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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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广东罗定县有共产党背景的《三罗日报》遭国民党当局迫令停刊。
　　5月18日，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因刊载蒋介石为敌机轰炸重庆告国人书，而被工部局吊销登记证，就此停刊。
　　6月25日，华文《华美晚报》因《中条山上小英雄》一文被罚令停刊四星期。
　　7月14日，汪伪“南京政府”训令将《申报》记者阿乐满、《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等7名外国记者驱逐出境，遭到坚决抵制，他们一致表示对驱逐令置之不理。
　　8月6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设立新闻检查部，对租界内的中文报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
　　8月22日，汪伪“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南京、上海各商家、娱乐场所在《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大英晚报》、《正言报》上刊登营业性广告，对“孤岛”的报纸进行经济封杀。
　　10月1日，汪伪“南京政府”通过《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在它的黑手能伸到的重要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遏制任何抗日的声音、不满的声音。
　　10月，江苏溧阳《江南日报》经理张济平被日军杀害。
　　12月，日军也将其控制的上海新闻检查所移交给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飞机洋狗”的丑闻
　　3月15日，胡政之未雨绸缪，远在香港沦陷之前，安排了《大公报》桂林版的出版。病中的张季鸾以“老兵”的笔名发了多次重庆专电。
　　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在《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张季鸾不无骄傲地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自从1926年接办《大公报》，15年来，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擎起一支秃笔，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从香港到桂林，辗转南北，在大时代里鼓与呼，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其言论影响之大、之远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像的。“文人论政”四个字既是他们对《大公报》的自我定位，也是对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概括。正是他们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张季鸾有幸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迎来了这一天。9月6日，长星坠地，一代报人在重庆一病不起，他的《季鸾文存》将作为少有的几部传世经典之一长留在中国言论史上。诚如胡政之序言中所言：“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12月13日，香港即将陷落，《大公报》香港版发表《暂别读者》的社评，以“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王芸生等在重庆为滞留香港的胡政之感到担忧，当他们在机场上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失望。然而就在包括胡政之在内“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之时，12月9日，香港至重庆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场上，“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被男装的孔小姐接走。王芸生愤怒了，12月22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揭穿了“飞机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说：
　　此等事例，已传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要知道一个国家若是正气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页161。
　　《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荣誉奖章庆典
　　此文一出，前者引发了昆明、贵州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后者直接导致郭的下台。24日，远在美国的胡适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在日记中写下：“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
　　之前，12月11日，重庆《新民报》也以花絮集锦的形式躲过疏而有漏的新闻检查，在“社会新闻”版头条发表了浦熙修采写的“飞机洋狗”消息。《伫候天外飞机来》注定了和王芸生的社评一起成为大时代一支令人难忘的插曲。
　　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1937年全国报刊有1031家，到1941年10月，获核准的只有273家，大部分还是亲国民党的或消遣、娱乐性的刊物。仅这一年被查禁的抗战以后出版的书刊就有961种。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收入了1938年以来查禁的书刊目录，共计961种。
　　从2月8日到21日，生活书店除重庆分店外，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地55处分店被封闭或被迫停业，贵阳分店有13人被捕，其中经理周积涵被押4年多，最后越狱脱险。2月22日，邹韬奋等主办、发行量最高达30万份的《全民抗战》三日刊，也在出至第157期后被查封。至此，他16年来惨淡经营的事业几乎全部被毁。两天后，他愤然辞去参政员一职，出走香港。
　　在上海“孤岛”，《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副经理李骏英、《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相继遭暗杀，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罗稷南等曾被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坚守“孤岛”发出抗战声音的人们无疑也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以笔为枪，把自己鲜红的血液一点点洒在了自己祖国的土地上。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孤岛”，当天上午，日军查封了《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中美日报》、《正言报》、《大美周报》、《大晚报》、《大英夜报》、《华美晚报》等外商报纸，连《良友》画报也未能幸免。26日起，日军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兄弟图书公司等八家出版机构封门检查达一月之久，被认为抗日的书刊一律被抄去焚毁，连纸张都遭没收。文化生活出版社曾被查抄，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曾遭日本宪兵拘捕。
　　12月15日，日军以刺刀命令《申报》、《新闻报》仍以美商名义恢复出版，以欺骗舆论。望平街上，有着悠久历史的“申”、“新”二报，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改朝移代，最终在日本入侵时代失去了品格，沦落凋谢了。
　　［记事］
