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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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后世采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名词也都是梁启超那时率先从日文转译或创造的。那个时候的梁启超意气风发，继续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不是郭沫若用“保皇党”这顶大帽子所能盖得住的。不过“平心而论”，郭沫若接下来对梁启超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思想自由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
　　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创刊号
　　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阅，但《清议报》还是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中的日本洋行在中国内地传布。3月2日，张之洞指责《清议报》“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种种悖逆，令人发指”。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交涉，将康有为、梁启超等驱逐出境。19日，他在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的电文中要求，首先必须禁止梁启超他们“妄发议论”。
　　从5月4日起，唐才常担任上海《亚东时报》主编，发表了许多为戊戌变法叫好的文章。章太炎也曾和这份报纸发生过关系，遗憾的是敢言的《亚东时报》毕竟是日本背景的。在变法的呼声被鲜血吞没之后，在慈禧太后的禁报令下，整个中国无不噤若寒蝉，大半年中上海都没有什么新报刊诞生，士气沉闷，一片萧索。梁启超的《清议报》从日本岛上发出的那些声音仿佛是空谷足音。
　　［记事］
　　1月2日起，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谭嗣同的遗着《仁学》。
　　1月31日起，上海《亚东时报》开始连载《仁学》。
　　1900年：章太炎的“长枪大戟”
　　世纪之交，岁在庚子，一切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挟光绪帝仓皇西逃，“连日历行数百里，……不得饮食，既冷且饿”，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一旦逃亡到了西安，慈禧等依然是挥霍无度如故，声色歌舞如故，从春天到冬天，从天津到上海、汉口，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如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日维新血迹犹新，举国书生无不噤若寒蝉，有限的近代中文报刊只在租界或海外才有生存空间，即使如此，朝廷也是无一日不想去之而后快。
　　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讴歌少年中国，呼唤少年中国，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曾激动了千万青年读者。同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试图通过日本外务部约束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租界挂日商牌子的报纸，如《国闻报》、《中外日报》、《便览报》、《沪报》、《汉报》以及陈范接办不久的《苏报》等。
　　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一是以十万两赏银缉拿“罪大恶极”的康有为、梁启超，无论死活，都“一体给赏”，不求发财的也可以破格升官，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见恨之入骨。二是禁止他们的言论，“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如有读者购阅他们的报纸，“一体严拿惩办”。同时严查销毁他们的着作，美其名曰“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康、梁着作统统遭到了焚版、禁售的命运。
　　剪辫易服后的章太炎
　　其时，离六君子殉难不到两年，血迹未干，《清议报》等流布国内，影响不绝，说朝廷寝食难安并不为过。3月7日，张之洞下令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指控它们诋毁朝廷、诬谤慈禧，“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肆口狂吠，毫无顾忌”。“以后沿海各省报章……如有语涉悖逆者，一体禁止购阅，并禁止代为寄送，严行查拿惩办”。并严禁在汉口等地“续开报馆”，“与其拿办于事后，不若预防于事先。如在华界开设者，禁止购阅递送，房屋查封入官。即在洋界开设，冒充洋牌，亦断不准购阅递送，违者一并拿办”。“如有将屋租与报馆者，查封入官”。这一切理由都很堂皇——“以靖地方而安人心”。
　　7月25日，张之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联名致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要求英方配合，“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进京是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无偏无党”为宗旨的《新闻报》早在5月前后，就不断发表有关义和团的报道，严厉批评清廷的“妥协”、甚至“纵容”政策。6月，地处天津的《国闻报》因为批评义和团，受到了“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的揭帖警告。8月，八国联军进京不久，已有28年历史的《申报》发表评论，提出自己独立的看法：
　　义和拳匪以仇教为名起事，山东蔓延至顺直各府县。政府误信其有神奇之术，不即兴师雕剿，星星之火，遂至燎原。迨至阑入京师，益复目无法纪，杀书记，戕使臣，焚教堂，害教士，各国痛心疾首，义愤难平。于是占炮台，陷郡治，节节进取，攻入京城。
　　不管怎么说，这是曾在舆论界享有声誉的《申报》站在另一角度所看到的事实。虽为一家之言，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当然，这一年《申报》也不是没有遗憾的，7月，容闳、严复、唐才常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申报》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载。
　　就是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宣布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洲政府不道”，这篇文章和另一篇同样措辞激烈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一起，发表在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19期上。
　　《中国日报》是这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创办的革命报纸，是“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分日刊和旬刊，旬刊叫做《中国旬报》。此前尚未发表过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满色彩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62。
　　从此，章太炎就“以文章排满的骁将”（鲁迅语）的姿态出现在晚清中国的言论史上。
　　［记事］
