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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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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教授费巩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遇害
从1937年到1945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311种书刊遭查禁。从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记载，被禁书刊达2000种以上。这些都只是不完全的统计，并不包括各地自行查禁者。
8月7日，重庆《国讯》社未经国民党当局检查、自行出版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接着，继上一年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多人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之后，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三人起草了一份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宪政》月刊、《国讯》周刊、《中华论坛》（章伯钧主编）、《民主世界》（孙科等主办）、《民宪》半月刊（左舜生主编）、《民主与科学》（张西曼主编）、《中学生》（叶圣陶主编）、《中苏文化》（侯外庐主编）、《现代妇女》（曹孟君主编）、《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等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都在声明上签了字。8月17日，就在《延安归来》一书被当局搜禁后，拒检声明也公开发表，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所有参与签名的杂志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由此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
当时整个战时首都重庆的杂志也不过是三四十家而已，这么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的刊物联合拒绝恶劣的检查制度确乎是一次空前的壮举。其中《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中学生》、《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等十大杂志同时决定出版一份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全部稿件都不送检的《联合增刊》。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也立即宣布坚决支持这一拒检声明。8月27日，重庆杂志社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8月31日，《国讯》、《宪政》等8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第二天起不再送审。
9月1日是记者节，《新华日报》发表激情四溢的评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抨击了国民党臭名昭着的原稿审查制度，热切地呼喊“八年来紧紧束缚着新闻记者的手，从今天开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开始可以透出一点气来了！”
《华西晚报》也在9月初发表社论《我们对于抗战结束时期新闻事业的六项建议》，提出包括立即取消党政机关出版特权、立即取消新闻检查、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解除对抗战时期被封闭的报刊禁令等在内的六点建议。远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迅速转载了这篇社论。
经历八年苦战之后，日本终于投降了，重庆杂志界率先发起的“拒检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回应，在百年言论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9月8日，成都《新中国日报》、《华西晚报》、《成都快报》、《大学月刊》、《天风周刊》《开明少年》、《现代周刊》、《大义周刊》及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国讯社等16家报刊、通讯社隆重集会，联名发表由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声援拒检运动，指出“八年来以战时为借口的检查制度，严重践踏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损害了中国新闻文化界的尊严和信誉。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切钳制言论自由的战时法令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政府既无意及时采取措施，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当然有理由自动宣布检查制度的死亡，”郑重表示“共同高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9月10日，在这一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
9月15日，重庆10家杂志的《联合增刊》第一期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重庆20家杂志以及响应它们的成都同行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即日起稿件不再送审。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北门出版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11个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响应重庆、成都的“拒检运动”，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
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当场成立永久性组织“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选叶圣陶、黎澍、沈志远等7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争取《发表的自由》宣言，提出了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实行备案办法，取消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等七项主张，把这场联署运动正式命名为“拒检运动”。
桂林、西安等地新闻出版界相继成立联谊会，响应“拒检运动”。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响应拒检。形形色色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单位，甚至学校的黑板报和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都纷纷通知国民党中宣部，不再接受战时检查制度的束缚。在国民党政府正式废除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之前，各种非政府报刊和出版社已纷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
10月4日，叶圣陶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第二期发表《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在论证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之后，他指出：“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早在这年3月29日、30日，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接见、宴请“美国报纸主笔协会”代表时，就一再告诉他们：“中国新闻检查制度并非永久性，在战后大概将完全取消或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取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更是“希望中国成为远东言论自由的堡垒”。