　　1月8日，重庆《国民公报》、河南许昌《大河报》遭查封。
　　1月16日，湖南衡阳《开明日报》被迫停刊，总编辑等11人被捕。
　　1月24、25日，汪伪政府修正公布了《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不准出版物刊载“违反国策”的言论与新闻，以及主管部门禁止登载的文字，违者处罚。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新华日报》自贡分销处被迫关闭，桂林营业分处则被国民党武力查封（营业实际上一直维持到1944年秋）。在重庆，仅2月4日到16日的短短13天中，国民党军警宪特拘捕殴打《新华日报》的报童报丁就有35人次。最为严重的是2月6日，国民党秘密作出了《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发”的决定，大量《新华日报》被没收，周恩来亲往交涉，潘梓年先后5次致函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新知书店、读书书店除重庆一家分店以外，其余都遭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贵阳分店经理孙家林被关押3年2个月才逃回。
　　2月28日，桂林《救亡日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2月，太原的全民通讯社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被迫关闭。
　　1941年于香港创刊的《光明报》
　　春天，广东韶关有共产党背景的《新华南》杂志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共出版50多期。
　　4月1日，周鲸文在他主编的《时代批评》半月刊第69期提出人权运动十大主张。7月1日，推出《人权运动专号》，发表了《人权运动纲领》、《人权建国论》、《党派与人权》、《争取人权》、《保障舆论与保障人权》、《人权运动的行动性》等一系列文章。同一天，《华商报》也发表《保障人权》的社论。
　　5月10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杂志原稿送审须知》，针对《群众》周刊等杂志的惯用手法，规定：免登的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者按语内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被删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其他足以表示已被删节的符号。
　　这一年，青记总会和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分会均遭查封。
　　新成立的民盟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
　　1942年：陆蠡用生命书写正气歌
　　《大公报》桂林版风行大后方，发行量最高达6万份。子冈的“重庆百笺”等在《大公报》重庆版发表不出的通讯都是在桂林版刊载的，它和徐铸成执笔的社评一起成为《大公报》桂林版的特色。
　　从2月28日查封《世界知识》杂志开始，这一年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的报刊多达500多种。仅9月，重庆市图书审查处一次就撕毁书刊127种、1242册（其中有毛泽东、朱德、郭沫若、茅盾等人的着作）。相形之下，这一年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抗争就鲜有进入历史记忆的。
　　上海“孤岛”沦陷之后，编辑陆蠡（陆圣泉）还坚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岗位上，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继续为国人提供精神粮食，包括一些有抗日倾向的文学作品。4月13日，闻风而来的日本宪兵队到文化生活出版
　　用生命写下正气歌的陆蠡
　　社查抄整整两卡车的书。那天，他正好外出，一个前来送书的印刷厂工人却被抓走了。陆蠡毅然冒险到租界巡捕房去说理，这一去自然是自投罗网。文学界的朋友巴金、唐彛�、黄源、柯灵、许杰等多方营救，都杳无音讯。有人说他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但没有确切消息。冬天到了，唐彛�往监狱里寄棉袍，结果“查无此人”退回。
　　当年8月，从他狱中的难友那里，人们才得知他被日本宪兵关押期间，曾饱受酷刑折磨，始终不屈，
　　1942年3月，陆蠡与张宛若女士结婚，4个月后陆蠡即遭杀害
　　表现得极为坚强。日本人问他：“你爱不爱国？”他大声回答：“爱国！”又问：“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他回答：“绝对不能征服！”他每次受审时的口供都让身边的狱友“胆寒色变”。
　　7月21日，陆蠡被押出牢房，说是释放，但从此“失踪”，再也没有回来。以后，朋友们就把这一天当作他的遇难纪念日。
　　他的朋友吴朗西说他个性死硬，在任何强暴前面都不会低头，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和“迂”（陆蠡是台州人）。吴朗西说：“陆蠡太傻了，然而他的可爱，感召我至深的，就是这一股傻气、正气。”
　　陆蠡在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最终却成了散文家，留下了《囚绿记》、《竹刀》等传世的名篇。他还翻译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罗亭》、《烟》等小说。但与这些文字相比，陆蠡相信：“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慷慨赴死，义无反顾是“傻气”，是“硬气”、“正气”，更是这种“高贵”的体现。他的死难比他那些美丽的文字更加感人，他用34岁的生命书写了一首正气歌，1942年的中国将因陆蠡之死而永远沉浸在悲痛之中。
　　［记事］
　　2月7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图书送审须知》。
　　2月16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办法》。
　　3月7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审查处理已出版书刊细则》。
　　4月16日，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实施无线电收音机登记，各地警察局作为登记执行机关，目的是防止老百姓收听抗日广播。
　　5月5日，国民党当局公布《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
　　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物价政策。
　　1941年12月26日日本侵略者封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时的贴条及1942年1月16日启封时的贴条
　　5月29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国家总动员法》，第22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第23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着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自5月5日起实施。
　　6月，《华北文艺》主编蒋弼惨遭日军杀害。
　　9月29日，汪伪“南京政府”公布《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违禁收音机使用持有特许标准》、《各地违禁收音机特许委员会组织办法》。“违禁收音机”是指有短波装置的收音机。
　　9月，国民党当局连续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
　　11月25日，日本海军查封上海《申报》，起因于日本海、陆军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利益之争。12月8日，日本驻沪海军报道部捧出他们手中的傀儡陈彬和，《申报》复刊。同月，日本海军取代陆军接管《新闻报》。
　　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
　　1943年，岁在癸未。2月2日，继张季鸾之后主持重庆《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之后，心情激荡，挥笔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