　　1月11日，澳门《知新报》第111期发表陈荣衮的论说《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主张改革文言，以开民智，以“浅说”来“输入文明”。
　　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主持。
　　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缉捕康有为、梁启超。
　　3月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江汉关道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并禁止在汉口、汉阳等地“续开报馆”。
　　9月28日，日本人在汉口主办的中文《汉报》因为支持新党，在多次遭当地官府限禁后，自动停刊。
　　同年，陈范接办上海《苏报》。
　　《白话爱国报》在北京创刊。
　　连横在台湾台南创办《台南日报》，常有眷怀故国、反对满清的言论，与香港《中国日报》有密切联系。
　　广州《嘻笑报》旬刊以“对上不敬”罪名被粤督李鸿章饬令南海县查究，主编人朱通儒、杨肖欧等潜逃，报纸停刊。
　　广州《博闻报》因刊载慈禧太后西迁消息中有关于她“唇厚”、“口大”等词汇，以不大敬被广东巡抚下令南海县查封。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纪元更始，《辛丑条约》拉开了20世纪的序幕，割地赔款，国势日危。1月，慈禧在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匆忙发出了名动天下的变法上谕，要求各地官吏提出改革建议，次第实行，从此揭开了清末最后10年的变革序幕。姑且不论刘坤一、张之洞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使民间舆论也普遍认为，欲变革首先在于启迪民智，也就是从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入手。
　　这一年，《清议报》出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长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
　　杭州名士项兰生创办的《杭州白话报》
　　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称誉上海的《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等“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这一年，《申报》已出满一万号。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避居上海的英敛之，应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之请，悄然北上天津，紧锣密鼓地筹办《大公报》，名垂言论史的《大公报》已在历史的地平线下孕育。
　　《苏州白话报》创刊号
　　6月20日，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兰生）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在西子湖畔问世，初涉报坛的林白水用大白话起草了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乃至附近各地，“大受欢迎”。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回首当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9月，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创刊，也经常转载《杭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上的文章。
　　这一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应诏上疏，建议朝廷创办官报控制舆论，以抵制民办报刊。他称报纸是“耳目”，上下、中外之间都靠报纸流通，“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多不免乱是非而淆视听”。加上多数报纸设在租界，挂着洋旗，以清议的名义评论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止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这番话从反面印证了民办报刊在百年前在晚清中国的影响。他主张在“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并粗定报律：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妄受贿赂”等。报馆未设，先定“报律”，这四个“不得”就是加在未来报纸头上的紧箍咒。
　　《无锡白话报》创刊号
　　这一年出版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公布了《大清律例》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侯。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
　　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审非妖言惑众者，坐以不应重罪。
　　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62。
　　所谓“妖书”、“妖言”等都不是法的概念，可以任意拿捏，全凭掌权者的好恶，名为“法律”，实际上无法可依，动不动就处“斩”，这是何等的严刑峻法！以言治罪，“偶语弃市”，自古皆然，堂而皇之写入“律例”恐自晚清始。
　　［记事］
　　12月21日，《清议报》在出了三年之后，因一场火灾而停刊。
　　1902年：呼唤“新民”
　　因为《新民丛报》和《大公报》的问世，1902年注定要成为百年言论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年头。2月8日在日本横滨问世的《新民丛报》（半月刊），实际上算不上是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的机关刊物，经费由梁启超、冯紫珊等五人自行筹集，六股中梁启超一人就占了两股。他在创刊号告白中明确提出：“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精密、印刷之精美都令人耳目一新，“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从最初发行2000份，半年就突破了5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
　　旅居日本时期的梁启超
　　谓盛极一时。这也是“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这一年他还不到30岁。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
　　11月1日，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提出着名的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漫漫长夜里，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初涉报界时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说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一次大飞跃，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他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新民说》从这一年开始连载了近四年，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汉语所缺乏的新词汇就是他首倡的。从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氏自号‘中国之新民’，