跟我爷爷干过，说是个机枪手云云，可我爷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这些人一客气，反而引起了我爷爷的警觉。有一天差不多半夜，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单位宿舍的传达室（那时，电话尚未普及），和我关系甚好的传达室大爷又去家里叫的我。
“爷爷，什么事，深更半夜……”
“大事，我琢磨着……”他把县里的表现说了一遍，又说，“这么一搞，我反而不放心。要是把钱打了过来，他们不办正事怎么办？要是让他们吃了喝了怎么办？你不知道，这位副书记够贪的，”爷爷随即压低声音，“你祈安哥要上个水泥厂，他百般刁难，话里有话的说他儿子出国留学需要点钱……”
咦？瞧这块老姜，够辣的……
“说得好，爷爷，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枣庄已经发生过这种现象了，将台胞捐的钱用来办公司和盖宿舍了。”
“所以嘛，我想让你叔叔把钱寄给我个人，就说让我养老的怎么样？”老家伙狡猾狡猾的。
“好主意。这样你就可以掌握主动权了。爷爷，祝贺你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我最后打趣说。
老头子接着说：“谁说是百万，是30万。”很认真的样子。
“好好，30万富翁。”
“这还差不多……”
就这样，30万元很快打到了我爷爷的名下。为这，老人家还专门拿着户口簿去银行开了个户。“累得我够呛。”他逢人便说，“我有钱了，哈哈……”
钱没到了县政府，也没到了教育局，更没到了县实验中学。那些原先对他客客气气的人，见了他也不再理他。有一天，县委那位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在县府礼堂门口看到我爷爷，却装着没见着的。
我爷爷嘲他啐了口唾沫：“妈了个！”声音很大，估计那位副书记肯定听到了，他本人即使听不到的话，随行的工作人员也肯定听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吭气的。
我爷爷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末了，又小声来了一句“妈了个”。
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县里的第一大个体户李祈安旗下的一个建筑队开始往崮下村运石料、水泥、砖瓦。问他干什么。他大声说：“给俺爷爷盖别野（墅）。”
很快，全县都知道了，老革命王汉魁要盖别野（墅）。只是到了挖墙基的时候，我爷爷才告诉县教育局，他盖的其实是小学校，说盖别野（墅）是跟你们闹着玩的。
尽管教育局对我爷爷的这个玩笑感到极不高兴，但帮着盖学校毕竟是件好事，教育局的领导还得笑脸相迎，连声致谢。
三个半月后，三排崭新的砖瓦平房建起来了（那时还不时兴盖楼，建材也便宜，水泥4元钱一袋，砖4分钱一块，瓦5分钱一块，沙子论车卖）。我叔叔的夙愿如愿以偿。只是在刻纪念碑时，又多了我父亲的名字。上写：
爱济小学老同学王世荫、王续荫捐建。
看到最后的署名，我忍不住潸然泪下。我朝着台湾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躬：谢谢您了，叔叔……
还有个小插曲呢。
学校盖好后，还剩下4万多块钱。面对这4万块钱我爷爷犯了愁。这时，崮下村的支书已经换成了穆蛋的儿子，我们不妨叫他小穆蛋。小穆蛋仍是老称呼：“三爷爷，这些钱你自己留着用吧，买点好吃的。”
“去，我吃龙肉也花不了这些钱呀，不行，还得甩出去，不然我睡不好。”
最后，他又帮学校买了个小锅炉，又买了些体育用品。这样一算吧，还剩一万多，学校的校长（是绕弯的三儿）说：“这样吧，三爷爷您把这一万元存到学校的账户上，作为救助贫困学生的资金。”
我爷爷昏花的老眼马上一亮：“咦，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这钱不能给学校。”
绕弯的三儿说：“三爷爷连我也信不过？”
我爷爷说：“不是我信不过你，是我信不过这风气，怎么上边一来人就非要喝酒哩。是来检查教育，还是来检查饭菜？”