直到9月22日，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时，国民党中常会才通过决议，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除收复区和戒严区，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出版业审查制度都将于10月1日废止。
同一天，昆明《大路》周刊等11个新闻出版机构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免影响出版时间。
9月28日，国防委员会公布《废止出版检查制度办法》。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
10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声言“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十多家文化新闻团体联合发表《昆明文化界争取出版自由宣言》，明确提出“人民有经营通讯社和创办报纸杂志、印行书籍的绝对自由，除呈报政府备案外，不受任何党派的限制”、取消邮电书报检查、“保证人民有批评以至反对政府的权利”等六条要求。
10月10日，国共签署的《会谈纪要》中双方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言论、出版等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在国民党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后，《华西晚报》的黎澍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就是我们从此再也不用同新闻或图书杂志检查官打交道了。我们深感快意，因为这个万恶的制度是我们亲手把它埋葬的”。可惜他高兴得还是早了些，即使检查制度消失了，对新闻舆论的迫害并没有结束——
11月11日、16日，成都《华西晚报》接连接到恐吓信，以“捣毁”、“枪杀”等相威胁；11月30日、12月1日，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处两次被“奉命而来”的特务捣毁；12月23日，重庆《自由导报》遭查封……这些决不是孤立的，考虑到“收复区”和“戒严区”的检查制度尚未废除，查禁报刊更是家常便饭。
以立言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呼号。11月22日，马叙伦、郑振铎等91名上海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言论自由，呼吁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多名新闻记者还联名发表声明，反对上海市政府统制新闻的措施。傅雷在《新语》半月刊发表了《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一文。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建议新闻文化界开展拒绝登记运动。直到12月26日，重庆33家杂志还联合发表了《重庆杂志界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宣言》，提出立即废止“毫无民主气息，不合时宜”的《出版法》、《非常时期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管制办法》等五大主张。
［记事］
1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言论出版自由等主张，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出售这一天的《新华日报》，甚至派军警四处搜查。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给博古的信中说，“当《新华》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
2月1日，重庆妇女界胡子婴、史良等104人发表《时局的主张》。
3月12日，昆明文化界潘光旦、闻一多、沈从文等342人联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4月18日，重庆《新蜀报》被武装特务抢占。
4月29日，成都文化界周太玄、叶圣陶等126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献言》，要求“切实保障人民应享的一切自由”。
5月19日，剧作家李健吾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拘捕。6月，柯灵第二次被捕。期间，他们都曾饱受严刑。
5月29日，成都《华西日报》、《华西晚报》被捣毁后复刊没几天，又遭查封。
6月14日、7月12日，上海杂志公司、大时代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等29家出版单位先后联名发出《出版业紧急呼吁》、《出版业为文化危机向参政会紧急呼吁》。
7月12日，国民党当局在永安和福建全境逮捕了31位文化人，包括着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及《民主报》副刊主编董秋斯等11名新闻工作者，史称“羊枣事件”或“永安大狱”。即使在国民党宣布废除新闻出版检查之后，羊枣也未获得自由，甚至美国的压力、救援也都告无效。
8月10日，汪伪“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值班人员及时转播了重庆电台有关日本请降的消息。
9月29日，成都文化界方然、陈白尘、叶圣陶等248人联名呼吁，反对内战。与此同时，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尽快成立立宪政府。
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又拟定了《广播事业接收三原则》，目的都是加强控制。
10月10日，有中共背景《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10月22日就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只出版了12天。
10月13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在上海创刊后，不断遭到当局没收刊物、逮捕报贩等阻挠。
10月19日，吕平创办的《平津晚报》在鲁迅去世9周年时遭查封。不几天，他在北京创办《老百姓日报》，油印散发，不久又被迫停刊。
10月24日，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华日报》不可在上海出版。新华社报道，上海《建国日报》、《正义报》、《民族日报》、《前进日报》等11种报纸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奉命停刊”。
11月18日，北平《国民日报》、《平津晚报》、《国光日报》等遭查封。
11月30日，国民党当局以重新登记为借口，强令刘尊棋以美国新闻处名义于9月21日在上海创办的《联合日报》停刊（实际上有中共背景）。
11月，成舍我在北平复活他的“世界”报系，发表感慨万千的长文《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12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异哉所谓“戡乱”！》社论，“国民党的政权本是由于篡夺而来”，直斥其“抗战无功，建国无能，残民有勇，毁国有余”。
12月28日，《新华日报》报道：广州共有24家报纸，其中《晨报》、《民众日报》、《先粤报》等13家已被查封。
日本投降后，《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等纷纷在上海等地复刊，《申报》、《新闻报》在抗战后期曾沦为日本人的喉舌，国民党以此借口接管望平街上的这两家老报。
1946年：《观察》绝响
1月10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郑重承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然而话音未落，1月11日就传出了羊枣（杨潮）猝死杭州狱中的不幸消息。1月28日，国民党方面宣布废除《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及《邮电检查施行细则》等。但《大公报》2月9日指出“邮电检查制度迄未废除”。
1月31日政协闭幕，会上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确保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修正和废止之”，并具体规定，废除战时实现的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
着名记者羊枣
在蒋介石信誓旦旦作出承诺之后，一年当中至少有263家言论机关被封。从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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