这么一说，绕弯的三儿无话可说了：“那您说怎么办吧，老人家，学校里差不多有100多名交不起学费的学生。”
老头子猛地来了一句：“要防止吃‘空饷’！防止吃‘空饷’。”
不仔细听的人，还真听不出“空饷”两个字来，也更不明白他话的意思。
两天后，他把小穆蛋和小绕弯同时找来：
“这样吧，你俩听着。你们马上给我列出个贫困学生名单来，等哪天放学的时候，开个大会。我要给他们分钱，一人一百元，让他们的家长与学生本人同时签字！我要发到户，发到个人，网跟过去在山上分饷一样……”
至此，小穆蛋和小绕弯才明白过来。两位自然不敢怠慢，只好照办。三天后，我爷爷将手中的余款全部散尽。
如今，当年的这批学生中大部分上完了初中，一小部分考了出来，工作遍布潍坊地区。最好的有读了山东师范学院的（现已改为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老家任教。由于基础差，他们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实事求是。
第六部分
第61章
能上北京不去济南
1986年秋，济南市文联决定要我。条件非常优厚，给一套三室一厅；如评职称，报评副高；同时安排我爱人的工作。
对此，全家都很高兴。
但只有一个人不愿走，那就是我爱人小静。她的理由是：家在枣庄，从小在枣庄长大，兄妹们也在枣庄（她父母已过世，只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怕到济南过不惯。
爱人在家是最小的，从小娇生惯养，我又大她几岁，故平日里处处让着她。爱人不愿去，这下可难坏了我。更重要的是，她放出话来：“如果非要去，就离婚。”
这话把我吓得差点休克。离婚可不是件小事。如果为了去济南而离婚，怕是有点划不来吧。
我爷爷那边倒着了急：“你怎么还不办手续，小心夜长梦多，共产党的事可是说变就变……”
“我……我……”我只好把事情的原委诉说一遍。
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反应，末了，老头子才说了一句：“那我过去一下……”
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是祈安哥送的他，专为他开了一辆东风牌卡车——他坐在驾驶室，打开车窗——哪怕是冬天，也得开个缝好散汽油味。加上大卡车的座位高，视线远，这样就可以不晕车。以后10多年里，包括他往返于沂蒙与济南，都是坐这种“专车”。
老头子的亲自出马，倒揭穿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爷爷来到后，并不动气，而是在一天晚饭后，同小静娓娓道来：“静儿呀，你虽然文化不高，但也上完了初中，应懂事理才是，新年能去济南工作，是大好事，这对他今后的写作事业肯定是有帮助的。济南是省城，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你怎么……”
“爷爷，我怕去了生活不习惯。”我妻子小声说。
“济南到枣庄不过300里，又不是去西藏，怎会过不惯？”
“我……父母不在了，我不愿离开我哥和我姐。”
“这更不是理由，姊妹们大了，都是应独立生活的。再说，过年过节了，你们就不会回来探亲吗？新年的妈妈、弟弟、妹妹也在这儿嘛。”
那时，我弟弟、妹妹已在枣庄矿务局机关工作，并且都已成了家。
“反……反正我是不想去。”妻子任起性来，谁也不好办。
当晚的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爷爷突然神经兮兮地对我说：“新年，不对头，这里边恐怕有别的道道。不然，不会不明‘能上北京不去济南，能去济南不在枣庄’的大事理。要不就是真傻了。
一连几天，我爷爷不再谈这事。他除了逗逗我两岁的女儿娇娇外，就是吃了饭就出门了，直到晚上才回来。
到了第三天晚上，他悄悄来到了我写作的小房间：“地雷的秘密我探到了……”
“行了爷爷，你就别开玩笑了。济南那边又催了。”
“小静有了第三者！”那时“第三者”这名词刚刚流行。
我又差点休克：“瞎扯什么呀，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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